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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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同行，好的稿件我评论得不一定中肯，所未有欠缺的稿件，也许是我的偏见和误识，我们的目的不是评头品足，而是互相学习……”
这就是她每个月例会的宗旨，和她同大家相处的立足点。这样的肺腑之言，她得偷偷地说，在李局长不在的时候说，否则就会被他批评一顿，说她收买人心自立山头。
市县广播局和他领导下的广播站，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绝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这种认知是正确的，也是苏桂琴与李局长的矛盾所在。李局长唯恐自己管辖的范围缩小，影响力被边缘化，所以学习会他每会必到，到会必讲，讲必卖弄。所以，他的形象越来越矮，威信越来越低，脾气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深，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广播局，没有一个人不在背后议论他的，甚至是他的副手。于是间，很多有背景的人，纷纷作鸟兽散，剩下的人出工不出力，只有苏桂琴苦苦地支撑着。
1991年起，苏桂琴升任为广播电台台长，但她仍然经常下乡干记者采访的苦差事，可谓兢兢业业。1974年，她特意来找我，要我协助她去电台工作。我就以年龄偏大，行动迟缓为由谢绝了。后来她又让我坐班当责任编辑，也被我以眼力不济推脱了。再后来，她又找我，我终于实话相告。
我有三个孩子都在读书，电台那些工资能供得起他们吗？好在夫人有几亩责任田，能解决一家人吃饭的问题，离开土地就离开了生活的根基。再说了，假如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谁来关照督促孩子们学习？思来想去，苏桂琴只好以遗憾作罢。
她没有因为我的拒绝而断了到罗家房的脚步，时常来看看我。我向她推荐兴隆堡的编辑段连河到电台工作，她采纳了。
段连河年轻机敏，对新闻事业很专注很热心。年轻是他的优势，也是相对的劣势，缺乏交际艺术吧。经过一个时段的磨合，段连河的业务有了很大的突破，不足的地方也得到很大的填补，很快成了一名干练的记者。用苏桂琴的话说，他是新闻战线的得力干将。
苏桂琴比我小一岁，她的爱人历会芳是我同学历会祥的弟弟。她叫我李大哥心悦诚服，我们也是半个老乡吧。
一次，堂堂的电台台长、新闻记者却被地头蛇给纠缠住了。情急之下，她想起了我，打电话要我过去解围。那时我不在广播系统了，下海当厂长。
事情是这样的——
三道岗子乡粮库在公路上晒粮食，本来就不对，但粮食部门是老大，谁都惹不起的主。苏桂琴的采访车经过这里时，尽管紧靠路边行驶，但还是轧了粮食。粮库耍起了大牌，非让她们赔偿损失不可，否则人车俱扣！
所话说的好：清官难逃狡猾吏，强龙难压地头蛇。无可奈何，好说歹说，粮库最后只答应先放一个人去取钱，其他人和车不准动一步！
苏桂琴只身打车来罗家房找我，两个乡镇相距20多华里。我们乡政府的车都不在家，我只好借银行的车一用。
到了三道岗子乡政府，苗书记、郭志彪乡长正好都在，是刚从新民开会回来的。大家见了面，情况很快得到了逆转。
粮库在公路上晒粮食本身就是违章，强行扣人扣车属于违法行为，两位领导对此再三表示歉意。只不过还有点遗憾，我对苏桂琴和两位领导说：“可惜了，要不是书记乡长出面，今天的负面新闻就不会泡汤了。”说罢，大家都笑了。
我和郭志彪本来就是要好的同学，今天他不会放过我，也为了答谢免除被曝光之灾，晚上他埋单了。
苏桂琴原来在这个乡的广播站做播音员了，今天旧地重游不但没有兴致，反而窝了一肚子的火，有些不那么痛快。这就苦了我了，怎么说也得让她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吧，谁让我是她的大哥了。
酒桌上，我借题发挥，向他们各位“卖鞋”，逼着他们买，我就是鞋厂的厂长嘛。我从来没有白送给谁鞋，这次送给她一双，新出厂的新款，当然，我按规定自掏腰包，成本价。
苏桂琴终于“破涕为笑”了，不是因为那双鞋，而是我对她的慰藉。情至真处苦也甜，那是任何物质都难以刺激出来的回馈，印证冷暖人间。
1997年末，苏桂琴被市委调任到“新民市报报社”，任社长。1998年秋，我去北京前专程和她作别。她约了一些好友为我送别，我也彻底地告别了以她为标志的“广播事业”，也告别了我工作的历程。
在去北京的12次列车上，我浮想联翩，我坚信朋友的路永远都不会走完。想起我这些年来的同僚密友，个个历历在目，心又回到从前，也有无尽的挂念……
3 同僚密友（结义不义）（1）
3同僚密友（结义不义）（1）
同僚，字典上指的是，在一个衙门当差的官吏。官吏有别，官是首长，州官、府官、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市长、县长吧。在官的属下当差的便是吏了，我就是那吏的一类了。“清官难逃狡猾吏”一说，就是官与吏分野的佐证，也道出了官吏之间某种冲突与利害之关系。现如今某些官所以怕吏，倒不是吏的狡猾而是官之不清。
1998年末，乡镇政府机构有了很大的变数，“老的”退下来一大批，“提前离岗休息”了，我在其中。“庸的”被摘下了乌纱帽，“告吏还乡”。刹那间，臃肿的机构立时消瘦下来，许多“肥差”出了空缺，当官者发财的天赐良机有一次光顾他们。
一心想捞肥差的，只要破费一点，当官的绝对让你如愿以偿。大家都这么想，为官的能不这么想吗？可是，不如人愿的是，当政的那个高官太傻了，傻透腔了，所有顺理成章的事都“倒反天干”，叫你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还没等有人出来活动活动，那个傻官突然做出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决定，其结果是：许多根本不想捞取肥差的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一贯狗狗蝇蝇善于到处钻营的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其位置反而不如以前了。这个看似傻，实则公允的明智之举，比机构改革往下裁员的震动还要大！这个决策人，正是党委书记刘国成。
机构改革本来就造成人心强力的动荡，对改革后的人事安排不当机立断，则会形成“动乱”。你想，要捞取肥差的纷纷给领导“点炮”，这种耗费金钱的狂轰滥炸，一则有违廉政、二则有失为人、三则有误工作，这不是动乱吗？这些捞肥差的人都神通广大，弄不明白你刘国成，我就会让比你官还大的官为我“说情”，迫使你就范！总而言之，人事重组的工作拖延一天，麻烦的麻团就会多一层乱线，让你难以理顺。相反，要是当官的想发财，多拖一天，钱包就像雪团那样越滚越大。时尚的选择是“滚雪团”，傻透腔的才会选择前者。其实，刘国成一点都不傻，他自有自己的道理在其中。
这次机关干部爵位的调整幅度很大。刘国成的原则是，“有真才实学者上，顺风说好话者让”。于是间，一辈子都不想往上爬的大学生李玉新，当上了农技推广站的站长。爱说直话，说话挺“臭”，“六官不认”的大学生王昌超，坐上了农机管理站站长的交椅。机关通信员出身的王昌义，人很老实，接任了退下来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角色……
新的调令是刘书记自己运筹的，他不想把麻烦留给其他人。主意一定，他立即主持了党委会，并取得一致通过的支持。
党委会刚散会，旋即召开了机关全体干部大会，当场宣布人事调整的决定，让有些人感到迅雷不及掩耳。这些新任的站长、股长、所长，一时间有“平民”变为“高官”，做梦都没有料到，个个百感交集。
刘书记的用人原则，其实就是我们党的用人原则。冠以刘书记的原则，说的是这条原则很少有人去执行。人们感到新奇，别开生面，才说是他的用人原则了，听起来别扭，但这是事实。
这次改革，有一位干部因考试成绩太差，被列为革职回家的一类。刘书记考虑他一直在乡食堂操劳了20多年，便决定以临时工的身份留用下来。他很是感恩戴德，说什么也要向刘书记表示一下心情。他说：“你不收下我的‘表示’，我心里不平衡啊。”刘书记回答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的生活条件还不如我，收下你的‘心情’，我是啥心情？我会平衡吗？”
刘书记的诚恳，使他很受震动，只好收回自己的“心情”。他感慨地说：“领到这样对待我，我更从心里感谢你了。”刘书记笑了“这也不必感谢，这是你多年工作和为人的结果，我当领导的有责任这么做。”
是的，贪得之人接受别人的“心情”，什么时候想到别人的生活啊？因为他们就是一帮敲骨吸髓的强盗，泯灭人性的魔鬼！
世界上，钱财易得、名利易得，人心难得！我的朋友都是知心至交，彼此肝胆相照，我得他心，他得我心，心心相印。
这次机构改革，除12名一般干部和临时工被裁减下来之外，副乡长一层的领导也有一人超编了。那么，究竟谁退下来呢？
党委副书记张玉钧也属于副乡长一级，他大学毕业，正值年轻，正是“大展宏图”大有作为的黄金时代。另一位副书记张春刚，初中毕业，教师出身，50出点头。四个副乡长依次是：赵国权，50出头；禇桂琴，女，不惑之年；孟庆华，40开外；张宁，系市里下派的年轻干部，“储君”一类，大学毕业。如果以年龄为界限，赵国权、张春刚被裁员理所应当。论水平能力和群众测评，所有的副职都退居二线后，才能轮到赵国权。
1998年12月，我在北京从赵国权的电话里得知，他退下来了，是他自己向刘国成书记主动提出来的。他说他的决策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让刘书记难心。二是不让那几个人因为去留问题而提心吊胆，三是他干腻了。
他腻在哪里呢？简单地说，他和他的亲戚周乡长在一起干腻了。周乡长周春林的亲侄媳妇，是赵国权的亲妹妹。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