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2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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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不容易出现意外的原因，因为他们掌握着消息渠道，哪里有危险会有人提前告诉他们。
这一天。他到上海震旦大学做演讲。
这是震旦大学，不是复旦大学。前者是法国天主教学校，后者是民间集资办学。
这两所学校颇有渊源。
震旦大学创办于1903年。受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奖学基金的资助，属于私立大学。
到了1905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试图控制震旦大学，将其变为教会学校，这种做法引起学生的不满，全体退学。
这些退学的学生在社会各界的资助下，筹集资金创办了复旦大学。
震旦大学从此成为了法国天主教的教会学校，位于法租界卢湾区，开设医学、法学、理工三所学院。得到法国政府的资金补助。
学校授课均用法语，学生来源多为徐汇公学以及各地天主教会所办学校的毕业生。
在这个时代，上海极少有公立大学，大多是民办学校。
作为社会名流和文坛领袖，林子轩经常被各所大学邀请演讲，只要有时间他都不会拒绝，有时候他会讲讲新诗，有时候他会说说在西方国家的见闻。
这是为了让这些刚刚进入大学的青年们开阔视野，认识世界。
这一次。他演讲的题目是《中西方文学的异同》，这是他和赛珍珠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
赛珍珠在康奈尔大学的毕业论文讲的就是东方和西方文明的互相影响，她对此有发言权。
演讲结束，有三名学生来找林子轩。神情颇为局促，手中拿着一本小册子。
林子轩接过来一看，是一本类似校园文学杂志的刊物。叫做《璎珞》，不是正规出版社印刷。而是手工印刷。
在各所大学里，文学青年们办文学杂志是很正常的现象。
有些较为出名。比如北大的《新潮》杂志，不过大多数都是籍籍无名，纯属个人爱好。
林子轩原本并不在意，礼貌的翻开扉页，却看到了创办者的名字。
戴望术、杜恒、施蛰寸、刘呐欧……
这些名字在1926年或许并不为人所知，但到了三十年代，他们会成为上海文坛的一股新兴势力，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林子轩有点尴尬，他记得曾抄过一首叫做《雨巷》的诗歌，正是戴望术日后的成名作。
他找了地方和三人攀谈，发现人生真是奇妙。
1923年，林子轩曾在上海大学教过一个学期的写作课程，他离开之后，戴望术和施蛰寸在秋季进入上海大学求学，彼此就这样错过。
到了1925年，因为五卅惨案，上海大学被租界当局查封，两人便转入震旦大学学习。
他们在震旦大学碰到了杭州同乡杜恒和台湾人刘呐欧，因为大家的文学观点和兴趣相投，便组成了璎珞社，创办了《璎珞》旬刊，发表一些诗歌和小说。
当然，杂志的反响并不大，属于自娱自乐的性质。
他们的文学观点偏向于自由。
在上海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位教师对戴望术说过这样的话。
“青年人都应该投身战场，拿起枪去战斗。诗歌是什么？诗歌是炸弹，是号角，是旗帜。”
这点他们并不认同，他们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不应该和政治牵涉到一起，不能成为宣传的工具，而应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这种观点和徐至摩所追求的自由主义还不相同，他们追求的是更为纯粹的自由。
在上海文坛，有鸳鸯蝴蝶派这种旧派作家，有创造社的革命文学，还有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写作主张等等。
林子轩是上海文坛的代表人物，提倡文学的百花齐放，他的作品风格各异，中西杂糅。
这让戴望术等人觉得林子轩的文学风格极为自由，正是他们所追求的道路。
他们想要写出不同于以往的文章，既不是旧小说，也不是革命文学，而是展现这个时代，表达自己思想的新小说。
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文学主张，后来和鲁讯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发生了一场有关“第三种人”的论战。
林子轩看着这三人，觉得任何文学派别都是在机缘巧合之下促成的。
加上那位不在场的刘呐欧，几位年轻的文学青年聚集在震旦大学，互相影响，互相学习。
没有人想到他们后来成为了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也是海派文学的重要一员。
他们的作品采用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展现了上海这座大都市的躁动和浮华。
在对都市中男女感情和生活的描述上别具一格。
有别于老社的平民角度、京派对都市的反感与仇视态度、左翼的理性心态，新感觉派给新文学提供了对于城市的更加新颖和深刻的理解方式。
这个时候，他们才刚刚起步。
对于这样未来大有作为的文学青年，林子轩自然极力拉拢，但也知道拔苗助长的坏处。
所以，他只是给予了少许的帮助，为这些人提供一个成长的平台。（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三章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林子轩看到妹妹来找他就有些头疼。
林晓玲回国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刚开始倒是合家欢喜，毕竟女儿两年没有回来，自然要好好的庆祝一番。
但随着相亲次数的增加，家里是愈发的不得安宁。
林家在上海滩是有脸面的家族，为女儿选择的相亲对象也是门当户对。
不是书香门第，就是豪门之家，即便比不上上海滩的顶级家族，也拥有不小的财富。
林晓玲却一概给拒绝了，不是嫌弃那些人太过保守，就是说他们没有志向。
这正是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拒绝一个人却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一次两次还可以理解，次数多了林家也不好交代。
要是传出林家眼界太高的风评，对林家的声誉会有影响。
于是，家里开始吵闹起来，林子轩只好四处避难，不愿意回家。
好在前些日子林晓玲安分下来，想要做点事情，她选择了一个研究课题，那就是用西方的新闻理论系统的阐述中国新闻行业的历史。
林子轩一听就愣住了，你的心也太大了吧。
他从事新闻行业，知道这件事的困难程度，历史哪里有那么好写，如果只是泛泛而谈，倒没有什么，想要深入挖掘，详尽叙述可不容易。
1815年，中国第一份近代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由英国传教士创办。
这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近代报刊。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发端。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
这一百年来，仅仅是上海一地就先后出现了数百种报纸，更别说其他地区了。有的报纸很快消失，有的报纸一直延续至今。
光是搜集资料就要耗费数年的时间，还要从中整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报纸，分门别类。
而且，中国的新闻行业牵涉到国家的变迁，政治的博弈，还有外国势力的插手。
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
想要进行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研究。不只是耗费时间的问题，还需要有这个能力和学识，否则弄不出像样的东西来。
不过林子轩没有打消妹妹的积极性。能够让她有点事情做也好，家里会安宁很多。
他把妹妹介绍给了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的会长戈公震。
戈公震是上海著名的报人和记者，在新闻行业颇有声望，出生于1890年。江苏东台人。
他在1913年来到上海。先是在书局做学徒，后来成为《时报》的总编辑。
1921年，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戈公震是首位会长。
此人对于新闻行业的历史知之甚详，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讲授新闻学。
不要奇怪这些大学的名字，它们大多是民办学校，说难听点就是野鸡大学。
这些大学的毕业生很难得到国外大学的认可，不像是清华和北大那样具有知名度。
这个时候。戈公震花费数年之功编写完成了《中国报学史》，较为全面的叙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程。可谓是一部难得的学术著作。
这让林晓玲极为郁闷，原本自己兴致勃勃地准备大干一场，却发现人家已经做完了。
戈公震非常大方，他把还没有出版的书稿给林晓玲观看，希望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高才生能够提提意见。
在中国的留学生里，学习新闻专业的并不多见。
林晓玲看完之后，结合她在西方学到的新闻理论，还真的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国报学史》史料丰富，却不够系统，研究的不够深入，没有形成理论性的东西。
戈公震接受了这些建议，他并没有学习过新闻理论，都是依靠自己不断的摸索。
和林晓玲交谈后，他决定前往西方各国一趟，抱着学习的态度考察各个国家的新闻行业，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经营报业的。
如此一来，林晓玲又变得无所事事了。
她除了加入了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外，再次陷入相亲的死循环之中。
作为哥哥，林子轩对此爱莫能助。
林晓玲这次来找哥哥是因为她又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创办一所教授新闻专业的学校。
这不是综合性的大学，而是类似于短期培训班的教学机构，让中国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编辑们接触到西方的新闻理论知识。
事实上，中国的报刊编辑和记者们基本上都不是专业出身。
在这个时代，报刊编辑和记者的入门门槛较低，只要认识字，先从报馆的校对工作做起，逐渐升职成编辑到主编，很少有人接受过新闻专业的教育。
以周瘦绢为例，他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工作了，作为文学青年进行写作和创办刊物。
就这样，一步步的成为了《申报》的编辑。
别看上海的报业发达，有上百种报纸同时发行，但上海的新闻专业是从1921年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