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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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恒湿。
日本卖房都是按照实用面积计算。王栋的房子刚好是100平方米，如果按照中国以建筑面积来计算卖房的话，应该是130平方米。也就是说，每平方米的售价约为35万日元（约2。6万元人民币）。
同时，日本出售的新房都是精装修房，并配置基本的设备，如橱柜、卫浴设备和壁橱，购房者“拎着包就可以入住”。王栋买的那套房子，如果按上海的装修标准计算的话，装修费至少花了30万元人民币（约400万日元）。也就是说，王栋花了4500万日元买下了130平方米的房子，事实上已经省去30万元的装修费，实际的购房款只用了4100万日元（约315万元人民币），每平方米的实际售价只有2。3万元人民币。
此外，日本购房者享受的房屋绝对质量保证期是20年。在20年中，房子出现裂缝、倾斜、渗漏等建筑质量问题，房产开发商必须无偿修理，并作出相应的赔偿。
王栋不久前到上海出差，到闸北区去转了一圈，发现那里130平方米的二手房，总价已经高达400万元人民币，比他东京的新居还要贵。而他半年前在东京买下的新居，估计已经跌到4000万日元。因为日本的二手房相比新房价格都会略低。
目前，王栋已经接受了公司人事部的调派，准备明年带绫子到上海工作。但在多方比较之后，他同时决定，不放弃东京的房子，也不买上海的房子。理由很简单：上海的房价让人看不懂。因为东京的收入比上海平均要高出8倍，即使上海的房价目前与东京一样，但如果结合收入水平，事实上上海的房价已经比东京贵了整整8倍。
经济适用房不“经济”
在上海，越来越司空见惯的高房价，其实正一步步进入一个背离百姓生活的怪圈。而有人被这个怪圈所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09年11月底，上海海事大学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的消息曾轰动一时。
杨元元是湖北宜昌人，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当时弟弟尚不满四岁。多年来，母亲一人含辛茹苦将姐弟俩拉扯长大。1998年，杨元元考取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两年后其弟也考取了武汉大学环境科学专业。
在弟弟考上大学后不久，母亲所在的工厂面临搬迁，必须自己出钱在新厂所在地购买房屋。但当时杨元元学费尚未凑够，弟弟也是贷款读书，家里无力购房。失去了住所，母亲只得到武汉大学与杨元元住在一起。武大经管院领导体谅其家庭特殊情况，予以照顾，并让她缓缴学费。在随后的日子里，杨元元通过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其弟弟也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读博。
大学毕业后，杨元元在武汉找了几份工作，慢慢还清了债务，并有了一点积蓄，这时，她萌生了继续读书的念头，并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海商法公费研究生。
此时，杨元元的母亲也年近花甲，需要照顾，她再次带着母亲踏上求学之路。海事大学临港校区地处偏僻，租房不易，杨元元也无多余的钱款可供租房，她再次萌生让母亲借宿学校多余宿舍床位的想法。她多次向学校申请，说明情况，请求学校能让母亲暂住，但始终未果。
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杨元元与母亲共同挤在宿舍的小床上。但学校最终没有为其母亲安排住宿，要求她在校外租房，并“禁止其母亲再进宿舍楼”。“找房没有着落，杨元元5天5夜没有合眼，精神彻底崩溃，于是发生了11月26日早上的惨剧。”
杨元元家属表示，他们不会把亲人的死全部归咎于校方，但校方也有责任。他们认为，杨元元自杀首先是自己想不开，但学校宿管人员对杨元元及其母亲的恶劣态度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偌大的上海滩，居然无力在此为劳碌半生的老母亲找到挡风遮雨的栖身之所，这种绝望恐怕就是压垮杨元元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今生命已逝，我们无意再追究谁对谁错。一位网友针对此事件评论说：“如果上海市政府能早日落实保障性住房政策，那么杨元元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被寄予厚望的上海经济适用房，并非高房价的解药，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毒药。
2009年12月11日起，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试点工作在徐汇、闵行两区正式启动。但上海的经济适用房，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尴尬。
首先，有人质疑经济适用房到底能覆盖多少家庭？根据《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经济适用房申购家庭需要满足上海户籍5年以上，人均住房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2300元以下，人均财产在7万元以下等条件。为了保证申购人经济状况的审核质量，上海还专门成立了居民经济状况核查中心，并将户籍、住房条件核查作为各街道年度重点工作来抓。
几乎苛刻的审核结果出来之后，根据上海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徐汇、闵行两区符合条件的家庭数为2146户。在市场人士看来，作为上海13个中心城区中人口规模较大的两个区，这个数字无疑有点少。
《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4月的报道指出：这还不是最终结果，随着这两个环节工作的相继结束，仍然有申请家庭将被陆续“筛下”。据悉，未通过户籍年限核查的有13户；未通过住房面积核查的，合计有134户。而下一步，便是进入经济状况核对工作。
“一共上交了近200户人家的资料。不过截至现在，第一批正式通过核查下发的名单只有6户家庭。”徐汇区某一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他口中所指的“通过核查”环节，即指由上海市经济状况核对中心进行的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接下来，这6户家庭会由相关部门继续进行复查筛选。”而在供给端，上海此前公布了3年内开工30万套经济适用房的计划。
不过，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认为问题的源头在于，这些被政府认定为经济适用房供应对象的群体，多数没有买房的承受能力。
陈杰认为，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全市占比为40％的所谓中低收入家庭，平均年可支配收入也只有5。26万元。按一套经济适用房35万元计算，即使是拥有银行2成首付贷款资质的家庭，房价收入比仍然高达7倍，已经到了最高可承受能力范围。
以闵行区为例，按照定价方案，该区经适房价格将以小区周边普通商品房最近3个月销售价格的平均价为基础，并以6至6。5折的价格出售。目前周边公寓的房价都在1万左右，以一套面积为60平方米左右的经适房为例，如果按照6至6。5折计算的话，那么就是6500元/m2左右，总价40万左右，申购者只需支付10万元左右的首付款即可入住。
虽然10万元的门槛很低，但对于符合申请条件的“月均可支配收入2300元以下”的家庭来说，40万总价仍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15倍左右。这不仅超过了国际上通常的3…6倍的“房价收入比”，也超过了此前重庆提出的“6。5年收入买1套房”的标准的一倍。
所以，目前的经济适用房申请方案无疑陷入“能买的买不起，买得起的不能买”的两难僵局。有银行业者分析说，以总价40万贷款30万计算，即使按照3。88％的最低公积金贷款利率，则每月按揭还款也有1411元，仍然超过了申请人2300元家庭月收入的一半以上，不符合贷款要求。此外，首付10万元也和此前规定的“可支配财产7万元以下”不符。
所以，拿到经济适用房后，老汤的心情很复杂。老汤两口子住在上海徐汇区某街道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经过近一年的审核、摇号，老两口如愿选到新凯家园一套40多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不过，他们随后便为买经济适用房的钱发愁。
老汤家没什么积蓄，街道的工作人员建议老两口把老房子卖掉凑首付，但两人退了休，年纪也大，公积金停了，银行也不肯贷款。怎么筹钱，不仅仅是老汤一个家庭面临的问题。分析人士曾担忧的“有资格的人买不起”正在变成现实。
“保障房首先要从保障最低收入、最困难群体做起，才是公义的、公平的。连最需要帮助的人都还没有帮助好，就夸夸其谈要帮助大多数人，可能么？合理吗？”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认为，上海首先最需要的，是建立起廉租房、公租房、租金补贴的结合机制。
陈杰，在2009年12月17日接受香港电台的连线专访时，则更明确地表示：上海搞经济适用房是开历史倒车。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⑴。适用房盖的越多，上海房价越高。道理很简单，经济适用房用地挤占了商品住宅房的用地，使后者供应减少。但经济适用房供应的对象“原理上”是跟商品住宅房区别开的，不会减少后者的需求。房价自然上升。即使增加了一些低收入家庭的收益，也是以“夹心层”、中产阶级为之买单为代价，后者代价沉重。
⑵。适用房的核心是搞价格双轨制，古今中外，价格双轨制有成功的先例吗？经适房价格是周边商品房一半还不到，每平方米差价5000…7000元，每套住房就可套利30…40万，即使是有限产权（个人与政府7：3分享），买者也能套利大部分，这么一个大钱包，谁能拿到谁拿不到，还不是搞管制的人说了算。一边是货币经济，一边是行政管制，权力有价，人为制造“寻租空间”。鉴别和控制成本很大，即使能控制住寻租，每年政府投入鉴别的成本也非常浪费社会资源，政府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而且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只要有“利差”，得益最多的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肯定是公务员等体制内人士优先，这些人开低收入证明太容易了，就算假证明被查出来了，能有任何惩罚吗？
⑶。经济适用房搞价格双轨制的基础是存在一个收入准入线，然后一分为二。这条线非常尴尬，不可能客观、科学，空间太模糊了。定低了，买得起没资格，有资格买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