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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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呵斥他的声音，又向我爸妈道歉。我对家里的事知道得不多，也无心打听，但那时他爸好像要请我爸帮一个什么忙，所以总是很谦卑。
他爸爸用很吓人的语气大声让他向我道歉，我得意地等着，他一定会来，他很怕他爸。
果然，他苦着脸推开我的房门。“你走开。”我继续发脾气。
他大大咧咧地往我床上一躺，鞋子也没有脱。“拿点儿吃的，饿死了。”
那时候我们在长身体，每天都很饿。 我们一起躺在床上吃一盒巧克力，我已经是个十四岁的少女，和一个同龄的男生躺在一起，隐隐觉得不好；可他似乎十分磊落，吃到一块有榛子夹心的，就说：“这个不错。”把剩下的一半塞到我嘴里。
我听着窗下暴躁的蝉鸣，嚼着他吃剩的半颗榛子，心里突然感到无限伤感：很快我们都会长成不得不避嫌的大人，这两小无猜的情景，本来就没有几年的时间可维持；何况他又要远渡重洋，不知道七年后他毕业回国，我们还有几句话可谈？
“你能不能不走？” 他叹了一口气。 我对那一刻的印象无比深刻。十四年，我没听到过他叹气，我甚至没见过他皱一下眉头。他是一个真正的公子哥，一个没有心的人。 但他叹了口气，说：“我只想走得越远越好。” 我仔细听了听门外，四个人的交谈声还在继续，好像在讲什么工程。
我压低声音：“他们还吵架？” “吵，没日没夜。你记得我爸那架瓷器吗，放在楼下客厅里的？”
当然记得。有拍马屁的人给他爸爸“收藏家”的头衔，其实“家”
不一定算得上，但“狂热的瓷器爱好者”是没有问题的。陈言说的那架瓷器是陈列在一层客厅里的一架精品。 “记得。”我说。
“没了。” “卖了？” “呸，你家才卖东西呢。”
当时我们有一个同学，爸爸被人诬告 —— 真诬告还是假诬告也无从考证，反正全部财产都被没收了，只剩下她妈妈藏起来的一柜子名牌皮包。她爸爸去了监狱，妈妈没有工作，她们母女靠卖包度日。这件事在同学们中间传得十分神秘，据说其中有一只价值百万的鳄鱼包，那只包全国也没有几个。所以“卖东西”是一个很不吉利的词，象征着家道中落。
“那是？” “砸了。昨天夜里他们吵得很凶，不知道谁动的手，反正我听到楼下一阵乱响，然后两个人都摔门走了。我在楼上看到他们开车去了相反的方向。早晨下楼，满地都是碎片，特壮观。”
我倒吸一口凉气。 “后来呢？” “我叫了一个拍卖行的老板到我家里来，把碎片打包卖了。” “卖了 ！？”
“卖了一万块钱。” “一万！”我闭上眼睛，心里无限惋惜。 “帮我倒垃圾还给我钱，这么好的事儿哪儿找去。”
“你爸爸妈妈没有生你的气？”
“你是不是被家里管傻了，怎么动不动就怕别人生你的气？是他们摔东西还是我摔东西？他们凭什么生我的气？好好的一个家要被他们拆散， 我还没发表意见呢！”
“真离？”我的记忆有多少年，陈言的爸妈就闹了多少年离婚。 “不知道。爱离不离。”
我明白了。 “你就是想远走高飞，眼不见心不烦嘛。” 他又叹气。
“你应该宽容，”我说，“你应该和他们谈谈，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但抽身一走不是办法。你不能不去面对，只想着逃避。”
“你啊，”他扳着我的脸，特别认真地说：“你千万别离开你爸妈，乖乖回广州，做个深闺里的小傻瓜。”
说完他就跳下床走了，我连还嘴的机会都没有。 我后来果然跟着爸妈回了广州，但不是因为听他的话。在北京读寄宿高中只是一时气话，冷静下来一想，我从小被管束得连骑自行车都不准学，根本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一个月后我委委屈屈地上了飞广州的飞机。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去了英国，从此我们分开了。
之后的几年，他每个圣诞节假期都会回国几天，而那是我准备期末考试最忙的时候，只能匆匆见一面。七年里我们相聚的时间不超过十天。 这十天像一卷飞速播放的胶片一样，他个子蹿到了一米八八，跟我讲话的时候，腰弯得像一只虾，嬉皮笑脸地说：“六年级的时候咱俩一样高， 你瞧现在。”
“我是女生，长到一米八我就哭死。”
“我女朋友一米八。” “哈哈哈哈，英国女篮的吗？” “《VOGUE》的模特。” 从那时直到现在，我没有再买过一本《VOGUE》。
搬到广州后我十分不适应，听着满大街自己听不懂的方言，很想把他们的舌头扯出来熨平；冬天也只是微凉，还没有穿上羽绒服围上厚围巾，春天就又到了，感觉像凭空丢掉了一个季节；虾饺勉强算美味吧，但海鲜粥，我喝了一口就吐出来。在东来顺一个人守着铜火锅遥望北方， 红彤彤的火苗蹿起来，我那苏武牧羊一般的思乡之情啊，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涮羊肉上。
终于熬过高中三年，我回到北京读大学。用钥匙打开旧屋的门，所有的家具上都罩着白色的防尘罩，地板上一层细细的、亲切的、来自西伯利亚和黄土高坡的粉尘。我对北京的思念终于得到治愈 ——家乡，我回来了。沙尘依旧猛烈，道路依旧拥堵，发小儿们大多都在，一部分在学电影或者音乐，一些人在中青政和外交学院，还有一些人在英国 —— 如果陈言在北京就好了。
他比我大八个月，年级高我一级。我升入大四这年，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回国。
这下终于完美了。 我心满意足。
陈言的爸爸妈妈给他在央企安排了一份工作。给他接风的时候，我们取笑他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他什么都不用做，甚至不用打卡， 他唯一的工作就是领一份高薪。
“你们不觉得心虚吗，我请问？”陈言在英国被历练得喝威士忌如喝水，可是当时也喝多了，满脸酒晕，眼神也迷离起来：“我浪费纳税人多少钱，都是在合同里写得明明白白的，一分不多浪费，你们呢？”
杨宽舌头都大了，勾着陈言的脖子：“哥们儿，你是不是被傻老外带坏了，你现在怎么这么胸无大志？”
“你别废话，我小时候也胸无大志。” 我在一旁拼命点头。读小学的时候，他跑到班主任的办公室里问可不可以不加入少先队，他觉得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特别傻；后来老师 要他当小 队长， 他坚 决不肯， 因为他 觉得板 着脸管人 特别傻；再后来要参加初中生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在教室里补课，他在操场上打球打到胳膊脱臼，他说把大好的暑假浪费在什么奥赛金牌上简直傻透了。
作为发小儿中最胸无大志的人，他第一个逃离这个圈子，专心去万里之外吃喝玩乐了。
陈言回国后，他的爸妈曾经十分后悔当初不肯牺牲工作去陪读，把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独自放在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简直是把一只饿疯了的羊赶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他毫无生活规律可言，几乎每个晚上都在酒吧度过，七年后他回来，胃溃疡已经很严重了。
接风宴后我送陈言回家。他爸爸的司机在楼下等着。怕他醉后手脚乱动，我把他安置在后面的座位上，自己坐在副驾上。刚刚系上安全带， 他就在身后胡乱喊着：“过来！”
“别让我一个人睡。”他含混地说。 “什么？” “别让我一个人睡！”他大喊。司机吓得立刻把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 “别管他，快走。”我头痛欲裂，只想快点儿把他交到他妈妈手上，回家好好睡一觉。 他还在说着什么，后来也听不清楚了。车停在他家楼下的时候，他已经睡得很沉。 我和司机大叔把一米八八的陈言弄进门，他的卧室在楼上，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力气了。把他在楼下的卧房里安顿下来，我也一头栽倒了。 我想跟司机说扶我起来，送我回家，可是嘴唇白白翕动着，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一阵天旋地转后，我睡了过去。
醒来只觉得太阳穴上像有小锤子在凿，膝盖像被烈火烧过一样又麻又软，喉咙里干渴得冒烟。尽管依然想睡，这样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 我强撑起来下床找水。
一推开房间的门，就看到陈言的妈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喝茶。
我满脑子只有一个“茶”字，跌跌撞撞地扑过去，捧着茶海就喝， 喝到元神归位，才规规矩矩地说，“阿姨好。”
尽管刚到9月，天气还热，陈言的妈妈披着一件橙色羊绒披肩，看上去既光彩照人又虚弱不堪。
她曾经是个真正的美人，80年代的电影演员，美得像从老挂历上走下来的人。我小时候曾经这样赞美她，她笑着说：“我拍过挂历呀。”
她给我看保存了二十年的挂历，纸张上贴着膜，因此丝毫没有泛黄的痕迹，但那烫得高高的刘海和毫不矜持的笑容完全是80年代的。照片上她穿着高叉泳衣，双腿修长，脸颊饱满，和眼前瘦弱的贵妇判若两人。
那时候她还未婚，刚刚从表演系毕业分配到电影制片厂，野心满满， 一心要做中国最好的女演员。也许是时运不济，也许是演技不如人 —— 我没有看过她的作品，所以无法下结论 ——总之她昙花一现。年龄过了二十五岁，走红已经没有希望，她嫁人生子，大概过了两年太平日子， 然后轰轰烈烈地闹离婚，一闹就是二十年。
付师傅
小时候我家有一个很棒的厨师，姓付，粤菜和北方菜系都做得很好， 能一手做桂花炒瑶柱一手做宫保鸡丁，长了广东胃的我爸妈和长了北京胃的我对他都很满意。我家搬到广州后，付师傅也要跟去，但我爸爸妈妈一方面决意生活得低调节俭些，另一方面觉得他应该有更好的前途， 于是我爸爸推荐他去了一家高级餐厅。他手艺好，人又聪明，很快有了些名气，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常在电视上看到他担任烹饪比赛的评委。 付师傅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去广州工作，是我妈妈帮她解决的户口，付师傅一家人视我父母如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