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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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发起一场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革。
　　这是因为此时林子轩在国内文坛的影响力大增，有了让胡拾重视的资格，特别是林子轩在美国的名声，可以让他的主张更具有国际性。
　　林子轩对此颇为犹豫。
　　胡拾写信给他，说明在北平的那个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圈子接纳了他，把他当作了自己人。
　　但他知道胡拾的这份主张太过理想主义，根本行不通，后来好像还被鲁讯讽刺了一番。
　　这也是胡拾和鲁讯两位新文化领袖人物闹翻的开端。
　　以前，两人互相称赞过对方，不过随着各自的主张和道路的不同，两人越走越远。
　　署名代表着立场，代表着站队，不能不慎重对待。
　　在这个年代，新闻界议政之风盛行，从西方传进来的各种思想、主义都有市场，比如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
　　林子轩不愿意触碰政治，他内心里对此有很深的抵触。
　　然而，如果拒绝了胡拾，这份交情恐怕就淡了。
　　他倒不是害怕胡拾，而是以前胡拾帮过他，这就是人情，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他把胡拾的主张认真的看了一遍，发现除了过于理想化，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外，倒没有太大的问题，重点在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参政议政的权利。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提出这个主张颇为大胆。
　　老实说，北洋政府其实就是军阀统治，也就是军人干政，胡拾的主张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根本行不通。
　　事实证明，1922年9月，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的军阀吴佩浮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操纵政局。
　　他为了不被国人认为是军人干政，就推行了胡拾提出的“好政府主义”。
　　于是，以王宠晖为国务总理的“好人政府”成立，但这个政府不过是吴佩浮的傀儡罢了，只存在72天就夭折了。
　　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主张资产阶级改良只是一种理想。
　　除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这一点外，林子轩没有在这份政治主张中发现什么危险的东西，就给胡拾回信，认同了这份主张。
　　并婉言指出时局艰难，这种主张怕是难以实现，至于胡拾听不听，那就没法管了。
　　客观的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林子轩明白，如此一来，他或许就会被人分门别类，套上某个圈子的名牌，而同另外的圈子隔离开来，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你不能谁都不得罪，墙头草的结局一向不怎么好。
　　何况他还和鸳鸯蝴蝶派亲近，写着通俗小说。
　　如果被人知道他还是《寻秦记》那种艳情小说的作者，恐怕会跌碎一地的眼镜。
　　在民国的文坛林子轩也算是奇葩的存在了。
　　给胡拾回信后，他想了想，又给陆小蔓写了一封信。
　　在邮轮上的时候，洪慎发觉陆小蔓有表演话剧的天赋，众人一起排演《日出》，陆小蔓扮演的陈白露就颇为惊艳。
　　洪慎想要邀请陆小蔓饰演陈白露，陆小蔓自己也很有兴趣。
　　不过她还要回到北平向外交部汇报美国一行的工作情况，而且她的家庭背景也很难让她登台演戏。
　　在学校里排演话剧是兴趣和艺术，在社会上演出就成了演员和戏子。
　　殷明竹演电影顶住了家庭巨大的压力，陆小蔓是官宦人家，父亲是政府高官，如果是慈善义演倒是无所谓，那是社会名流的交际活动。
　　洪慎这种可是职业话剧，陆小蔓演出的可能性不大。
　　陆小蔓离开上海前，林子轩给了她两千块的银行汇票，这是翻译《乱世佳人》的稿酬。
　　按照国内翻译稿酬的标准，算是很高了。
　　而且，林子轩还给了她《乱世佳人》英文版百分之二的版税，现在看来不多，但以后将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他这么做是想保障陆小蔓的经济独立。
　　在这个世上，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就没有选择的自由。
　　两人之间是有情愫的，只是谁也没有点破。
　　林子轩写了一封问候的信件，沉默片刻，又附上一首小诗。
　　“总有些这样的时候，正是为了爱，才悄悄的躲开。躲开的是身影，躲不开的，却是那份默默的情怀。”
　　“月光下踯躅，睡梦里徘徊。感情上的事情，常常说不明白。不是不想爱，不是不去爱，怕只怕，爱也是一种伤害。”
　　这是后世诗人汪国珍的一首爱情小诗。
　　林子轩把信发出去，心中似乎放下了什么，以后的事情谁能说得清呢。
　　几天后，他接到了私立复旦大学的邀请，让他履行客座教授的义务，能到大学里讲课。
　　随着林子轩名气的增大，尤其是在国际上扬名，国内不少大学都发出了邀请，让他能前去讲课或者演讲，这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鲁讯和胡拾每年都会如此，现在林子轩也有这种待遇了。


第八十五章　开讲啦！

　　私立复旦大学始建于1905年，初名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创始人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柏，首任校董为国父孙仲山。
　　在后世，这是一所林子轩可望而不可及的学校，如今能去讲课，他觉得很荣幸。
　　年前的时候，复旦大学也邀请过他，那时林子轩和郭沫诺因为新诗的争论，和创造社的成员起了不小的矛盾。
　　如今郭沫偌等人在上海准备发行《创造》季刊，发表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诗歌小说等作品。
　　一个新兴的文学团体即将展露锋芒。
　　这次复旦大学的邀请更为诚心，不像上次那么的形式主义，复旦大学文学系的主任写了一封信给他，希望林子轩能谈谈文学创作和对新文学的见解。
　　最好是能在复旦大学开设一门课程。
　　在当今的文坛，北平是新文学的中心，有胡拾和鲁讯这种领袖人物坐镇，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都深受新文化的影响。
　　那里有新文学传播的氛围。
　　相比较而言，上海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就显得颇为守旧，而且十里洋场，纸醉金迷，都是可供消遣娱乐的文字，没有新文学滋生的土壤。
　　但林子轩是个例外，他一手写新诗，一手写通俗小说。
　　写新诗成了新诗的奠基人，写武侠小说成了大师级人物，连写外国小说也得到了美国人的追捧，林子轩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人物。
　　甚至有上海的文人把他和北平的胡拾和鲁讯并称为“新文学的三杰”。
　　这就有点捧杀的意味了。
　　说到底林子轩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他没有参与新文学的启蒙工作，在文坛这个讲究资历的地方，胡拾和鲁讯是新文学的领导者，林子轩只能算是跟随者。
　　没看到郭沫偌想要挑战前辈地位的下场么？
　　所以林子轩不会在大学里讲什么对新文学的见解，他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来，而且容易引起争议，引火烧身。
　　他也不想讲文学创作，有什么好讲的，都是抄袭而已。
　　那么，讲些什么好呢？
　　不想惹麻烦，讲历史或者历史上的文学名著是最好的办法，谁也不得罪，林子轩记忆里就有这一类的题材。
　　《品三国》、《红楼梦》、还是《明朝那些事儿》？
　　《品三国》是后世易仲天在《百家讲坛》上对三国那段历史的重新解读，受到众多媒体的追捧，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
　　易仲天把正史、野史、小说、戏剧中的三国放在一起讲，用通俗易通的言语来解构三国历史，的确很精彩。
　　但有学者就认为，历史是严肃的，是专业的，把严肃的事情变得娱乐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这也是林子轩需要担心的问题，在民国时代“戏说”历史，需要极大的勇气。
　　可以想见，一旦他在复旦大学开讲《品三国》，那些历史系教授一定会跳出来批判他一番，甚至认为他数典忘祖。
　　至于《明朝那些事儿》更不能讲了，也是对历史的重新结构。
　　林子轩可以用笔名把它们写出来出版成书，看看市场反应，却不能拿到讲台上去讲。
　　在这个时代，课堂是很神圣的地方，教师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
　　最后，只能选择《红楼梦》了。
　　红学可是一门大学问，按照后世的划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从清代乾嘉年间至1921年，称为“旧红学”时期。
　　从1921年到1954年，称为“新红学”时期。
　　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入“当代红学”时期。
　　其中又分为各种派别，混乱之极。
　　大概分为评论派、考证派、索隐派、创作派四大学派。
　　各派又细化为若干分支，主要包括题咏、评点、鉴赏、百科、批评、曹学、版本学、本事学、脂学、探佚学等等。
　　民国时期，确切的说是1921年是旧红学和新红学的分界点。
　　因为在这一年胡拾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书，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胡拾也成了新红学的开山祖师。
　　胡拾根据小说本身以及同时代或稍后的清人笔记、年谱、传记、诗文等材料，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补等题目。
　　从此以后，曹雪芹被绝大多数红学家公认为是《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在后世是公认的事实，但在1921之前，《红楼梦》的作者尚无定论，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清朝王府的某位贝勒或者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
　　胡拾之所以研究《红楼梦》纯熟偶然。
　　因为新文学和白话文的推广，在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
　　于是，各家书局开始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来印书。
　　由于不少古典名著都需要用标点符号来断句和分段，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