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1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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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协议的签署意味着第二轮深圳产业转移东莞风潮开始。
2010年年初，深圳的3G手机生产商宇龙酷派松山湖生产基地首期工程正式投入生产。该基地占地500亩，投资超过5亿元，主要承载3G手机的生产和制造，首期工程的产能为1500万台。未来3年，该基地产能将达到4000万部，成为中国最大的3G手机生产基地。
同样，在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华为也一口气“啃”下了50万平方米的用地，分一、二期建设，每期投资20亿元，建城之后将把散落在深圳南山、坂田等地的一些生产线搬迁过去，主要用来生产交换机等。华为在松山湖项目的总投资达到了40亿元，包括4栋厂房、1栋办公楼、1栋食堂、1栋机房，明年七八月份一期建成将投入使用，一期人员包括生产和管理人员在内，可达到4000多人。
深圳的大企业已经纷纷在东莞版图强势扩张，小企业更加趋之若鹜。像深圳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从2010年7月开始深圳工厂的整体搬迁，目前主要迁出生产环节，而今后漫步者的考虑是将研发力量也搬至东莞，在深圳保留销售。
深圳企业迁出不仅因为深圳未来产业规划与政策引导，同样，与企业、产业的生存环境也有直接关联。
2006年10月出台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工业总产值上亿元的32家外迁企业中，外迁原因排在首位的是“在深圳用地需求无法满足”；排在第二位的是“深圳的房地产价格/厂房租金太贵”。
这些客观因素造成深圳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迁出实则“迫于无奈”。就像帝马数字机器（深圳）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萍所坦言“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这位在深圳打拼12年的总经理用了两年时间挥别了深圳，和企业一起迁往惠东新厂。致使她最终决定“出走”的是“厂房问题”：“西丽有家厂房面积为3万平米的公司，由于业务量的迅速扩大，公司有心将企业规模扩大到10万平方米。现在连从国外订购的进口机器都已买回来了，公司却一直未能在深圳找到合适的厂房。弄得现在进口进来的机器连搁的地方都没有，公司不得不租地方来放这些新机器。”像帝马这样遭遇厂房扩容危机的企业不是个别，深圳市机械行业协会机床工具专业委员会主任范红说，“行业内95％的企业都遭遇这样的困难。”
1997年由十几个人发展起来的帝马公司在2007年时以达到近200人的规模。而随着业务量的攀升，设备升级，公司厂房不得不扩容。其时，帝马公司所在的马岩白芒工业区，找不到一处合适做厂房的建筑。无奈之下，公司不得不在离白芒厂房1公里左右的地方另租了一栋单独的楼宇勉强用于生产厂房。原来的厂房留作仓库。这样一条完整的生产链被认为割成两部分，给帝马公司带来了许多麻烦。帝马公司总经理刘萍称按公司设备的要求，厂房层高需6米，但久经选择后租下的厂房层高只有5。5米，这样日常一些需要用到吊车的设备，却因层高制约，只能采取半人工半机械化操作”和“公司想开个大会都开不成，行政、销售部门与车间、仓库分隔两地。天气不好时，车间急着要东西也送不过去”等等。
随着深圳城市规模的增容，市内可利用的工业土地将越来越少。对于规模扩大的企业而言，厂房供求矛盾也日趋严重。“笼子太小”这个问题不仅在深圳显得较为棘手，甚至是整个广东之痛。
不过，正是由于这样的迁移和变革，才造就了今天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东莞。而产业的调整势必也意味着人才的转移，有专家预言东莞将成为中国新的“白领洼地”。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系主任、东莞政府特约研究员林江就对这个“白领洼地”的提法，感到很兴奋，“事实上两年前我就有这样的类似想法。”他称，东莞夹在广深之间，随着珠三角一体化纲要实施，珠三角城轨开通，事实上东莞必将会形成这样一个趋势。
如果把广州和深圳比作纽约，林江说，那么东莞就是广深的“新泽西州”，控制城市的发展规模，保持自己的产业特色，她就既能成为创业的乐园，也能成为生活的乐园。
夹心广深，离广深仅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房价仅为广州一半、深圳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东莞企业前往广深招揽人才时，纷纷打出了“低房价”诱惑。
“朋友最近给我介绍了东莞厚街一家网络公司，工资也是六七千一个月，找个时间去看看。”一直被生活所累的李睿，目前是某网络公司的合伙人，在广州打拼了五年，却感觉一无所有。他说，广州不是年轻人的天堂。“我觉得广州生活环境够差，城中村的住宿条件尤其恶劣，我换了几个地方都一样，有的地方黑乎乎的，晒衣服和被子都要和邻居争阳光，出门就要和别人争车道、挤地铁，甚至连一个小小的电梯都要和别人竞争一番才能赶上不至于迟到。”在广州待了五年，就和别人争了五年。这样没有尽头的人生，让他感到无望。然后，他发现，“东莞房价低，可以在东莞买房，实现人生的第一次飞跃，多奢侈的一个梦想。”
自己能多晒到一点阳光，李睿觉得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他“逃离”广州、奔赴东莞了。
广东“请走”制造业
2008年5月26日，广东省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及八个配套文件——即“腾笼换鸟”政策，对当前最紧急的珠三角产业转移问题作出回应。
文件对九大传统劳动密集型及资源依赖型行业的73类产品制造商下达“逐客令”，“鼓励”其生产环节从珠三角转移至粤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产业转移工业园中。同时，要求将600万农村劳动力经过免费培训后，输入至珠三角先进制造业及服务业。
被要求转移的制造业包括：
服装、五金、玩具、制鞋、包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
陶瓷、水泥等建材工业，家具产业，再生金属冶炼产品等高耗能的资源型产业；
IT产品制造、家电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加工制造环节；
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带动功能较弱或带动后劲不足的产业；
塑料制品、涂料、油漆等石化产业下游产品行业；以及在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等产业转移园已有较成熟产业集群或者生产基地的行业，如工艺玩具、音像制品生产、食品生产等产业。
政策的另一端，拟定了一份禁止粤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承接的产业清单，主要涉及高污染、高能耗及带动功能极弱的产业。
尽管《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的主文件对上述产业用了“鼓励转出”的字样，但在八份配套文件中，广东省却将各地政府执行产业转移及承接转移的情况列入硬性政绩考核范围内。
九大文件为五年后的广东描绘了一幅美妙图景：即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方针，着力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力争到2012年，珠三角地区功能水平显著提高、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则形成一批布局合理、产业特色鲜明、集聚效应明显的产业转移集群；“推动我省产业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
《财经》杂志上采访过的一位广东省政府官员曾这样说：广东省要完成经济转型，进一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迎接挑战，“必须把这部分高耗能、低产出的企业请走，先把笼子腾出来，才有空间引来凤凰”。
2。流动，发现新风景
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尤其是高房价带来的居住压力成了横亘在人与城市间一条难以跨越的汹涌之流。待在城市可能意味着继续的“蚁居”和“蜗居”，继续哀叹“城市居，大不易”，继续演绎“城市贫民”的悲歌。与其说是“逆势”而动，不如说是“被挤出去”。
尽管，我们都知道现阶段的逆城市化太具中国特色，但是，这个趋势的兴起，也将带来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是一种对“被经济挟持的人生”的一次“反攻倒算”，这种生活方式与在城市里做个“罐头人”相比，显得更田园、更释然。
被“逆城市化”
当年，广深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与开放大潮下一批批民营企业的创办而成为内地人的梦工厂。“工业化”促进了广深的高速“城市化”，据《浙江日报》的数据显示，1980年时，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然而，2010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宏观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截至2008年的城市化率达到45。68％，但依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广东省的城市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63。37％。
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超过50％，就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就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即“同步城市化期”。尽管如此，这个阶段至“逆城市化”还有一段距离，以现阶段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来看（包括一线城市）尚不充分。
“逆城市化”的概念是1976年由美国科学家波恩首次提出的，是用以描述在城市化的后期，由于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信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时空距离等原因，出现了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趋势，也就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
然而，目前，中国一线城市的“伪逆化”却是由于城市化过程中的现实矛盾所致：
易艳刚在《长江商报》上这样总结：“一方面，现行的户籍制度仍然是年轻人进入大城市的制度性藩篱；另一方面，基于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