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第1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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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理想，如今正在一点点的实现，虽然过程中会有艰辛，不过一切都很值得。
其他人或许只是感慨人生，但汪精为尤为动容，和其他文人不一样，他的理想和抱负是在政治上，这句话让他感触最深。
“子轩啊，你真是深藏不露。”胡拾赞许道，“想不到你不仅新诗写的好，这词作的也好。”
“让诸位见笑了，只是有感而发，不怎么应景。”林子轩谦虚道。
“的确有点偏题，不过气势很足。”胡拾点评道，“青年人就应该有这种气魄。”
以他在文坛的身份自然可以这样说。
很多年后，胡拾还曾点评过一首《蝶恋花》，和这首《沁园春》是同一个作者，胡拾指出了词作中韵脚有问题，并称“没有一句通的”。
当然，这种说法有失偏颇。虽然那首《蝶恋花》的确不押韵。
“今日有这首词便不虚此行。”徐至摩兴奋道。
他同样奇怪林子轩还会作旧诗词，在他的印象中，林子轩的古文基础很差。
他们这代人蒙学的时候正赶上清朝末年，在小城镇进行的是私塾教育，但在上海租界内，早已有了西方式的学校。
徐至摩先在家塾读书。后进入硖石开智学堂，从而打下了古文根底。
林子轩则直接进入了上海虹口爱国小学读书，虽然学校也教授古文，但古文的底子不好。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徐至摩在心里感慨。
就像是几年前在纽约的时候，如果谁说林子轩会写小说，他一定认为是个玩笑，可现在林子轩已经成了新文学的领军人物。
其他人则没有这种怀疑，他们觉得林子轩既然敢讲《红楼梦》。对传统文学自然有很深的研究，写一首旧诗词是正常现象。
这首词写的很好，说明林子轩的古文造诣很深。
众人对这首词谈论了一番，抒发了一下感想，也就仅此而已了。
这次来海宁不仅看了钱塘潮，还结交了朋友，听到了一首好诗词，大家都很满意。
徐至摩提议众人先看夜潮。看完后开船到他老家硖石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到锦霞馆吃羊肉面。再去俞桥看枫叶。
钱塘夜潮很有名，不仅是看，重点是听，就像是听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曲一样。
但在这样的天气，夜晚会很冷，任叔勇和陈衡浙夫妻二人执意要回上海。
林子轩也想回去。却被徐至摩挽留，于是，一拨人回上海，另一拨人返回了杭州。
晚上的时候，众人在西湖旁的老字号楼外楼吃了一顿大闸蟹。
吃蟹是一个讲究活。汪精为因为不怎么精通而被徐至摩讥笑为外行，他也不生气。
此人很能饮酒，一个人喝大半瓶白酒毫无醉意，席间众人谈天说地，好不热闹。
谈论最多的还是诗歌的话题，大家又把林子轩的那首词点评一番。
徐至摩喝的有些微醺，说起了他在英国的游历。
并把英国的社会精英推崇林子轩的事情说了出来，甚至提到美国诗人艾略特写作诗歌的灵感来自于林子轩的诗作。
艾略特的《荒原》已经发表了一年的时间，在欧美诗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文学评论界对《荒原》的解读层出不穷，认为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诗歌之一。
艾略特因此名声大振，成为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但在中国，艾略特还不为人所知，只出现在文学杂志中一些介绍性的文章上。
《文学周报》 1923年8月27日的“几个消息”中谈到英国新办的杂志《阿得尔非》时，提到艾略特为该杂志的撰稿人之一，除此并无过多评价。
1927年12月《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号刊载朱自青翻译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杰姆逊的《纯粹的诗》，译文中提到艾略特的名字。
真正让艾略特在中国声名鹊起的是在三十年代。
1934年4月，叶公朝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上发表《爱略特的诗》，这是中国最早系统评述艾略特的论文。
1937年，清华才女赵罗蕤第一个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译成中文。
所以，在座的人对于艾略特这个人没什么印象，只知道有位外国诗人喜欢林子轩的诗歌。
林子轩也不可能告诉他们艾略特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以后还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样有点自吹自擂的嫌疑。
所以他只能什么也不说。
等着吧，等到几年后艾略特的诗歌传入中国，有你们惊讶的时候。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这个时代，中国文坛和世界文坛之间的隔阂，中国人迫切的想要朝外看，了解整个世界，不过这需要时间。
在座的学者虽然不知道艾略特是谁，但从徐至摩的讲述中知道了林子轩在英国很受追捧，加上林子轩在美国文坛的影响力，让他们对林子轩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说林子轩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家并不为过。
后来，他们还谈到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话题。
按照徐至摩从梁启朝那里得到的消息，明年泰戈尔可能会到中国访问。
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坛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1920年，蔡元赔等教育界人士向泰戈尔发出了访华的邀请，当时泰戈尔正忙于国际大学的筹办和在欧美的访问，没有能成行。
1922年冬季，梁启朝领导的讲学社又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访问。
泰戈尔接到邀请后很高兴，决定于1923年8月前往中国访问，可是，泰戈尔这时候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因此将访问的日期推迟到第二年的春天。（未完待续。）
第一百八十五章 泰戈尔与新文学
林子轩看得出，梁启朝和胡拾他们对于这次泰戈尔的访问非常重视。
这是一个“崇洋媚外”的时代，当然，这个词的意思和后世的不大一样。
当外国列强用洋枪大炮轰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时，中国不得不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的道路。
中国的近邻日本，正是因为通过明治维新，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开启了工业化的浪潮，从而变得强大。
于是，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
在这种思想下，一代代的中国人前往欧美等国留学，学习技术，学习文化，期望能够改造社会，振兴国家。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对西方的科技和文化推崇备至。
新文化的开端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指的是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赛先生指的是数学和科学。
青年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礼教以及封建**思想发起猛烈的攻击。
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中国全盘西化的主张。
所以说，这是一个“崇洋媚外”的时代，不少人认为西方的文化和科技都是好了，只要中国按照西方的那一套治理国家，就一定能强盛起来。
从后世的眼光看，这种认知有一定的道理，否则后世也不会对外开放了，但过于偏颇了。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泰戈尔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他的诗歌被西方的主流社会所接受，他在欧美等国受到追捧，当中国的学者还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有人已经在西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让中国的学者既羡慕又好奇，想知道这位诗人是怎么做到的。
从这里也能知道为什么林子轩的小说在美国受到追捧。会让他在国内的名气直追鲁讯和胡拾了，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一直有着文化往来。
印度现在是英国的殖民地，和中国一样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压，在这种相同的境遇下，中国学者希望能从泰戈尔这里得到些什么。
想知道这位大诗人如何看待中西方的文化。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对泰戈尔感兴趣，有些人甚至极为排斥。
因为泰戈尔注重东方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为推崇，他虽然在西方受到欢迎，却时常批评西方的文化。
不可否认，他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他的诗歌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来源于印度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观念。
也就是梵我合一。
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信奉神灵，这影响到泰戈尔的诗歌创作。
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
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
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
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崇。以及这种“神学”的观点得到梁启朝和胡拾的认同。
胡拾正在提倡“整理国故”，正是要把新文学拉向传统文化的方向。
但陈独绣和郭沫偌等人则对“整理国故”大加批判，也对泰戈尔没什么好感，就连鲁讯都在冷眼旁观，不时讽刺两句。
新文学内部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分裂就在眼前。
胡拾和徐至摩等人之所以对泰戈尔的来访重视。除了这是一次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盛事外，还想着用泰戈尔为自己的文学主张造声势。
连受到西方社会追捧的大诗人泰戈尔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我们自己国家的学者难道不该反思么？
林子轩无意插手新文学两大派别之间的争斗。
从后世来看，客观的说，两者只是选择道路上的不同。对新文学都做出了贡献。
徐至摩显然不会让林子轩独善其身，泰戈尔如果来到中国，第一站肯定是上海，到时候接待的工作就是林子轩负责了。
林子轩的名气虽然比不上泰戈尔，但也算是中国诗坛的领军人物，身份比较合适。
林子轩答应下来，这是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至少在礼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