中国震撼三部曲-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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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的大一统看做中国强大的根本原因。＇18＇
欧洲启蒙思想家还发现中国不实行欧洲的贵族分封制度（封建制度），所以国家无需向贵族特权势力妥协，从而可以“不持偏见地”统治。对于世俗的、非宗教的知识的重视，对于靠本事而不是靠世袭的科举制度，他们都非常敬重。在他们眼中，中国没有宗教化的意识形态，人们可以根据“理性”的法则而非“宗教的权威”来处理事务。经济上也一样，自由主义者的偶像就是中国。现在人们普遍把亚当·斯密当做经济学之父，而经济史学家普遍认为亚当·斯密的背后是“法国非常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魁奈（Francois Guesnay，1694—1774），他被当时的欧洲学人尊称为“欧洲的孔夫子”（Confucius of Europe）。魁奈认为，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也是税收的基础。孔子的儒家思想和他所强调的农业为立国之本的理念，在18世纪法国思想界和经济理论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是“自由放任”，而这个概念源于法文的laissez…faire，一般认为它是魁奈从老子“无为”概念翻译而来。
魁奈和米拉勃（Mirabeau）合作，在1763年出版的《乡间哲学》（Elemens de la Philosophie Rurale）一书中，就专门谈到中国的皇帝如何在每年的春天到来之时，到社稷坛主持亲耕大典，以示对农人的支持和对来年收成的祈望的事例。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小农经济里常见的劳作场景。康熙十分赞赏古代流传于世的《耕织图诗》，曾令宫廷画师绘制了“耕图”和“织图”各23幅，并为每幅图赋诗一章。其中有“从来蚕织女功多，当念勤劳惜绮罗”等句，显示出康熙对织女劳作的认识。后来雍正和乾隆两朝也几度临摹这套画作，表现出他们对耕织的重视。中国皇帝的这种亲耕仪式，给了欧洲宫廷很大的启发。路易十五在1756年曾亲自效仿，奥地利的约瑟夫国王在1764年也亦步亦趋，亲自参加了表示亲农近民的耕作仪式。＇19＇
这两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一个半世纪前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走红，但许多人没有认真读过这本书，就大谈所谓的革命容易发生在社会繁荣的时候。细心读过这本书的人应该注意到作者对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普遍向往中国的一段描述。托克维尔如是说：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们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民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往神驰”。＇20＇
当然，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中也有少数对中国持比较否定态度的，主要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们把中国政体定义为“专制政体”，他们的观点随着欧洲地位的上升、中国和亚洲地位的下降，逐步变成了西方的主流观点，影响至今。我们今天回眸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对中国的批评，就会发现他们的话语逐渐成为主流的过程正好是欧洲种族主义理论兴起的过程：即欧洲人是文明人，其他人种都不如欧洲人种优秀，甚至是劣等人。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是种族主义理论的起点之一，而黑格尔本人是一个忠于普鲁士皇帝的欧洲中心论者和集权主义者。他们从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种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故意把中国塑造成西方的对立面，中国是停滞不前，是“东方专制主义”，是历史终止的国家，以反衬西方的自由、文明和进步。这种虚构出来的话语体系后来也影响了很多中国人。
对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观点，许多学者提出过质疑。李约瑟就指出：如果古代中国“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与发明，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21＇真实的情况是，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广泛的领域内全面领先于欧洲。
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
首先，中国的多数皇帝是敬畏“天命”的，而“天命论”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的“契约论”。荀子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这个意义上，“天命”就是“人心向背”，就是对皇帝的警训。学者赵鼎新认为“天命观”某种意义上就是“政绩合法性”：“天命观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虽然统治者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可以通过德行影响天的意愿，当上天对一个统治者不满时，它会通过自然灾害的形式对其发出警告”。当皇帝的“天命”被广泛地视为不复存在之时，中国的平民百姓有权揭竿而起，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的这种“契约论”从提出到实践都比欧洲早了两千多年。相比之下，欧洲大大小小君主代表的才是真正的绝对权力和绝对专制。＇22＇
其次，与中国“天命论”相联系的是中国政治传统中强烈的民本思想。美国学者卡尔·宾格尔（Karl Buneger）认为，“中国的皇帝没有统治的‘权力’，仅有‘天命’，即，一种必须履行的职责。皇帝有职责治理好国家”，所以“一个好皇帝就要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治国安邦、抵御外敌、关注民生，例如，治理洪水、发展灌溉、修筑道路、赈济灾民。古代中国政府所承担的民生职责是大多数其他古代社会所不具备的”。＇23＇
第三，与中国这种“天命观”相联系的是选贤任能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如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中国实行了科举制，多数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相比之下，当时的欧洲大多数国家还是绝对君主制，官员也都是贵族世袭的，直到19世纪欧洲才从中国借鉴了科举制度，形成了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
第四，中国古代社会人民的自由度也普遍高于欧洲古代社会，在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而中国的土地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买卖的，在欧洲土地则大都属于封建领主；中国当时是小农社会，而欧洲是农奴社会，小农的生活质量和自由度远超农奴。
那么欧洲后来为什么能超越中国呢？现在看来主要是四个原因：
首先是战争。欧洲从16世纪开始一直在打仗，从三四百个国家开始，打到最后成了二三十个国家，但坏事变好事，当然这个“好”是要打上引号的，欧洲国家本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死亡和破坏无以计数，但一些主要欧洲国家的军事发展起来了，然后它们就到处打别人，包括建立海外殖民地，大量掠夺别人的资源和财富，后来也打败了中国，并强迫中国支付天价的赔偿，为欧洲的发展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中国自己则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西方的军事崛起还带来了民族国家的崛起以及社会组织能力和科技实力的提高。
二是金融。从与东方贸易中发了财的威尼斯等地的商人开始投资战争，发战争财，资助了欧洲内部的许多战争，这个传统后来又在荷兰、英国等国得到延续。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说，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源动力是棉花，而棉花来源于美洲（奴隶主控制的农场），工业革命产品的主要市场是美洲和亚洲，而非英国本身。他说“英国1689—1815年间超过其国力数倍的额外资金是从伦敦资本市场筹借的，而1840年之后，资金的赤字则由中国的赔款所填充”。＇24＇中国被打败后，中国的战争赔款系统也是英国人控制的。
三，与第二点相关，尽管古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好，造成了整个国家对进口白银的依赖。自16世纪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白银，并向中国出口白银，中国就患上了白银依赖症。中国没有充分意识到货币主权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当时的中国缺少全球视野，缺少处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眼光和经验。明清两朝，中国都没有解决好货币短缺和货币信用的问题，最后只能通过进口白银来平衡。明朝几位皇帝也尝试过建立国家统一的财政制度和货币信用，但均未成功（民国时期的法币也没有真正成功，中国的货币自主是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得到确立的）。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主导的货币体系由银本转向金本位，中国损失惨重，加上巨额的战争赔款等等，都是清王朝走向覆灭的重要原因。＇25＇
当然，第四点是中国自己的原因。中国朝廷后来妄自尊大的心理、不思进取的心态、闭关锁国的政策等等，使中国对外界发生的巨变几近麻木无知，整个国家自然也无法与时俱进，无法应对西方列强崛起所带来的血与火的挑战。
回望这段历史，英国和其他欧洲主要国家不是以平等的市场交换，而是以军事和金融的手段掠夺非洲、美洲和亚洲，并以军事侵略和金融扩张打败了当时的中国。时至今日，西方对世界的控制主要还是依赖这两个手段：军事和金融。美国在海外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并不时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挑起战争。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控制着对自己十分有利的世界金融体系。
当然，中国的情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关键问题。在军事方面，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扭转了乾坤。1840年以来，西方第一次对侵略中国的选择感到了畏惧，1949年4月还在中国内河里上下游弋的西方军舰再也不敢回来了，从此我们获得了60多年的和平。某种意义上，中国执政党对中华民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