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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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郭沫偌黯然返回日本，这场论战才渐渐平息。
通过这场论战，林子轩做实了新诗奠基人的称号，文坛也算有他这号人物了。
上海私立复旦大学甚至邀请他到学校演讲，任客座教授。
这是民国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大学会邀请一些社会名人，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人才到大学讲课。
客座教授不占用学校教师的名额，也不用按时上课，按照上课的次数付费。
一般来说，一节课大约五块到三十块不等，要看受邀请者的名望而定。
林子轩答应了邀请，却没有时间去讲课。
他其实并不怕讲课，就算不讲新诗，也可以讲讲《三国演义》，或者是《红楼梦》。
他在后世喜欢看《百家讲坛》，对易仲天的《品三国》和刘新武的《揭秘红楼梦》很有兴趣，每期必看。
等到有时间的时候他可以用来冒充文化大师，当然前提是他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两本名著，否则很容易露馅。
林子轩正在忙着创办电影公司，首先是购买拍摄器材。
在这个年代，电影拍摄器材被垄断在外国人手里，他又不可能派人到国外购买，只能让上海的洋行进行代购。
洋行是指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商行。
在18世纪60年代兴起散商贸易，随之产生外商代理行号。
1840年以后，外商在中国的洋行日益发展，是外国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
在1911年之前的16年当中，包括棉纺、采掘、冶炼、食品、造船等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资企业共计120家，资本额近1亿元。
有的企业资本在百万元以上，某些企业资本甚至超过千万元，数额之大，表明了洋行企业在中国各个地区或行业中的垄断地位。
1911年之后，洋行在中国的扩张并没有中止，反而日益壮大。
林子轩发现想要购买电影拍摄器材，只能选择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
原本他在法租界小有能量，找法国人买拍摄器材最合适不过，可在法租界出售电影拍摄器材的正是上海百代公司，在公共租界还有一家英国留声机公司也出售拍摄器材。
不过英国人的设备质量比不过法国人，毕竟电影就是法国人发明出来的。
可他和百代公司正处在僵持状态，估计百代公司会狠狠的宰他一笔。
他也可以用冯敬尧的冯氏商行的名义代买，只是以后拍摄用的胶片等等，都需要购买，这是一个长期合作的过程。
他能瞒得了一时，却不能一直瞒下去，总会被百代公司知道的。
在商言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或许和解是个不错的主意。
林子轩打听过，百代公司在被他拒绝后，仍旧推出了流行歌曲的新唱片。
这个世上从来不缺少聪明人，他们模仿林子轩歌曲的曲调，稍加改变，然后找了一位戏曲界的名伶演唱。
从作词作曲到演唱，透着一股浓浓的模仿味道。
可模仿是那么容易的么？
林子轩选择的都是经典歌曲，稍微改动就会破坏乐曲的美感，加上乱编的歌词，和名伶戏曲化的唱腔，简直惨不忍睹。
那位名伶不知道唱戏和唱流行歌曲的区别，还是用唱戏的腔调来唱流行歌曲，给人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感觉。
完全是东施效颦。
百代公司推出的这场唱片刚开始销量不错，可随之而来的是极差的口碑，勉强收回了成本，但公司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看着黎锦挥带着孟晓冬在全国巡回演出，大赚特赚。
百代公司的经理张常福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为了挽回公司的声誉，也为了公司的利益，他要联系林子轩，打造全新的唱片。
至于条件，可以继续谈。
第四十一章 鸡犬之争，渔翁得利
百代公司的经理张常福是宁波人，他虽然对于唱片录音、制片等技术问题是外行，但是他具有经营管理的眼光、能力，以及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买办”这个词语，这是外商进入中国后催生而来的。
买办是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
由于需要熟悉英语和对外贸易，最早的买办是广东的掮客转变而来。
随着中国的口岸开放增多，租界变广，经济业务扩大，买办紧缩，以前以合同形式与洋行形成临时雇佣的掮客逐渐成为固定的代理人，即买办。
买办不仅是洋行的总管，账房和银库管理员，还是大班的机要秘书。
外商进入新开口岸，寻找一个当地有实力的买办是首要任务，他们大半雇佣广州原有的买办或由他们荐引的故旧亲友。
随着外商势力的扩张，宁波、湖州等地先后出现大批当地买办。
至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
以经手洋行生意为主要职责的买办，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员身分的标志，而佣金则成为其重要收入。
张常福就是一个标准的买办。
他头脑精明，善于抓住机会，在上海百代公司的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初正是他带着灌录设备和技师前往北平，灌录了大批京剧名家的唱片，才使得百代公司一举成名。
在灌录林子轩的唱片时，他同样持积极态度，因为他意识到流行歌曲是唱片行业的生机。
然而，林子轩得寸进尺，要求分成，这严重损害了张常福的利益。
在张常福的收入中，薪水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他的收入主要依靠收取佣金，而且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独立商人。
不少上海的唱片经销商背后都有他的资金，有些甚至是他亲戚开设的。
林子轩要求分成，对于法国人影响不大，只要把这笔钱转嫁到唱片价格上即可，损害的是张常福的利益。
所以，他拒绝了林子轩。
不过现在形势不妙，新唱片失败，法国人很不满意，他需要林子轩来扭转不利局面。
特别是他听说林子轩在和谋德利洋行接触的时候，就更为焦急了。
谋得利洋行是上海百代公司的最大竞争对手。
1897年，位于南京路上的英商谋得利洋行最先将蜡筒留声机和圆柱形蜡筒唱片引进上海，由于谋得利洋行的最先引进之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唱片被统称为“谋得利唱片”。
1903年3月中旬，英国留声机公司的录音技师弗雷德盖斯堡来到上海，在谋得利洋行买办徐潜麟的操持下，盖斯堡于19日进行了中国本土的首次唱片录音。
这批唱片被送往英国留声机公司位于德国汉诺威的工厂内加工成片，批量生产，然后于当年6月运抵上海，由谋得利洋行代理销售。
此后，谋得利洋行于数年内垄断了中国的唱片销售市场。
这种状况直至1908年柏德洋行（即日后的上海百代公司）成立后才逐步得以改观。
如今，在上海，谋得利洋行和上海百代公司竞争激烈。
谋得利洋行代理英国留声机公司的产品，也叫做胜利唱片，它的唱片封面上是一只正在听留声机的小狗。
东方百代公司代理法国百代唱机公司的产品，叫做百代唱片，它的唱片封面上是一只报晓的雄鸡。
所以，报纸上戏称两家公司的竞争是“鸡犬之争”。
作为竞争对手，张常福自然关注谋得利洋行的一举一动，甚至在其内部安插了眼线。
于是，他知道了林子轩和谋得利洋行即将合作的消息。
这对他来说是个糟糕的消息。
他当初之所以拒绝林子轩，是知道其他唱片公司恐怕都不会接受林子轩的分成要求。
对于他们这些买办而言，绝不会做出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
但事实证明，谋得利洋行可能让步了。
这些年，百代公司发展迅速，在唱片的质量和销量上都稳压谋得利洋行。
因为技术原因，谋得利洋行的唱片质量不高，但胜在价格便宜，和百代公司有一拼之力。
谋得利洋行拉拢林子轩恐怕是想在唱片内容上有所突破，从而获得发展。
想到此处，张常福坐不住了。
他要把林子轩拉拢过来，绝不能给谋得利洋行翻身的机会，否则百代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张常福在上海有深厚的人脉关系，特别是在法租界。
他知道林子轩和冯敬尧的关系，而冯敬尧和法国人关系密切，他通过法国人的关系给林子轩传达了合作的信息。
之所以弄的这么复杂，是因为他要用法国人来压一压林子轩，让林子轩有所收敛。
这样在谈判的时候就不会太过被动。
和上海的公共租界不同，在法租界，是由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支配。
而公共租界则是当地外国侨民的地方自治体，并不直接受任何外国领事，甚至是英国领事的支配和管理，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自治体。
所以，在法租界，法国人的权利很大。
张常福的意思很明显，我老板是法国人，你就算不给我面子，也要给法国人面子。
这是借势！
买办依靠外商生存，借助外商的势力已经成为他们的本能。
林子轩对这种依靠外国人打压中国人的方式很不喜欢，不过并不妨碍双方的商业合作。
谁让在这个年代中国本土的唱片公司还没有发展起来呢。
林子轩没想过和谋得利洋行合作，谋得利洋行的唱片质量差不说，名声还不好。
他们曾经为了追求利润，大批量的假冒戏曲名家的唱片，随便找个人唱，就说是名家出品，因此骗了不少人。
和谋得利洋行的合作本来就是他释放的烟雾弹。
他的确和谋得利洋行的经理谈过发行唱片的事宜，也提到过分成的问题，谋得利洋行的经理犹豫不定。
林子轩借助百代公司和谋得利洋行的竞争，给张常福施加压力。
效果很不错，他和百代公司再次坐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