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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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才有余钱干些别的。所谓顺心，说白了就是两条：一是有事干，二是能干事。没事可做只有受穷，还能顺心吗？不能干事也得受穷，也不顺心。她们那个村子有好多家个体鞋老板，只要你能干就有事干。二妹妹两口子都会做鞋，手艺也是没的说，别人没有活他们也有，做鞋没少挣钱。不然的话，供她的女儿念大学就是一句空话了。
三妹妹和妹夫安立克都是接班的老师，后来的教学水平也都得到极大的提高，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真是很难得。教师这行有个定的收入，但没有过高的工资。幸好她们只有一个孩子，一家3口的生活还是很滋润的。
二妹妹结婚后，父母多由三妹妹照料。她结婚后去了65里外的兴隆店，四妹妹变成了一家人的生力军。
我的四个妹妹几乎一样，她们结婚时家里没有什么可以陪送的，婚礼也简单得很。三妹妹四妹妹结婚时，父亲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他根本不能参加婚礼了，都有我这个兄长代理主持。
到了1986年，父亲由原来的9口之家只剩下3口人了，父母对此有些伤感也有点急切。急切的是，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小女儿的终身还没有个谱。父亲已是步履维艰难以身体力行了，四妹妹的婚事只好嘱托给我，让我择机而定。我责无旁贷吧，经我介绍四妹妹嫁给了太平庄谭家。
四妹夫谭文明为人诚实，四妹妹也老实厚道，这就是这门婚事的前提和基础，父亲很是满意。
当时我考虑的除了人品之外，也考虑到其他三个妹妹的婆家离娘家太远，家里万一有个大事小情的，父母身边只有我一个人孤掌难鸣独木难支。这也是父亲同意这个婚事的另一种考量，也是我们父子之间唯一的一次默契吧。
1987年冬四妹妹结婚了，时过一年父亲与世长辞，母亲回到我家，一个9口之家就这样彻底解体了。
民国32年，也就是公元1943年父母结婚了，这个新生的家庭一共存在了46年。到1988年，一个曾经四世同堂的家庭，在战争与和平，动荡与颠沛中走过46个寒来暑往。46年的绵绵岁月，像一根柔韧的绳索紧紧地捆绑这一家人，捆绑着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斗转星移，这个绳索就像田间的节股草（学名问荆）在一节一节地崩断。脱落下来的一节恰似一段藤蔓落地再生，又在风雨中成长出新的藤蔓，成为有一个新的绳索继续捆绑一个新的家庭，生生不息……
我的新的家庭诞生于1966年。1998年我们去了北京，我不想这个家就这样的解体，但没有办法可以延续。还好，沈阳这边要生孩子了，于是，1999年3月27日我决定返回沈阳，重整旗鼓再创家业。我要让父母赐予我的这段绳索把我们俩紧紧地捆绑在一起，10年、20年、30年……
后记
每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时刻，记载着难以抹去的经历。我的一生中这样的时刻有两个，希望以后不再发生。
一是1964年5月14日，那是我人生的拐点。那一天我决定放弃高考，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让我走上有悖于理想之路，上山下乡了。
一是1999年3月27日，那是我人生的另一个拐点。当初我决定去北京，那是我心里最为矛盾和痛苦的日子。在这以前，我根本没有想到用心血营造的家会在瞬间解体，更没打算年迈的时候会依附于三个子女其中的一个，更没料到会去中国最为瞩目的城市生活……就像我没有预料到会上山下乡一样让自己震惊而不能镇静。
是的，我也没有预测到在北京呆了半年之后沈阳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小女儿已经怀孕了，需要我们来照顾。
也好，北京呆够了，该玩的也玩了，该去的地方走遍了，不过如此。但举目无亲思乡心切，是我“讨厌”那个地方的根本原因。再有就是那时我才55岁，浑身的余热无法释放，烧得自己周身难忍，这也是我想离开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回到沈阳我不想和子女在一起生活，要重新安家“立业”，让自己一度“休息”的家再次复苏，再次涅槃。
原来的家业早已荡然无存，重新崛起谈何容易？
房屋、家具、锅碗瓢盆、彩电、摩托，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连梦见的机会都很少。我们身边仅有的就是两床旧被褥，简单的衣物，辞海等从没离开过我的一些书籍，还有一家人各个时期的照片和一只自来水笔……就这么多的全部家当。
3月27日下午3点钟，我把所有的家当装成了4个化肥袋子，从中关村双榆树邮局寄往沈阳。这些东西是我们俩用自行车驮到邮局的，一个家还没装满一辆自行车。
那天西南风很大，是我在北京经历过的最大的风了，它把我们刮过了沈阳。当天晚上，我们乘坐北京到抚顺的火车，第二天早上7点40到达沈阳。
沈阳的初春乍暖还寒，想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会如此的“沧海桑田”，情也酸心也寒。
半年前，在老家我也是个响当当男子汉。且不说我靠自己的打拼成就了一个公务员的身份，也不说子女给我戴上多么耀眼的光环，单说挑门过日子的家业也足够叫人羡慕的了。如今落得个“有人无家”的境地，还不如家徒四壁的境界，个中滋味只有自己去在寒风中无尽的体验。
从北京回来，我的口袋里只有2000元，没有一分钱的存折。是孩子们出手帮我买了一处60平的楼房，总算有了栖身之所。这个楼一共花了4。6万元，也就是说我不仅一无所有，而且还背上4。6万元的饥荒。虽然钱都是孩子们出的，但我觉得我还有能力来偿还这个“内债”。就这样，一个新家又从“还债”开始了，尽管他们早已声明这些钱是无偿的，根本不需要我来还清。
一切又重新开始了，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也全然一新，比我们结婚时还要齐全，自己都觉得好笑，但很难笑得开心。所以这样说，那就是留恋原来的家吧，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情感，不像新的家和我们同床异梦，貌合神离。
有了安身之处，第一件事还是写这部回忆录，不能半途而废。这也让我很难，起笔和收笔不在一个地方，心情的节律又是那么的迥异，心绪总有天各一方的感觉。终于，经过我的迅速调整，动荡的情绪得到了平静，写完了剩余的部分。其中后记就是写到这里的，那时没有电脑，我也不会使用它，写完的手稿就搁置起来。下面的文字是我有了电脑后，才开始把后记做了补充，而且很有必要。以下则是我有了新家后的一些记载，和这部回忆录不可分割。
1999年4月22日我完成了这部近40万字的回忆录，便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二次“创业”。所以说是创业，就是让文字来完成我以往没有实现的夙愿。
几十年来，我经历的太多了，感受的太深了，那就是丰富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现在提前离岗休息了，也就是假退了，有很多时间来梳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开始了文学创作。
在我工作的时候，也曾发在报刊上表过一些文学作品，诸如新诗、散文诗、小说、散文、寓言、报告文学，但都很零星，都是偶有灵感的即兴作品。现在充裕的时间了，便可以系统地进行“单一”的文学样式的写作了，我要完成百篇短篇小说的创作，来写我生活中熟悉的朋友，以他们作为创作原型。
大概用了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百篇工程”，并有50余篇发表在报刊上。由于报刊上的这些作品限制字数，所以这些作品大都在1500字左右。2007年春我着手编辑《草根轶事》短篇小说集，收集了近百篇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小说于其中，共17万字，2008年初由黑龙江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草根轶事》，还完成了中篇小说集《草根说事》共20万字，《炊烟的诗歌》也写完了100首农村题材的“诗集”。
所有这些都给我一种感觉——我的人生价值到这个时候才得以真正的提升，无论别人对我的过去和现在是怎么评价的。但有一点可以得到共识，我离开岗位后的生活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也有了我个人的新形象。新形象，就是开创新的我的“事业”，有别于政府公务员的形象，不是政客是“文人”吧。
我不是什么知名的大家，靠写作挣钱来实现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有点天方夜谭。但我已经迈进了城市的门槛，就得有城里人的“行头”，生活环境就得与城市接轨，那就需要更多的钱让自己羽化吧。
2001年，经人介绍我做了一年半的社区书记，工资是每个月150元。说是介绍，就是那时候没有人愿意干这样“挣钱不多管事不少”的工作，类似“鸡肋”。我所以做了根本没有看中那1500角钱的薪水，而是要更多的接触城市人群，体验一下基层群体的疾苦与诉求，目的还是落脚在写作上。
2003年社区委员会改选了，我因为年龄的关系不再适合做书记主任了。但后来选举的结果表明，并不是没有我这样大龄人留在社区里做书记主任。不久我明白了，新一届社区干部的工资“徒长”，很多人都把它当作再就业的行业而趋之若鹜。再后来我更清楚了，所有的社区干部都有自己的强势背景，有的人就是区领导干部的家属或至亲。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大都是女性，都是夫人之类的来养尊处优。于是，社区成了“特区”，居民们共同的家园也就成了“贵夫人”们娱乐的大观园。
我当社区书记的时候，也是我写作的最佳时期，也是我开辟经济管道工程的黄金时期。那时我开始了对学生的作文辅导，一干到如今。
我不知道我一共教过多少名学生，但我知道考作文辅导还清了4。6万元的“饥荒”。欠女儿的给了，她先后买了两座楼房需要钱。欠儿子的人家不要，不需要我的钱买楼房，就“放”在我这吧，我的钱早晚也是他们的。
2004年末，我卖了原来4。6万元的楼房，又花了16。8万买了一处83平的两室两厅的楼房，都是“文字”堆积起来的的砖瓦。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