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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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和平与发展的大量机遇。这个理念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意识形态偏见最少的国家之一，使中国能大胆地借鉴别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
中国人从对事实的检验中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苏联集权模式没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没有成功，因而决定大胆地探索自己的路，改革束缚中国发展的各种制度和做法，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成果，并逐步摸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并非完美无缺，但在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方面，确实取得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就。
“实事求是”对于世界的意义在于：它提醒世人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相信教条，而是要理性地、客观地、准确地看待并探索一切问题。比方说，西方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动了所谓“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么会有问题，但仔细看一看事实，人们就不得不质疑：为什么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溃了？为什么苏联这样做就解体了？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西方那么受宠，但却被本国大多数民众所鄙视？为什么台湾地区现代化起飞了之后转学西方模式，结果经济滑坡了，贪腐更严重了，社会也分裂了？为什么韩国“民主化”之后的情况也和台湾地区类似，还不幸地先后成为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为什么东欧“民主化”已二十年了，但其民主品质，按照欧洲权威机构的评估，属于最差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命脉也大都落入外国手中。为什么整个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西方民主化而变成现代化强国的例子？总之，信奉“实事求是”的人，头脑是清醒的，他们知道西方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也知道自己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也知道一旦有人把西方民主模式推到了极端，就会变成民主原教旨主义，其结果只会是失败，甚至灾难。
2。民生为大
如前所述，中国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人还说，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全力消除贫困，努力改善民生，这是一个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正因如此，中国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方面，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中国“民生为大”的理念纠正了西方人权观念长期存在的一个偏差，即只重视公民政治权，不重视民生权。追溯其历史原因，我想大概是因为欧洲18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财产权等人权的时候，他们所代表的是当时新兴的有产阶级。在他们那个年代里，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都是合法的，最悲惨的贫困发生在殖民地，不在欧洲。今天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但世界人口的一半还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继续这种偏差是说不过去的。
“民生为大”还意味着在所有人权中，应该优先推动与民生有关的权利。美国从不认为消除贫困是人权问题。欧洲最多把消除贫困看作是消除享受人权的障碍。而对于中国，这不仅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且是一个核心人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将继续这样做。中国模式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绩大大好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在认知上的这种巨大差别。
世界上仍然有约30亿人饱受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大都无法解决好民生这一基本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中国模式来之不易。随着时间推移，我认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会从中国模式中取经。坦率地说，不是中国模式非常好，它有自己的代价，而是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实在太差，使大多数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脱贫的希望。
3。整体思维
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比较强，所以中国人做事情比较有战略眼光，能分轻重缓急。中国人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主张统筹思考，辨证认知，标本兼治。整体思维的出发点是整体包含了部分，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由于这种整体思维观，中国早在1980年代初，就制定了七十年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并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这个战略。
中国人的整体观也涉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尊严这些价值。这些价值在西方几乎完全属于个人价值范畴，但是在中国文化中，这些价值往往与国家安康的信念紧密相连。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战乱，人民把确保“天下太平”和“国泰民安”看作是任何一个称职的政府都不可推卸的天职。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家庭伦理又衍生出了“舍己为家”和“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传统，使得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把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尊严看得很重，并认为这与个人安全、幸福、自由、尊严密不可分。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相对成功表明，一种历史形成的传统，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总是有利有弊，关键是要学会趋利避害。中国这种把国家与个人看作一个整体的理念只要运用得当，可以比西方模式更有效地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西方人做什么事都喜欢从个体入手，因为它有个人主义的传统。如果我们也用这种方法，可能只能永远在西方后面爬行。我们发挥了自己的长处，从整体入手来促进个人利益更好地实现。我们创造的奥运模式不仅使我们取得了辉煌的奥运战绩，而且也推动了无数中国人热心地参与到体育、健身和公益事业中。我们举办残奥的模式也推动了无数中国残疾人个人权利的改善。我们主办世博会的模式也是如此。我们通过以整体为出发点的努力，既带动了城市建设理念的跨越式进步，又使无数个人更好地了解了什么是低碳环保的城市生活。
总之，在推动个人价值的实现上，中国采用从整体出发，推及个人的方法，似乎比西方通过个人主义的理念和方法更为有效。我甚至可以说，两种方法在效果上的差别大概就是邓小平的方法和特雷莎（特雷莎修女在印度做了许多扶贫善事，并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方法之间的差别，邓小平的方法是从整体入手，逐渐惠及个人，特雷莎的方法是从个体入手，逐渐感动整体；邓小平的方法使近4亿个人脱离了赤贫，获得了更多的尊严、自由和幸福，而特雷莎的方法拯救了很多个人，也感动了无数的人，但是整个印度扶贫事业迄今却没有多少起色。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较强的整体思维能力，因为它们的资源紧张，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发展目标，如果没有一种整体出发的、分轻重缓急的发展战略，它们的现代化事业很难成功。
西方哲学强调个体，中国哲学强调整体，两者本来完全可以互补，就像看到树木也要看到森林，看到森林也要看到树木，这样可以深化我们对世界事物的认识。中国已从西方强调个人的理念中获益匪浅，西方其实也可以从中国强调整体的理念中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政客短视的问题。西方政客往往只关心部分选民的短期利益，而忽视民众和世界的整体利益；往往只关心自己的选票和任期之内的事，而忽视更加长远的问题。如果这种短视继续有增无减，那么处理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性问题就会非常困难。在当今世界上，全球治理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更多一些的整体思维，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人做事讲究通盘考虑，讲究一个度，讲究动态平衡，讲究解决问题的最佳火候和时机。这些智慧对于解决西方面临的许多棘手问题，对于解决全球治理面临的许多难题都有积极的意义。
4。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历史上由于强政府带来过诸如宗教迫害、极权主义等问题，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把政府看作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中国情况则不同，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往往都和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中人们往往把政府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善”。历史上，由于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发，需要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来协调和治理；幅员辽阔还意味着中国各种地方和部门利益比一般国家复杂百倍，这也需要一个比较中性的中央政府来协调。
中国从秦始皇时期开始就实行了郡县制，各级官员由政府任命，而非世袭，科举制度也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都比欧洲早了1 500、1 600年，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中国强势政府有其内在的动力，有数千年历史的传承，也有数千年的实际操作经验，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个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对稳定性。强势政府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弱点是容易导致专断。
中国邓小平比苏联戈尔巴乔夫棋高一着的地方就是他认为没有必要放弃强势政府的优点，而是要对其进行改革并使之转型，从过去为实现乌托邦理想而奋斗的政府，转化为一个为实现现代化而服务的政府。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比另起炉灶，重建一个新的政治制度要有效得多。一种新政治制度从建立到运作，谈何容易，俄罗斯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普京上台，才开始理出一点头绪。即使像波兰这样转型比俄罗斯更为顺利的国家，转型二十年后的今天尚未能够把总统和总理的权限划分清楚。中国的做法虽有不足，但总体上是一种利大于弊的选择，中国在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领导下迅速崛起。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连美国这样一个一贯怀疑政府作用的国家，也开始实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