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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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新文学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第二个是要吸取精华，剔除糟粕。
第三个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谁现在敢反对这三条，将来翻旧账的时候恐怕是要吃苦头的。
“最后，我有两句话和诸位共勉，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如此才能成为中国文化界的脊梁。”林子轩总结道。
这两句话是陈寅格先生在1929年，他所作的王国唯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来的，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在大礼堂后面的副校长邵力字听到后，觉得这两句话很好，可以作为上海大学的校训。
北京大学的蔡元赔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作为校训，那么这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比北大的校训差。
林子轩的这堂课上完了，但围绕着新文学的争论远远没有结束。
第一百三十九章 《新文学之我见》
上海大学的副校长邵力字对林子轩的这堂课非常满意。
学校邀请林子轩讲课是为了借助林子轩的名气来打响上海大学的招牌，如果林子轩不痛不痒的讲一些诗歌创作，他才会失望。
林子轩在复旦大学讲了《红楼梦》，引起红学界震动。
现在在上海大学讲了对新文学的观点，一定能引起新文学领域的争议。
上海大学不怕争议，反而要提倡争议，一所学校如果没有几位富有争议的教授，那这个学校也就没什么前途可言了。
这是一个思想大变革的时代，来自东西方的各种思想进行激烈的碰撞和交流。
大浪淘沙，有些思想淹没在历史之中，有些却留存下来，成为这个国家的思想根基。
不怕你说话，就怕你说不出来新的观点。
上海大学的教授们对林子轩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以前他们觉得林子轩应该是那种有才气，也有傲气的青年人，有点恃才傲物的味道。
因为林子轩的名气大，却很少参与上海文坛的活动，只在一个小圈子里出现，真正认识他的人并不多，就给外界造成一种高冷的错觉。
其实，真正认识林子轩的人，比如周瘦绢这些人，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低调和谦虚的人。
林子轩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也就很自觉的保持着低调谦和，当然该显摆的时候还是照样显摆，这个要分场合。
这次讲课，他给外界树立了一个新的形象。
至少，上海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觉得林子轩是个真诚而风趣的人，能够正视自己过去的人并不多，而敢于在公共场合讲出来，进行自我批判的人就更少了。
这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型。
林子轩的讲课颇为风趣，提出的观点更是新颖，这就是真才实学，和他目前的名气是相符的，而不是徒有虚名。
他不愧是新文学的后起之秀，是新文学在鲁讯和胡拾之后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有了林子轩这个新文学的标杆人物，从此以后，上海大学也可以说是新文学的中心了。
第二日，林子轩对于新文学的观点就出现在了报纸上。
这是上海大学的教授写的文章，详细讲述了林子轩在上海大学的第一堂课。
因为是林子轩第一次提出对新文学的看法，所以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为了防止别人断章取义，林子轩写了一篇《新文学之我见》的文章，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新文学的见解，这个要比课堂上的内容更完整。
他对自己的写作历程进行回顾。
从而认为新文学应该是多样性的，要兼容并包，可以是鲁讯式的批判，也可以是诗歌的浪漫主义，或者是充满激情的革命文学。
这些并不冲突，这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他接着提出了“拿来主义”的问题，对于西方思想和传统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简而言之，就是吸取精华，剔除糟粕。
而最后归结到哲学层面，他讲述了古希腊的辩证法，通过辩证的方法寻求真理。
苏格拉底把辩证法看作是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而发现真理的艺术。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理不辨不明，事不鉴不清。
所以，不要怕争论，不要怕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是环环相扣的三个观点，把眼下新文学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基本上都有讲到，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实践。
谁对谁错，通过实践就会知道。
当然，这个实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谁的观点符合这个时代的潮流，谁就是对的，否则就会被时代所淘汰，这是时代的选择，也可以说是民众的选择。
林子轩的这篇《新文学之我见》发表在《学灯》副刊上，不仅在上海，甚至是北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新文学的各方派系纷纷发文响应，有支持，有批判。
以胡拾为首的一派支持新文学的包容性，认为新文学应该百花齐放。
鲁讯对于拿来主义颇为赞赏，但觉得新文学应该是有进步精神的，百花齐放固然是好事，可那些有害的杂草也应该被清除。
支持革命文学的一派认为用辩证法来验证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新文学是革命的文学，符合时代潮流，最终必将被验证为真理。
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则发出不同的意见。
他们认为旧文学中也有精华和糟粕，有些小说表达了进步的精神，不能一概而论。
于是，有关《射雕英雄传》这类小说属不属于新文学的争论在上海的报纸上争执不休。
郑震铎向林子轩诉苦，认为林子轩提出的观点是对的，但太过超前了。
等到新文学打倒旧文学，或者是新文学占据上风的时候再提出这种观点，新文学就能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评判和理清旧文学中的精华和糟粕了。
现在新文学才刚刚起步，这种提法无疑给旧文学提供了反驳的论据。
林子轩只能安慰他，新文学是社会的大趋势，这点艰难算什么，咬咬牙就过去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未来是属于新文学的。
他也只是说说而已，反正又不需要他和旧文学作斗争。
对于报纸上的争论，林子轩也翻看过，有不少批判他的文章。
有人认为林子轩让学生不迷信权威，可他把自己塑造成了新文学的权威，让学生迷信他那一套，这是进步还是倒退？
还有人觉得林子轩提出的解决办法完全无用，只是拖延之策。
所谓的实践，不过是把问题交给时间来评判，几十年后自然知道谁对谁错，那大家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干等着好了。
这其实是在偷换概念，实践不是干等着，而是不断的争辩和验证，从而得到真理。
更有人认为林子轩讲述在美利坚的往事固然值得称赞，但也说明他骨子里有着贪腐享乐的思想，这种人留在新文学队伍中是一个隐患，应该尽早清除这颗潜在的毒瘤。
林子轩对此没有做出辩解，因为有一拨人正极力的为他辩护。
以徐至摩为首的新月社成员在这次争论中非常的活跃，坚决的站在林子轩这一边。
徐至摩还用深情而浪漫的笔调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和林子轩在纽约的那两年》。
第一百四十章 第一次播音
在这篇文章里，徐至摩回忆了他和林子轩在纽约的生活。
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的曼哈顿区，是纽约最为繁华的城区，不仅有金融中心华尔街，还有艺术街区百老汇，其他商业建筑更是比比皆是。
可以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很容易陷入那种纸醉金迷的环境中。
林子轩在那段时间到剧院看话剧、看电影、出入娱乐场所，过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崇尚西方的文化和制度。
在当时或许是一种迷失，但从现在看来，这应当是林子轩文学创作的源泉。
徐至摩认为正是那段时间的生活，让林子轩深入的了解了美国的文化，从而创作出了西方式的小说，也正是在那段时候看了大量的话剧，才能写出如《日出》这样的剧本。
百老汇是美国的艺术中心，林子轩在其中吸收了养分，这是他创作的基础。
所以说，如果没有在那段时间迷失的林子轩，也就没有后来在新文学领域大放光彩的林子轩，那是林子轩不可割离的一部分。
当然，在叙述了和林子轩的深厚友谊后，接下来，徐至摩也顺便提了一下自己在美国和英国的经历，以及他结交的那些社会名流。
林子轩看过之后非常满意，他自己都没想到还能这么洗白。
如此一来，那段黑历史成了他写作的源动力，是他骄傲的资本。
有学问的人就是不一样，这一点值得学习。
而且，有帮摇旗呐喊的小弟感觉很不错，怪不得鲁讯和胡拾身边都有一拨人呢。
一旦有论战，自己先不出面，让小弟们冲锋在前，在紧要关头，自己再发出致命一击，这才是做大哥的风范。
林子轩甚至有把新月社做大做强的冲动。
什么文学研究会，什么创造社，什么语丝社，一路碾压过去，唯我新月，武林称王。
好吧，这只是他在心里的胡思乱想而已。
对于经营一个文学团体，他的兴趣不大。
何况新月社的成员身份复杂，以诗人为主，其中不少人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无论是在文学主张上，还是政治倾向都相差太大，能够坚持下去也算是个奇迹了。
不得不说，徐至摩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来，随着徐至摩的突然离世，新月社不久就解散了。
林子轩没有插手新月社的意图，这样就挺好，平时不过问，有事的时候还有帮小弟加油助威，就让徐至摩忙活去吧。
1922年11月29日，林子轩开车前往上海中西女校，他要把林晓玲和阮玲钰接回家。
中西女校实行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