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山-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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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一定，模特儿也是个严肃的工作，袒露自己的身体，我说的是裸体模特儿，没什么不好，自然生成的都美，将自然的美贡献出来，只能说是一种慷慨，同轻佻全然没有关系。再说美的人体胜过于任何艺术品，艺术与自然相比总是苍白贫乏的，只有疯子才会认为艺术超越自然。
你信口侃侃而谈。
“你为什么又搞艺术呢？”她问。
你说你搞不了艺术，你只是写作，写你自己想说的话，而且随兴致所来。
“可写作也是一门艺术。
你坚持认为写作只是一门技术：
“只要掌握了这门技术，比方说你，掌握了手术刀，我不知道你是内科大夫还是外科大夫，这也不重要，只要掌握了这技术，谁都可以写作，就像谁都可以学会开刀一样。
她哈哈笑了。
你接着说你不认为艺术就那么神圣，艺术不过是一种活法，人有不同的活法，艺术代替不了一切。
“你挺聪明的，”她说。
“你也不笨，”你说。
“可有笨的。”
“谁？”
“画家，只知道用眼睛来看。”
“画家有画家的感受方式，他们比写作的人更重视视觉。”
“视觉能了解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吗？”
“好像不能，但问题是什么叫价值？这困人而异，各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价值只对于持有同样价值观的人才有意义。我不愿意恭维你长得漂亮，我也不知道你内里是否就美，可我能说的是同你交谈很愉快，人活着不就图点快活？傻瓜才去专找不痛快。”
“同你在一起我也很愉快。”
她说着，不觉拿起你桌上的一把钥匙，在手里玩弄，你看出来她一点也不愉快。你便同她谈起钥匙。
“什么钥匙？”她问。
“就你手里的这把钥匙。”
“这钥匙怎么了？”
你说你把它丢失了。
“不在这儿吗？”她摊开手掌心上的钥匙。
你说你以为它丢了，可此刻就在她手里。
她把钥匙放回桌上，突然站起来说她要走了。
“你有急事？”
“有一点事，”她说，随后又补充一句，“我已经结婚了。
“那恭喜你。”你有点苦涩。
“我还会再来。
这是一种安慰。
“什么时候来？
“得看我高兴。我不会在我不高兴的时候来，让你也不高兴。也不会在我特别高兴的时候�；�；”
“这是很明白的事，随你方便。
你还说你愿意相信，她还会来。
“来同你谈你丢失了的钥匙！
她仰头把头发掠到肩后，诡橘笑着，出门下楼去了。
61
我这位十多年来未曾见面的少年时代的老同学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是他和一位中年或者老年，或者介乎两者之间，看不出年龄也看不出性别，他说是个女人，在种了一片菜地的一座破庙前的合影。他问我知道“荒江女侠”吗？”
我当然记得，那还是我刚上初中的时候，不知是班上的哪位同学把家藏的那种校方禁读的长篇多卷武侠小说，什么《七剑十三侠》《峨嵋剑侠传》、《十三妹》之类的旧书弄到学校里来，有交情的才能带回家过一宿，没交情的只能在上课的时候，塞在课桌的抽屉里偷偷看上几眼。
我还记得，我更小的时候，有过一套《荒江女侠》的连环画片，打弹子的时候输掉了几张，再也凑不齐全，我曾经可惜得不行。
我又记得，也是这“荒江女侠”，或是“十三妹”，或是什么别的女侠，同我少年时性意识倍增懂懂的觉醒也有关系。那大概是从旧书铺子里来的一本连环画，前一页画的是一枝在劲风中零落的桃花，底下的文字说明写的大抵是可怜一夜风雨知多少，隐约的意思是这女侠被一个恶少，自然也是有武功的，霸占了。之后又有一页，是这女侠拜了武林长者高手，学成了一手飞刀绝技，一心雪恨，终于找到了这仇人，甩出的飞刀本钩住了他的首级，却又动了无法明白的恻隐之心，只将他一只手臂割断，反放了一条生路。
“你相信不相信，现在还有女侠？”我这老同学问我。
“就是这照片上的她？”我弄不清他是不是在开心。
照片上我这位戴着眼镜身材高大的老同学，穿着地质队的野外工作服，神态憨厚，我总觉得他像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那个书呆子彼埃尔。我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他还很瘦，只不过他那张善良的圆脸当时就戴的一付眼镜，总挂在鼻梁上，同一位俄罗斯画家的一本托尔斯泰作品插图集中的彼埃尔有些相似。可他身边那位只到他肩膀高的侠客，穿的同老农民一样，一件宽大的对襟大褂，大裤脚下又是一双当兵的那种平日胶鞋，没有性别的脸上一对小眼，除了像农村女干部那样齐耳根的短发表明她还是个女性，同我从武侠小说，画片和连环画上得来的那一身短打，束腰提气英姿凤眼的女侠毫无相似之处。
“你别小看了她，一身功夫，杀人如割草，”他说得一本正经。
我从株州东来的路上，火车晚点了，停在一个小站上，大概是等从对面开来的一趟特别快车。我一看站名，突然想起了我这位老同学在这地方的一个勘探队工作，十多年来失去了联系。去年，一家刊物的编辑竟然转来了他寄给我的一篇小说稿子，信封上写的就这地名。我没有带上他的地址，可我想这么个小地方总不会有好几个勘探队，不难问到，当即下了火车。他是我少年时的好友，人世间快乐事不多，老朋友出其不意相见，正是一乐。
我从长沙经株州转车，本来也无意停留，那城市我一无亲属，二无熟人，又无民俗，也无古可考，却也曾在湘江边上和城里转了整整一天，后来才明白无非是为了追溯另一个
想来都很无聊的印象。
我带着铺盖卷，像难民一样从北京赶出来，弄到我儿时曾经逃难过的这山区，去所谓“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也已经是十二、三年前的事了。同一机关里人与人的关系被反复折腾的政治运动弄得十分紧张，人人高喊革命口号，死守住自己这一派，生怕被对方打为敌人。没想到又来了个最新的“最高指示”，军代表也进驻到文化机关，大家伙子是全都弄到山匕来种田了。
我打出生起就逃难。我母亲生前说，她生我的时候，飞机正在轰炸，医院产房的玻璃窗上贴满了纸条，防爆炸的气浪。她幸运躲过了炸弹，我也就安全出世，只不会哭，是助产医师在我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才哭出声来。这大概就注定了我这一生逃难的习性。我倒是已经习惯于这种动荡，也学会了在动荡的空档中找点乐趣。众人在站台里坐在铺盖卷上傻等的当口，我把行李托给人，像一头丧家之犬，在这城里大街小巷乱转，竟然同对方派别的一位死硬分子在一个小饭铺里遇上了。那时猪肉定量供应，一人每月一张肉票，只能买一斤猪肉。我想他同我一样，无非想吃顿肉食。这饭铺里居然有辣子狗肉，我和他各要了一盘。好歹都沦落在外，便坐到一张桌上，而且不约而同争着买酒。于是一起就狗肉喝酒，仿佛并没有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谁同谁也不是敌人，当然谁也没有提及政治。饭桌上居然有那么多共同可说的，关于这条老街，诸如可以买到发出稻草香味的草纸，手织的不要布票的土布，茶叶也不凭证券定量供应，而且还可以买到北京根本见不到的五香花生米。他和我也都买了，也都从包里摸出来，摊到桌下酒。就这么点不值得记忆的记忆，竟让我从长沙过株州转车时停了一整天。那么，我少年时的好友更没有理由不找他一找，何尝不给他也带来一分意想不到的快乐？
我在这小站边上的旅店要下一个铺位，把背包寄存了。如果找不到他，回到旅店还可以打个吨，赶一早的火车。
我在卖夜宵的小摊子上吃了碗绿豆稀饭，疲劳顿时消失了。我向街边上税务所门前躺在靠椅上乘凉的一位公职干部打听，这里有没有个勘探队？他坐起，立刻肯定有，先说离街二里地，再说三里，最多五里，从这街的尽头，到路灯没了的地方，由一条小巷里进去，经过一片水田，再过条小河，河上有个木桥，河对岸走不多远，有几幢孤零零的新式楼房，便是勘探队部。
出了市镇，夏夜繁星满天，一片蛙鸣。我一脚踩进水坑里，这都是次要的，只一心要找到他。夜半于时，我居然摸黑敲到了他的房门。
“你这鬼！’他惊喜叫道，老大的个子，又高又胖，穿个短裤，打个赤膊，用手上的大蒲扇使劲拍我，直给我扇风。这也还是小时候大家拍肩膀的习惯。我当时班上年纪最小，同学间称为小鬼，如今自然是老鬼了。
“你怎么来的？”
“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我也好快活。
“拿酒来，不，拿西瓜来，这天太热。”他招呼他妻子，一个实实在在的壮实的女人，看来是当地人，只是笑笑，并不多话。他显然在这里成的家，仍不失当年的豪爽。
他问我有没有收到他寄给我的他的稿子，说是看到我这几年发表的一些作品，想必是我，才把稿子寄到一家发表我文章的刊物编辑部，请他们转给我，还真联系上了。
他说他也手痒，耐不住了，才写了这么篇东西，算是投石问路。
我怎么说呢？他这小说讲的是一个农村孩子，祖父是个老地主，在学校里总受到同学的冷眼，又天天听老师讲要同阶级教人划清界线。便觉得他的种种不幸原来都来自这病而不死的糟老头子，就在他喝的汤药里放了打猪草时也得捡出来的一种叫药婴花的野花。早起，村里广播喇叭唱起“东方红”招呼村民下田做活的时候，小孩醒来一看，老头子趴在地上，满嘴乌血，已经断气了。写的是个孩子的心理，用一个农村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无法理解的世界。我把这稿子交给我认识的一位编辑看了，他对我倒是不用通常退稿的行话，打一通文坛的官腔，诸如情节欠提炼，立意不高远，性格不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