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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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他的大儿子在他的鼓励指导下，做起了羊买卖，成了养羊大户，发了“洋财”。
这孩子继承他父亲的很多，遗传，有其父必有其子了，邹和昌就是以吃苦耐劳著称。农村的老师，一半的身份是农民，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他后来转正了。家属有责任田，需要你勤劳为本，勤奋在先，起早贪黑挤时间来时弄地。再说了，老师的工资较低，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没有一点灰色的收入，就得靠养殖和种植填补入不敷出的家用，你想不吃苦行吗？农业投入的产出周期太长，需要你有更大的耐力和耐心，稍不留神，风雨雹霜、旱涝灾害就会造成颗粒无收。所以，农村的老师就是农民，个个都是苦做苦劳的能手行家。
那时是单休日，星期天一到，无论是春夏秋冬，都要去很远的地方采集猪菜，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喂著啊。记得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还是一名老师……
周六，我和邹和昌就约定好了，明天起早去沈阳瓦子窑捡干白菜帮子。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走出不远手脚就冻得猫咬似的，还有70里的路程等着我们来蹬自行车。晚上回来太阳已经落山了，往返180华里，驼回3大麻袋的猪菜，仅仅够猪吃上两个星期。
他家的猪多，每个星期都要去很远的地方弄猪菜。要是遇上顶风雨雪天气，骑不了自行车就得推着走，后半夜才能到家。睡上半宿覚，第二天的教学又开始了。
他的孩子读书没有什么起色，勤劳倒是谁也比不了的，这也是他的“财富”遗传。遗憾的是，他的孩子有钱了，手脚也大了。
2006年夏天，已经在沈阳的邹和昌来看我，提起了他的大儿子，有些黯然。用他的话说，“他的屁股后头，总有一帮人跟着他……”他是大款了，借贷款有人找他，大事小情更有人找他，进出饭店酒店……结果被朋友骗了，别人的贷款由他来还，你是担保人嘛。
我劝导他，孩子还年轻，吃一堑长一智吧，来日方长……
我说了，农村的老师就是农民，辛苦是一辈子的事儿。现在好了，邹和昌再也不去弄猪菜了，也算享福了。但他待不住，在沈阳做了几年推销涂料的“买卖”，挣下十几万元，补贴了大儿子的亏空。不幸的是，自己得了轻微的脑血栓。但他依然不肯休息，非要请教我如何给学生辅导作文写作，所以他就来看我。我和盘托出，倾囊相助。后来他没有“任教”，语音有些不清了。
在农村，难道就没有像城市一样清闲的老师吗？有，只有一个！
3 同行诸友（陈锡联事）（2）
3同行诸友（陈锡联事）（2）
这位唯一清闲的老师叫曹国栋，和我是一个生产队的。他是我们队里诸多下放户中的一员，严格说，他是“五七战士”。
我们生产队的下放户都是沈阳来的，有七八户之多。有的是自愿下乡，考虑在城里生活困难，在农村没有钱也能维持。有的是有历史问题被“遣送”过来的，是接受改造，相当于古代的“流放”。有的是“响应”号召，走“五七”道路……李德清属于人口多的“困难户”，回了他的家乡，左邻右舍都是一家子或是亲戚，相互有个照应。
潘德舫，原沈阳第八医院的会计，老家江苏，地主成份。他夫人马杏春与他同乡，旧社会是个标准的千金小姐，大家的闺秀。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是难以在城里立足的，于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被“流放”到农村，也被农村的专政机构列在黑名单里，实行监控，只是没有带上“四类分子”的帽子罢了。他们的工资停发了，粮食关系也变成了农业户，不再到国家的粮食供应站买粮油了，由国家职工蜕变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夫妻俩上了年岁，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只好让他不到16岁的二儿子潘靖远给生产队放牛，人称牛倌。
另外两个孩子都比潘靖远小，去了学校念书，我教他们数学和物理化学。他们的大儿子大女儿在沈阳工作，没有随他们一起“流放”，时常过来看望他们一家。
老潘的房前屋后也不能闲置，种些瓜果蔬菜之类，但他们不会管理，甚至分不清社么是野草和韭菜。左邻右舍就帮着他们料理，就像教小孩子“过家家”玩，耐心也细心。邻里们相处得很和谐，那时还没有“和谐”的口号，但农村人做到了。后来，党的政策有了松动，潘德舫和马杏春都变为“五七战士”，腰杆直溜了，被纳入“革命派”的队伍中来。我们住在前后院，南北只隔一条街，相互之间很友好，常常谈论一些别人很“忌讳”的时事。他的大姑爷我们也熟悉，来潘家时我们也有些交流，他说他不相信我就是个农民。他的大姑爷比我稍长几岁，是个微波通讯的工程师，常到我们以东的七星山上的“微波接转站”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顺便就来看看岳父岳母。70年代初没有卫星通讯，北京的电视节目就靠微波接转站来传递信号，对于农民来说，神秘得很。有一次我问他的姑爷，设备的运转的能源是什么？“能源”？让他吃惊不小，他觉得，一个农村人是怎么会说出“能源”这个词汇的？不可思议！于是间，他就把我看成是“不一般”的人物了。同时，我也触犯了他工作的“秘密守则”。他悄声对我说，要我保密，说能源就是当地的电源，说出去怕有人破坏。我笑了，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那么胆大妄为的狂徒。于是他才接着说，除了当地的电源，他们自己有发电的设施，就隐藏在某某山洞里……说过，我也惊愕了，或叫害怕。万一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就是第一嫌疑人。
再后来，他们一家和曹国栋先后回了沈阳，毛主席的“五七”道路走到了终点。事后，我去过几次沈阳，每次都要看望他们。他们老了，过上了清闲的生活，但我想，农村的那段生活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也会不断的闪回。
董魁，沈阳某纺织厂厂长，因涉及共同犯罪也被遣送下乡。他也是解放前这里的老住户，但“流放”不同于衣锦还乡，很是郁闷。后来虽然经过数次上访，甚至找到了东北局的宋任穷，企求平反，无奈犯罪事实清楚，只好作罢。现在依然生活在德盛堡村，年事已高，无所事事了。厂长，对于农民来说那可是个大官了，都觉得他有两套。在生产队群龙无首的混乱时期，他被推为队长，结果让他手忙脚乱，令人大失所望。他慨叹：就是皇上来了，想领导好农民也未必能行啊！
董魁有五男二女，9口之家挤在不到20平米的三间土草房内。看看晚上睡觉的炕，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人头。狭小的房屋俨然是一个特色的囚笼，捆住了他们生活的双手，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那年的五一节就要到了，按照惯例，国家给农民每个人2斤白面。就得说是“给”，虽然是拿自家的玉米来换，还得找差价，不给你到哪去吃面粉啊！也就是说给你指标，“给”就就是一种恩惠，包括“四类分子”所有的农民。
那时我是会计，负责收取粗粮换细粮的玉米和钱款。多数人家都按时把钱粮交到了生产队，就差董魁一家，求人捎信催了几次也无动于衷，我只好亲自登门。
五一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家早就没有一粒粮食了，钱就更不用说了。
本着让家家户户过好五一节的政治原则，也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策性很强的政治任务，他家的粮食暂时有生产队的马料里出，秋后再从口粮里扣除。钱怎么办？生产队也没有，只好由我垫付了。
直到实行了责任制，董魁一家艰苦的日子才算熬到了头。
全公社一共有多少名“五七”战士，我不太清除，但至少也得有200多人吧。其中除了来自沈阳的占大多数，也有省内其他市区的，“下放”到团山子大队的郭洪文和妻子隋长兰（音）就是大连市的。郭洪文是大连市财经学院的党委书记，在“五七”战士中级别最高了，她爱人也是一位“高官”。我所以对他们很熟悉，因为我是他们两个男孩的初中老师。两个孩子一大一小，却在一个班级里念书，是走“五七道路”耽误了大孩子读书的时间。
郭洪文是全公社“五七”战士的头，他所以选择团山子落脚，因为那里是他的老家。很多人都是这样选择的，投亲靠友，似乎天经地义。他们就的这样做心里踏实，人不亲土亲，谁晓得社会形势会有什么变故，农村的亲亲故故是最可靠，也是最后的一层保护伞。
郭洪文名气不小，所以陈锡联到我们那农村视察的时候就选择了团山子。陪同陈锡联的是毛远新，他们的来到惊动了新民县的各位领导，前来拜谒的大小车辆趋之若鹜，但都没有排上号，充当了警卫角色。听团山子目击人说，陈锡联毛远新和郭洪文夫妇亲切握手，问寒问暖，还给了他们在座的每人一支香烟。隋长兰不会吸烟，就留作纪念了。后来，这一事实得到他的两个孩子的证实。
我很钦佩陈锡联革命的经历与功绩，但后来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是他在“文革”中的一道命令，造反派革了我的命，抄了我的家，吓哭了我的孩子。
那么，曹国栋被“流放”到我们生产队的背景是什么？
曹国栋的爱人姓董，叫董淑兰。董淑兰就是我们这的人，娘家在西房号，离我们这里仅仅2华里。因为我们这紧靠沈法公路，交通相对方便，人也较熟就落户了。
曹国栋是河南郑州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某学校任教。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富农，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第一批走了“五七道路”。董淑兰倒是根红苗正，是学校的校医，但受到了曹国栋的牵连，只好带着三个女孩一同当上了“五七”战士。
刚来农村时，他们夫妻什么具体工作也没有，农民叫他们为“散仙”，或叫“逍遥自在王”。按理说，他们是有任务的，任务就是“抓生产队的阶级斗争”！
你想，他们自己都是“阶级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