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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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特点是承认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强大后，他真的尊重你，软实力强大之后他也会尊重你，而我个人认为政治话语是软实力的核心。我们一是要解构西方话语，二是要建构中国话语。这个过程中，会有必要的交锋，这个坎绕不过去，只有通过交锋，最终才可能交流得更好。在西方，如果人家向你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避而不答，那你就输了，你所代表的国家就输了。所以我主张自信地回应西方话语的挑衅，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把自己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的感受是，中国话语可以走遍天下，我们可以用中国话语把中国的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也可以把世界的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我们软实力的受众，特别是海外的许多受众，总体上是比较自信的，有的是出于宗教信仰，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信仰，有的是被西方媒体洗脑了，所以很多人是盲目自信，莫名其妙地自信，喜欢教训中国，但经不起交锋，真的交锋，一点就破。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我在伦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BBC一位主持人问我是否能够参加一场关于“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的辩论，我说没有问题，一定参加。在今天西方媒体的话语中，所谓“人民力量”指的就是“颜色革命”，他们还邀请了一位研究波兰团结工会的美国学者和研究“埃及之春”的土耳其学者。主持人很资深，也有一点傲慢。在辩论正式开始前，她先问了我一个问题：张教授啊，你认为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我说，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西方对中国的政治预测为什么老是出错？我都想不起来哪次是对的。我说，我本人曾订阅过贵国的《经济学人》杂志达15年之久，如果叫我打分的话，关于中国政治的预测，它只能拿C–，就这么个水平，预测了半天还不如我一个人预测得准。辩论开始后，她问我，你如何界定“人民力量”？我说，这个概念在西方媒体上，几乎成了“颜色革命”的代名词，也就是人民起来，而且往往是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推翻一个政府，但中国有一个很好的成语，叫做“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民力量”就像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在“颜色革命”中，人民造反，推翻政权，这是“覆舟”，但人民也可以“载舟”，中国过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就是一个“水可载舟”的经典案例。13亿中国人动员起来了，投入了一场改变自己命运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短短30多年，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和一个卓越能干的执政团队实现了一种高度的良性互动，创造了中国崛起的伟大奇迹，而且这种奇迹还将继续下去，中国将在1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
在场的那位美国学者大概从未见过如此自信的中国人，惊讶地说：“我周围的中国学者告诉我，中国面临的挑战太多了，一党制已经无法应对这些挑战，他们认为不能排除中国走向崩溃。”我说：“你周围大概是一批持不同政见者，老是盼望中国崩溃，但是这种关于中国崩溃的预测已经说得太多了，世界上还有多少人相信？”我建议她花时间好好研究一下中国历史，我说：“中国有四千年的朝代史，一个好‘朝代’的寿命至少250年，比美国历史都长。今天怎么都是中国历史最好的‘朝代’之一，所以中国今天的崛起，还是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二、在牛津大学谈中国模式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影响力的迅速扩大，整个世界都期待听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听到中国的话语，中国也有必要就自己和世界的一切向外界发表自己的评判。2012年6月20日下午，风和日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为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举行了一个发布会和研讨会，我就以“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为题作了一个主旨演讲，并和与会学者就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等话题进行了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以下是我那天演讲的主要内容：
首先要感谢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为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The China Wave：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举行这么一个发布仪式和研讨会，非常高兴有机会再次来到牛津大学。20年前我曾在这里做过访问学者，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牛津大学强烈的历史感和浓厚的思辨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帮助我形成自己研究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思路。这次你们又安排我住在牛津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学院底楼有学院之子大诗人雪莱躺在湖边“安睡”的雕塑。雪莱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著名诗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曾鼓舞过无数中国仁人志士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过去的30年中，这些诗句又鼓舞了无数投入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人，激励他们克服了改革开放过程中许多艰险，这一切为今天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雪莱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这种感觉无比奇妙。无疑，英国人的历史感在这里得到了最佳体现。这使我想到了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和英国人一样，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历史感极强的民族。如果说“雪莱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体现了英国文化的历史传承，那么在中国，孔子两千多年前的论著，今天多数中国人还可以阅读其原文，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中国今天的崛起离不开这种伟大的历史传承。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但我们也知道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充分。我接触过很多对中国了解甚少的西方人，在他们的感觉中，中国大致就是一个放大了的东德，正在等待一场“颜色革命”。他们还认为那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今天中午，牛津大学把名誉博士学位授予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这里就有人问我中国会不会也走上西方指引的政治道路。
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去过缅甸，这个国家的治理水平比中国落后至少40年，换上西方政治模式来治理缅甸，结果也不会好。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所以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并告诉他中国还会继续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缅甸的路，也不是埃及的路。埃及革命爆发后，我就说过，“埃及之春”将演变成“埃及之冬”，现在这种前景似乎变得日益清晰。
其实西方模式在西方本身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今天希腊的破产到西班牙和美国的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不久前套用林肯总统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说美国民主已经蜕变成了“1％有、1％治、1％享”。几乎所有民调都表明西方国家的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都很低，政府的表现远远低于本国人民的期待，也低于中国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这些情况说明西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
过去30多年中，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无数次地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但结果证明都是错的，中国没有崩溃，而是迅速崛起。西方对中国不断误判的深层次原因是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一旦他们能够尊重事实，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他们会看到中国过去30多年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革命，6亿多人脱离了贫困，约占整个世界脱贫人数的80％。这个成就奠定了中国今天的崛起，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外部世界。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变革。在座的大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一定听说过中国民间结婚有“三大件”之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三大件”还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到了80年代，已经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到了90年代，则成了“空调、电脑、录像机”；进入21世纪后，已经变成了“房子、车子、票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快的财富增长。当然我也要向大家表示歉意，因为这是一个过于“物质主义”的例子。但一个曾经上千年领先世界的国家，一落千丈后贫穷了200来年，然后在过去30多年中又迅速致富，“物质主义”一时抬头恐怕也在所难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文化建设也会赶上来的，中国的文化底蕴为这种文化建设和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迅速发展的中国自然也有自己的各种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而且不容易解决。我们可以把今天中国的崛起和当年英国的崛起作一个比较，英国崛起的时候，英国本土人口才一千多万人，但它已经有了比自己领土大几十倍的庞大的殖民地，英国可以把自己的问题都“出口”到外部世界，例如，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见者“出口”到美洲，而中国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却只能在自己内部消化伴随国家迅速崛起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但过去30多年的实践已证明，中国可以应对这些挑战。尽管中国存有各种问题，但中国总体的成功是确切的，而这种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国家的性质和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也不是另外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中国是一个集五千年连续文明和超大型现代国家为一体的国家。我这里可以使用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这有点像古罗马帝国一直没有灭亡，一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