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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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件”的时候，如果维吾尔族的媒体只替维吾尔族人讲话，汉语的媒体只替汉族人讲话，那么更激烈的民族冲突将难以避免。前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解体的：媒体自由演变成了民族厮杀和国家解体的催化剂。此外，凡是在西方生活过的人，也都熟悉西方那种无处不在的“舆论的奴隶”，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往往都是媒体和舆论的顺民（conformists），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多。
台湾地区媒体自由化以后出现的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严肃品位的报纸破产了，花边小道的《苹果新闻》畅销了。媒体在市场力量左右下的这种结局令人感到诧异。有人说，如果台湾过去是政治权威，现在是市场权威，那么市场权威比政治权威覆盖的面更广，台湾媒体也从“威权时代的哈巴狗变成了民主时代的疯狗”。实际上在整个东欧，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东欧剧变后的最大失落往往就是媒体的低俗化。不少受西方价值观影响较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最大的失望也是发现所谓民主国家的媒体原来是如此低俗。
西方所谓自由媒体对中国形成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我甚至认为无论中国人做什么努力都很难改变这种偏见，因为很多东西是历史形成的，比如，西方孩子从小学的课本中就读到：中国占领了西藏，尽管所有西方政府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2010年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异见人士刘晓波无非又是这种偏见的一次表现，背后还有一种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崛起的极度不安和恐惧，因为这种崛起已势不可挡，西方话语霸权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终结。
这还使我想起了2009年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时，一位德国汉学家对我叙述的一件事：他编译了一本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想在德国一家主要报纸上发一篇评论文章，介绍这本书。但报社的编辑告诉他，除非是中国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否则德国读者不会有什么兴趣。这位汉学家很惊讶地说：可这些作家在中国有无数读者呀？那位编辑还是摇头，认为德国读者不会有兴趣。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人说“孤掌难鸣”，也就是说理解是双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释，另一方根本不愿意听，那么理解之桥永远也不可能建成。这里关键是西方有没有了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愿，然后是这种意愿的强度如何。依我之观察，西方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长期以来远远低于中国希望了解西方的愿望。正因如此，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有4亿人学习英文，中国每年的出版物中20％为西方翻译作品，在西方国家这个比例不到2％，中国先后有160万青年学子去西方留学深造。
但话又说回来，这对中国就一定是坏事情吗？我想不。我甚至觉得如果西方愿意选择把自己蒙在鼓里，就让他们自己继续蒙在鼓里吧，因为我们信奉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由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了解，所以我们得以趋利避害，博取众长，学习了西方的很多长处，壮大了自己，而西方一直飘飘然，真以为历史发展到了终点，结果却陷入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困境。他们好像最近才突然发现中国的竞争力竟是如此强大。一位欧盟官员曾多次对我说过：我们与中国人接触时总发现，中国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从欧洲得到什么，而我们对能从中国得到什么从来都没有清晰的概念。
当然，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正在迅速上升，学习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也越来越不在乎西方媒体的偏见了。你该说的坏话都说过了，该造的谣都造过了，连在非洲的中国工人是监狱囚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玉树没有救灾而是藏传喇嘛在救灾—这样的谣言都出现了，但中国没有被说倒，而是越来越强大了。西方国家最终是承认实力的。你发展起来了，西方就会开始想方设法地了解你。所以我们可以把理解中国的任务逐步交给西方，让西方人自己来做，我们可以潇洒一点。比方说，我认为没有必要派代表团去西方国家介绍西藏问题。英国人从来不派团来中国解释北爱尔兰问题，法国也从来不派团来中国解释科西嘉问题，美国也从来不派人来中国解释夏威夷群岛的归属问题。他想了解西藏，可以自己来中国做调研。西方媒体还会继续贬低中国，但我们对此不必太在乎。十年后再看吧。如果十年还不够，那就二十年，最后后悔的不会是中国。
法国学者高大伟（David Gosset）2009年2月在《亚洲时报》曾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把拒绝客观地看待中国的西方势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是这样写的：
中国公民正在向世界公民转变。这一转变影响深远。……中国人对世界的浓厚兴趣并不意味着他们忘掉或者舍弃自己的传统。相反，对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的世界公民来说，对外国文化的开放旨在重新解读中国自己的传统。实际上，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回归中国传统和反思中国特性都是同时发生的事情。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国的文艺复兴开放呢？如果西方认为自己没必要向中国学习，没必要学习中国古老的智慧、美学和价值观，如果面对中国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还是拒绝质疑自己对经济和政治现代性的臆断，那么西方真可能成为最后一只井底之蛙。
第六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印度
一、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考
谈中国崛起，总要有国际比较才好。我的基本结论是尽管中国仍然存有许多问题，但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表现，特别是在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两个方面的表现，明显好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好于过渡经济国家。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我们需要进行国际比较。印度这些年发展速度比较快，也是大家谈论较多的国家，印度崛起的说法也不断出现在国内外媒体中。应该说，印度近年在软件业、制药业、外包业等方面，表现引人注目，取得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成绩。但依我之观察，印度与中国的差距还相当大，我估计二十年后印度恐怕也难以达到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这里我可以谈谈我访问印度的感受和思考。
我最近一次访问印度是2008年12月。就在我抵达孟买的前一个星期，也就是11月26日夜，孟买经历了它自己的“9·11”。10名恐怖分子袭击了孟买10多个目标（包括了著名的泰姬陵饭店、孟买中央火车站、犹太教活动中心等），而印度特种部队姗姗来迟，花了4天才平定了这场袭击，击毙了9名恐怖主义分子，活捉1人。整个袭击造成了近200名无辜者死亡，近300人受伤。由于恐怖袭击的缘故，一时来孟买的人锐减，我坐的飞机上一半座位都空着。我过去抵达孟买都在夜间，对这个城市没有多少“空中印象”。这次我选择了白天抵达的航班，还挑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期待从空中一睹这个印度的传奇城市。上午11点20分，飞机徐徐下降。我眼睛紧紧地盯着地面，我看清了，也震惊了，我看到的不是一个现代大都市的壮丽城廓，而是一望无边、密密麻麻的贫民窟。我早就知道这个1 400多万人的大城市中60％左右的人至今还住在贫民窟，但从空中看到贫民窟如此巨大的规模，于我也是第一次，只能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形容。
出了机场，四个汉子一起涌上来要帮我推行李，我让看上去比较面善的那位帮我推，随后给了他50卢比的小费，坐上了一辆没有空调、没有收音机的“大使牌”出租车。可我没想到，此时六只手同时敲打起出租车的玻璃窗，没有替我拿行李的那三个人也问我要小费。我的司机大声对我说“别理他们”，一踩油门就把车开走了。我从车窗往后一看，那三个汉子正抓住收我小费的那位不放，显然要从他那儿分出一杯羹来。印度的竞争看来真残酷呀。
坐上出租车，行驶在通往市中心的大道上，司机问我，过去来过印度吗？我说：“来过，二十年前。”他问：“你觉得印度变化大吗？”我往窗外一看，大道的两边还是贫民窟，客气地说：“有些变化，你们的机场正在扩建。”“一直说这条机场大道要拓宽，”他说，“但几年过去了还没有拓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两边的居民不同意。”我后来才了解到大路两边的贫民窟居民，已经被高度政治化地动员了起来，坚决抵制道路扩建。
在旅馆安顿下来后，我马上赶去火车站。我乘坐了孟买那种无门的城轨列车，从市中心的第一站Churchgate上车，一直坐到孟买城北的终点站Borivali；纵贯整个大孟买城区；但我一路上看到的竟然还是大量的简陋屋和贫民窟，某些地段也有一些新建的楼房，象征了渴望崛起的印度，但它们大都被包围在汪洋大海般的陋宅之中。第二天，我约了印度朋友S君一起走访了一个叫达拉维（Dharavi）的贫民窟，据说这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100万人，紧靠着孟买金融中心。坦率地说，这里的居所哪能算是房子，它们是暗天无日的窝棚，人均居住面积只有2至3平方米，平均1 400多人一个厕所（另一说法是上万人一个厕所），苍蝇乱飞，老鼠乱窜，各种传染病频发。这个贫民窟还是孟买最大的废品处理场：我看到无数打工者（很多是童工和低种姓者），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废塑料、废电脑、废瓶子、废罐头、废纸箱一一加以分拣，重新处理，这些人没有手套、口罩等最起码的劳动保护用具，连焚化废锡铁皮的炉前工也不戴口罩和眼镜。S君告诉我这里大部分劳工每日工作12小时，日均收入不到1美元，周末也不休息，自己还要管吃。
孟买贫民窟里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其中一部分是真心诚意地为贫民做好事，如办学、行医等，但另一部分则是黑社会组织，在贫民窟里呼风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