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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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准奶奶就去了长春，之后又陪伴她们母子一个多月。再后来，邹彤上班不得照顾孩子，临川13个月时就来到了我们当时农村的家“寄养”，那时正是开春的1997年。李靖也博士毕业了，去了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博士后流动站读博士后。
1997年11月初，农村天气渐渐地冷了，早晨已经白霜点点了。奶奶怕冻坏了孩子，就由我送临川妈妈那里。
一个月后，也就是1997年年底，邹彤领着孩子从长春去了北京，由此开始在那里定居。半年后，邹彤放弃了在吉林大学任教的工作，被北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聘用任总工程师，并开始上班。
大人一上班，孩子就成了问题。恰巧这时李靖又去了韩国搞学术交流。邹彤和孩子顾得上穿衣就顾不了吃饭，急得她们娘俩团团转。在她上班前，奶奶乘车去了北京，再次把临川接到我们家来。
8月初李靖快要回国了，孩子也该上幼儿园了，奶奶再次抱着孙子去北京让他们一家团聚。
孩子是奶奶从小带大的，祖孙的感情十分的浓郁，难以割舍。邹彤也是对孩子很不放心，总觉得离开奶奶不那么安心。在李靖外出的时候，邹彤又一次把奶奶请到北京看孩子。不久，我也做出了决定：去北京！
那时我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况且母亲年事已高，说去北京就去了能那么容易吗？再说了，沈阳的两个孩子还没有结婚，很多事都成了我们去北京照看孩子的障碍，怎么越过？还有，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跟孩子们一起生活，我只是想老两口过无牵无挂生活，过夫唱妇随的田园生活。再有几年这种伊甸园的梦想就会实现了，近在咫尺了。可眼下要去北京，所有的美梦不都成了一枕黄粱了吗？想到这里，我禁不住扼腕惋惜。同时，我也难以离开生养我的这片黑土地……
但最后还是去了，是孙子与我们的感情让我们跨越了难以逾越的诸多屏障。
走之前，母亲去了太平庄老女儿家，房子也变卖了……除了几万元钱，我们一无所有，只有对家乡的留恋。说实在的，也有对北京的向往，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在北京生活奇#書*網收集整理，会和李靖邹彤他们在一起过日子。
邹彤是江苏扬州生人，父母是50年代的大学生，沈阳药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毕业后分配到长春，一直在那生活工作了，而且很有名望。他们的女儿结婚时，都是他们一手承办的，我们倒是清闲自在，坐当公婆。上文说过了，他们结婚我仅仅花了2000元钱，总觉得欠他们的太多。婚后，李昊炒股又花了他们的钱，更让做父母的心理难以平衡。现在他们有些困难我们怎么会安然？
我终于做出了选择，人生的拐点终于出现了，就把电话打到北京告诉邹彤。她十分地高兴：
“李昊、晓黎还没有结婚，你们所有能用的东西都给他们吧，你和我妈带些随时穿用的衣服就行了，千万不要多带……”
是的，现在不是考虑去不去的问题了，而是怎样安排和处理善后事宜，很麻烦的。
母亲76岁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尽管我们劝她和我们一起去北京，但她总是那句话：你们去吧，我不反对也不阻拦，我在哪都可以，你们不用为我操心……
她不愿意去她的二儿子家，说7楼太高了。按她的意思是，在我们去北京之前，她先去太平庄老女儿家。是的，我也不愿意让她送我们走，总觉得那样有些“凄惨”，好像生离死别似的。
母亲能用的家什器皿，老妹妹家能放得下的其他物品都尽数搬过去了。还有母亲百年之后的费用也都有了安排，放在我大妹妹家里。总之，她的生养死葬等一切开销都有我一手承管。
安顿了母亲，我又逐个向四个妹妹及孩子们通报了去北京的相关事宜。接下来的就是处理房产和交代工作，这两项大事双管齐下，时间紧迫。没有几天，房子的交易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工作问题也有了眉目。
我是公务员，按有关规定我还不到退休的年龄。工龄虽然已满30年，可以申请退休，但沈阳市不执行这个条款。要想离开工作岗位，唯一的希望就是按照新民市委市政府年初下发的“3号”文件精神——可以申请下海经商。文件中规定：鼓励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自动离职下海经商，一年内除不享受下乡补助和年终奖金外，工资和各项补贴照开。一年后，愿意回原单位的不受任何限制继任原职。继续下海经商的，要与原单位签订合同，并保留原单位的工作关系及职级。
根据这个规定，我可以申请下海经商，一年以后或机关改革有新的政策出台，或我已年满55周岁再申请退休。这样，我去北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经过我同负责干部工作的同志探讨，他说“3号”文件已经停止执行了，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唯一的一条去北京的通道被堵死了。
可我还不甘心放弃它。我认为，“3号”文件早已下发，不执行“3号”文件的文件在哪里？没有。那就是说，“3号”文件还是有效的。我就决定利用这个“空子”找党委书记面谈。
其实，对于我来说下海经商只是个借口而已，目的在于既能得到正常的开资又可以暂时脱离现有的岗位，不然去北京就成了问题。
党委书记刘国成很支持我上面的想法，当即就决定放人。他对机关工作早已生厌，对时政流弊更是颇有微词。他看不惯上级不讲实际地发号施令，弄虚作假……我提出下海，对机关的机构改革也起到减轻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压力，他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对周春林乡长说：市里又没有明文规定不执行“3号”文件的精神，他人在我们这里，我们就说了算，用不着对上做什么请示，不行的话他再回来嘛。
第二天早上，刘书记主持党委会，专门讨论关于我下海经商的问题。开会前，刘书记再次和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想好了。我说：“考虑好了，就等党委研究了，来日机关机构改革编制中多一个人就是我。”我很慷慨，话说得很干脆，刘书记赞赏我大度豁达有勇气有胆量，够男子大丈夫气概。
党委一锤定音，我又同乡政府签订了有关协议。其内容主要是：下海时间暂定1年，如遇机构改革则按新的规定执行，原协议作废。
有了这份协议，无疑等于请了一个1年的长假，可以心安理得地等待退休和机构改革。但是，在机关中很多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他们觉得有点冒险，怕丢了好不容易到手的饭碗子。
房产转让给了德盛堡的沈凤忠。开始谈交易之前，我不懂房子的行情，刘晓维做我的参谋。那时郑文信的房子卖了，他房子的地位环境与我的大体一致，房价17000元，但他的房子质量很差。我以他的房价作参考，再把我的“优势”加进去，最后以26000元成交了。
我的房子和郑文信的相比，“优势”13000元那是公认的。但沈凤忠考虑我急于去北京就往下压价，这也合情理。但沈凤忠也担心买不到我的房子，怕被别人买去，所以也不敢大意。于是，房子就在这个价位上定了下来。
30000元的房价包括烤蛋糕的设备1000元，也包括一辆很新的摩托和彩电等物品。这些东西足足值4000元。现在房价定在26000元，上述的东西就由我来处理了。但我依然给他很多的物品，如：价值400元的工具箱、写字台和4把椅子、一个炕柜、好多贵重的花木、农具、近1吨的煤、大大小小的缸、铁锅和铝锅盖、穿衣镜……物皆有用。我还特意写了一张条据交与沈凤忠查收。除此之外，还有好多的物品也全数归他所有。
至此，所有去北京前的准备工作基本上都落实了。原来我们商定等李昊“十一”完婚后再去北京，这些天我们仍然住在我们原来的房子里。等我们搬走了，沈凤忠再搬进来的。所有关于买卖房产及有关事宜，都是由阎俊芳为中介人，一切都很正常。房款是由我和沈凤忠在银行交接的，没有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母亲用的东西拉走了两车，许多不能带到北京的衣物，由王洪军拉去了。9月15日一早我们开始收拾带到北京的衣物和书籍，准备第二天从邮局寄往北京。我们正在忙碌时，沈凤忠来了，约我到张奎合家说话。
3 我的北京（一波三折）（2）
3我的北京（一波三折）（2）
事出蹊跷，有什么话不可以当面交谈的，非得到第三方家中？
我百思不得其解，房产的交易使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的，两厢情愿的。他的媳妇在沈阳，我的夫人在北京，我们俩都是说了算的吐口唾沫就是钉大男人，还有什么……我琢磨不透他的心理。
原来是，沈凤忠嫌我拉走的东西太多了，说我违背了诺言。
我问他：“你可以按照我给你的条据查验啊，少一样东西我如数补上。”
“那个条据叫我撕了，没有用的。”
“你撕了，我没撕，一式两份，你看看吧，少了哪样东西？”
我还说：“我们商定的事还有中介证人在，这个不算数还有什么可以算数的？”
他无话可说，怏怏不快。
沈凤忠原来的4间北京平卖给了刘汉丰家，好的孬的东西，甚至是窗帘架子都拆下来了，室内一扫而空。我卖给你房子，我拿走的东西仅仅是原来东西的一小部分，你怎么还不知足？我越想越来气，终于明白了他的亲属两次对我说的话意味着设么。
“我们可是花高价买的房子啊……”
高价吗？合理的价位。买房子还要买我的东西吗？我的东西也在房子之内吗？我问他的亲属，无言以对。
沈凤忠并不甘心，没等李昊结婚就搬了进来，也没有和我打招呼。他们的理由是：他爱人和刘家处不合，不想在那（老房子）多呆一天了。
刘家和沈家住东西院，沈家说刘家盖房子“抢前”了，由此两家开始不睦。沈家老想离开刘家远一点，就买了我的房子，也离沈凤忠的农机修理部近很多一举两得。那时沈家就想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