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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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具影响力的《万紫千红》、《共度好时光》节目在1995年前后停播，以滚动播放原创MTV作品为特色的《MTV星座》也因种种原因停播了。一边是中央电视台的亿万收视；另一边是逐渐萎缩的宣传渠道，作为歌手自然都会选择前者。
对于这一点，林依轮的感触当然会很多。当年，广州乐坛流行“都市抒情歌”，而他的成名曲《爱情鸟》显然不合时宜。他说，“刚推出这张专辑时，销量并不好，仅仅只有三万多张，我有点失望，当时有点名气的歌手随便出张专辑，销量都会在几十万往100多万张走，唱片公司都决定放弃我了。而且《爱情鸟》这首歌还受到很多批评，有专业人士就直接写文章，说怎么会有爱情这种鸟，这到底是种什么鸟值得在歌里唱。”
但是，1994年1月的一天，他突然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中播放《爱情鸟》，这个从来只播正统歌曲的节目，第一次播放流行歌曲，并教听众学习该曲目，他说，“当时我真是又惊又喜。《爱情鸟》一下就红了，从大时代背景来说，也象征着中国音乐的真正开放。对我个人来讲，我开始忙起来，频繁参加中央台的各种音乐歌手比赛，还有频繁的演出。”（《武汉晚报》）“因为当时北京方面的工作远多过广东，我不可能长期飞来飞去。当时我还跟恩师张全复商量了好久，才决定去北京。”（《南方都市报》）
同时，广东本地资深传媒人士钟路明则认为，广东乐坛的衰落是因为一直未能有专业经理人的产生：“放眼香港乐坛，大家说起张学友就自然会想起陈淑芬，说起王菲就会想起陈家瑛，但是广东乐坛这么多年来，除了培训出陈梓秋之外，都找不到合格的经理人，许多所谓的经理人都不过是高级保姆而已。乐坛光靠音乐人创作是不够的，也要靠经理人专业运作的支持。”
音乐人李广平也同意这样的说法，“经纪人是另外一个行当，他是艺术市场这个行当，而我们是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的行当。现在回过头来，这一部分的缺陷蛮大，如果有很好的职业经纪人，完全可以把广东的这部分歌手笼络住，完全可以很兴盛地做下去，不至于现在半壁江山全部没有了。现在我们广东的职业音乐人在北京的大概有四五十人，或者说在广东混过的歌手也有五六十人。”
除了乐坛本身的机制不健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广东本地特殊的语境。
林依轮说：“广州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有自己的语言，歌曲也用地方方言。后起之秀如张敬轩出来后，我更发现，南方乐坛可能更适合会粤语的本土人士。而且，现在演艺界的南北概念已经模糊了，之所以还有‘南北对立’一说，是因为人历来好斗，当北方涌现出那英、田震这些优秀歌手时，所谓的‘阵营’也就出来了，有了‘阵营’，‘抗衡’的说法也就出来了。”
广东乐坛从一开始受港台音乐的影响也很严重，不管是曲风、创作、商业机制上都有明显的“复制香港”的嫌疑。
最先，出现了一批“广州XXX”的模仿歌手。有“广州罗文”之称的李华勇就是第一批模仿歌手的代表，原本是粤剧团演员的他以罗文唱腔演唱的《青春永常在》在广东家喻户晓；广东省民间乐团的歌唱演员陈浩光则被称为“广州郑少秋”，他的代表作就是广州第一手粤语原创歌曲《星湖荡舟》。此后几年间，这种模仿歌手越来越多，知名的有“广州刘文正”吕念祖，以及“广州邓丽君”刘欣如。
音乐人李海鹰也认为，广东音乐的大起大落与商业因素密不可分。“广东学香港，什么赚钱做什么；而北京的很多音乐人都一直在埋头创作，首都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更自由的创作空间吸引了更多的音乐人。”
陈小奇说，“广东的流行乐坛是在市场大潮之下催生出来的，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来得及形成一个健康的成长机制。这就造成了音乐人行为的短期性，只顾应对眼前的变化，而忽略了长期效益，这为广东流行乐坛日后的跌落埋下了伏笔。广东流行音乐之所以在八九十年代出现鼎盛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卡拉OK兴起，而广东的作品很适合卡拉OK演唱，所以那时的卡拉OK就成了广东流行乐坛赖以生存的基础，后来卡拉OK渐渐淡出市场，广东乐坛一时间找不到新的拓展机制，于是各逃生路：有一部分创作者心浮气躁，坚持不下去改行做别的了；歌手们也走得仓促，没有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港台乐曲的冲击；唱片公司更是急功近利，不再积极推出原创歌曲，因为搞制作、做歌手、作宣传要花钱，可钱投进去了，由于盗版等原因也未必能收回来，所以他们干脆来实惠的：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这些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规划的做法，是导致广东流行乐坛迅速衰落的直接原因。”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严明说，“港台涌过来的东西确实不少流于表面，我们歌手留下来的话，实力跟他们完全有一拼，只因为歌手们走得仓促，南方也未能创造更好的条件留住他们，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在1997年到2002年，整个广东乐坛没有任何方向，在全国的影响也日渐式微。虽然在2002年间，本地歌手张敬轩一度崛起，但仍不能扭转乐坛的这种局面，最终张敬轩也赴香港发展。2009年广东音像出版界“四大巨子”之一的“新时代”也宣告破产，《每日经济新闻》认为，“新时代”的落幕并非偶然，而是整个音像行业走向衰落的一个缩影。
第五章 “冇鞋挽屐走”
是在广州、深圳继续接受永无休止的挑战，还是，找一个二线城市享受生活？作家阿兰·德波顿曾表示：现代中国人对城市的向往除了基本对财富、地位和享乐的营求之外，更受价值理性的驱动——荣耀、成就、梦想的实现，工作往往不具备快乐的含义。
或许，这时的你应该停下手头繁忙的工作，好好想一想自己的未来！广东有句俗语，叫“冇鞋挽屐走”，意思就是“此地不可久留，速离为妙”。你当然不必如此惊慌，因为离不离开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你是否清醒认识到这座城市的走向——在广州和深圳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确实产生了“挤出”效应，但这种竞争同时也在暗示你，可以更积极一些、更灵活一些：如果前方拥堵，何不绕道而行？
1。广深产业大挪移
关于“逃离北上广深”的话题，2010年4月《南方都市报》的500份调查问卷中，有超过52％的白领明确表示会逃离，但暂时找不到机会，仅有6％的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半年内就会行动。尽管只有6％，但同样说明，舆论给予高度关注的“逃离”不完全是停留在口头，而是已经有人这么做或准备这么做了。这一趋势也受到社会学者的认可，“在二线城市可以过更舒适的生活，逃离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一种找回生活尊严的选择。”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学銮如是说。
而在这股“逃离北上广深”的大潮中，企业显然比个人更清醒，也更积极。
东莞，广深的“新泽西州”
2010年5月18日，富士康重庆工厂制造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2010年8月富士康郑州工厂招聘现场异常火爆；2010年富士康深圳工厂员工总数开始缩减，5年内将从目前的45万人降低到30…35万人，并且，深圳富士康也将由代工基地逐步转型为研发、试产、内销、物流中心。
2010年，富士康的“多事之夏”几乎成了深圳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加速剂。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认为，“深圳对富士康模式已越来越不欢迎。深圳已经不是当年对招商引资激动万分的初级模式，深圳现在税收最为依靠服务业、金融业和物流业，而40万就业人口的富士康对深圳地方财政的贡献很小。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富士康牵制了政府很多精力和金钱，还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员工收入少，对城市消费的拉动能力有限，但员工管理造成的问题却不少。深圳的人口密度为全国最高，城市已经不堪重负，产业结构急需调整，因此深圳只能逐步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显然富士康模式不再适合深圳，只适合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
众所周知，深圳从南海边的小渔村发展成今日的国际都市与它不断的改革和产业转型有关：从最初的建筑之城到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到上世纪90年代的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再到四大支柱性产业，以及在深圳“两会”上一再被提起的“加快发展三大战略新兴产业”。
每一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直接的变化是企业的外迁，甚至是全行业的洗牌。
早在2006年6月，由深圳贸工局牵头展开的一项企业外迁调查就表明，深圳市共有119家工业企业已经或计划外迁，涉及工业总产值90亿元。其中，共有18个工业行业出现企业外迁情况，而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胶四个行业外迁企业数量较多，合计占外迁企业总数的58％。迁往地点省内集中在东莞、惠州、中山、河源等地，省外则多往湖南、江西、江苏等地迁徙。2007年6月的调查显示，仅罗湖、南山、宝安和龙岗四区，已经和计划外迁的企业多达522家，其中已经外迁的499家。
2010年，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惠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在深圳又签署了《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经贸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中的相关内容，三市将进一步加快东莞（惠州）产业转移园建设，探索建立深惠产业转移合作基地，扶持协会、商会和企业建设各类产业转移园。以产业转移园（基地）为依托，引导三市有转移需要的企业合理有序的转移和整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这个协议的签署意味着第二轮深圳产业转移东莞风潮开始。
2010年年初，深圳的3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