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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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初中生”，虽说只念了一年就“文革”了，还比宋奎福只念小学一年级更有学问。加之宋奎久天生就喜爱和电打交道，电还真叫他摆弄得服服帖帖的。一次，他私自安装了“电子防盗门”（自己做的，一开门灯就亮），被大队发现了，罚了款。可他痴心不改，继续“玩电”，不想因祸得福。

大队原来一个电工，玩不转日趋加剧的用电新形势了，就要增加一个电工来减压。老宋头听说后，经过上下打点，宋奎久当上了电工，也看他真能担当得起。

电工是棵摇钱树，也是聚宝盆。自己家用电随便，分文不拿。电炉子、电水壶……别人家用是要罚款的，变压器的容量小，上下都有规定，电工是特权阶层，没有人监督，何况监督者的耗电量比他还厉害啊。电工从各家齐上来的电费有数，上缴的也有数，前面的是大数，后面的是小数，差数就是电工的了。如果觉得差数太小，那么就提高每度电的基数，落到千家万户，可就是个大数了，剩下的差数自然不是小数。各个大队的电工都比着看谁的差数大，比来比去，电费就上去了，最高一度电2元4角钱，老百姓叫苦不迭。

那么，群众有反映，大队、公社就没有人管管吗？管！

大队书记开会了，说：线路不好，电损太大，此其一。二，五保户、困难户拿不起电费，大家摊，自从办电就是这个法则。三，上边要的太多，我们也没有办法……总之，他说的话就是电工教他说的，他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书记和大队长，还有大队的会计，都和电工一样享受“优惠”，包括电工的至亲等等。他们的屋子比谁家的都亮，心比谁都黑！这就是农村高电费的根本原因，最高的村，一度电7元钱。

1982年，“改革的春风吹满地，刘二堡人要争气”，赵本山说的没错。那时家乡有了个体业户，用电项目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工就更吃香了。谁家有事你得排号等电工，七碟八碗地伺候着，不然你还想用电不？

这年秋天，稻子黄了，金灿灿的，到处是一排喜悦情景。一些想干点大事的农民们，钱还没到手，买卖就开张了。老王家的酒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鞭炮齐鸣。为了快些把电送进酒厂，宋奎久在王家吃过晚饭，摸黑就去变压器合闸。

“酒后干事胆子就大，夜黑人静啥也不怕”，这话是说给做贼的，但让宋奎久实行了。他刚上变压器，头部就触到了高压电源，脚就接了“地”。刹那间，一声霹雳震惊了所有人，宋奎久当即身亡，时年不到30岁。

噩耗传来，再也听不到他一声喘息，只见得老老少少不住的叹息和哽咽。

老宋头老两口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搓揉得半痴半呆，恍如夜游。没过一年，他去了，老伴也投奔了女儿家，儿媳领着二个孩子再婚，家破人亡，各奔他乡。

宋奎久死了，宋奎福来吊唁，也来调研。到了现场，他什么责难别人的话也没说，只是哀叹：“唉，挺聪明个人，怎么会干出这么傻的事来……”

宋奎久死后，埋葬在沈北大提以北一片荒从中，坟前立了一块石碑，上书：“刘更彪之墓”。死后的他还了原姓原名，留下的两个儿子还小，依然姓宋。

大凡在大队混点差事的人，都算是“公务员”，所以不能白白地搭进一条性命。何况宋奎久为人很好，有求必应，他死后，两个孩子由全大队要养活到他们18周岁。

诸多农友曾经携手并肩，“生死与共”情谊难舍。话说回来了，共患难却不能同享福，他们大多说都是天年未尽身先死，死得不值，实在是可悲。李志民、李玉民死在麻将桌上，逍遥了自己卿卿性命。王凤成、王凤祥死在突发疾患，是落后的农村医疗条件，没给他们宝贵生命延续的条件。李风仁、宋奎久死得更惨烈，是无知与愚昧终止了他们的生存。呜呼，活着的人在哀叹，也在庆幸，庆幸死里逃生。可是，一想起往事，庆幸还有几分值得庆幸的了？于是，我又想起我的同行诸友。

　3　同行诸友（半师半农）（1）

3同行诸友（半师半农）（1）

人一进入知天命的年龄，已是黄金时代的大半生了。所谓黄金时代，就是体现人生价值，用服务社会来衡量的吧。这样算来，我于1999年1月1日起，正式履行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回顾一生中我做过的工作，发过热，少有光点，离灿烂的金色相去甚远。但是，我还是乐于回顾，我不想掩埋永不褪色的情谊，那是比黄金更为珍贵的“文物”。

从1964年8月1日开始走向社会，我当过农民、夜校老师、打头的、计工员、会计、团总支书记、民办教师、农技员、气象员、广播站记者、编辑、土地股长、办公室主任……还有许许多多的社会职务，算得上一个“杂家”了，只是杂而不专。

从事的工作很“杂乱”，接触的同行却不杂乱，情谊的线条永远是那么的清晰，留下永恒的记忆。

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农友”——当农民的、农民出身的、整天围着农民转的……浓浓的情感，汇聚着我们许多共同的经历阅历。这就像在一座山脉发源的河流，躯体中流淌着同一种血液，散发着同一种气味。无论何时何地，流向何处，聚在一起都能融合，而无泾渭分明之说。

1970年，我当上了民办教师，挣的是工分，干的是教学工作，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色。虽然我对学校并不陌生，当过学生，但隔行如隔山，初次感到走进教室的门并不轻松。

第一节课，我有些不知所云，无所适从。本来可以讲一堂课的内容，我只用了几分钟就讲完了。剩下来的时间我不知道如何打发，更不知道学生是否听懂了、掌握了，弄得我手足无措。这样的情形，对于半路出家的老师来说大概人人如此，邹和昌和我一模一样，他说的。

邹和昌初中毕业，和我是一个大队的民办教师，他比我早到学校6年。对于我而言，他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老教师了。看他出入教室的一举一动，就知道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对他来说简直是轻车熟路。我的“一颦一笑”他都看在眼里，并主动热心地和我交流，为我“传道、授业、解惑”，他知无不言，言之不尽，我受益匪浅。在他的指导下，我很快熟悉了教学规律，掌握了基本的教学方式方法，进而得心应手。这让我很感动，因为作为民办教师，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何况竞争又是那么的残酷。“船多碍路”，邹和昌偏偏要“修理”我这条“旧船”，不怕我和他“竞流”。

1974年下学期，“教育改革”又深入了一步，各村都成立了“初中带帽”的学校。我教初中班，邹和昌也从原来教三四年级该教五年级了。五年级的四则运算很难教，他开始也是不得要领，有点手忙脚乱。

四则运算，如果用一元一次方程，或是二元一次方程来解，那就易如反掌了。可是，五年级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学生没有方程的课程内容，只好用“笨法”来解题。很多不教五年级的老师，或者是初中的老师，对于四则运算都脑袋疼，让学生运用自如简直就是难上加难。我想，倘若老师对解方程很熟练，那么，逆向推理就是解四则运算的思路了。

我把这个方法讲给了邹和昌，又帮他复习了方程的解法，遇到的难点便迎刃而解了。

我们相互能如此坦诚，是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意，甚至可以说是“生死之交”！

1961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校友。那时的新民高中属于“一条龙”的模式，也叫“新民完中”，初中高中同校，我是高中一年，他是初中一年。那年，我和邹和昌一起入学，放假回家的时候而是同来同往，既是同学又是家乡，能不亲近吗？所以，我们交往交流从来都是开诚布公，从不考虑说话的尺度当与不当，想说就说，有话就说！

随着高考的恢复，我们的孩子也在一天天地长大，关注孩子便成了我们的敏感话题。

邹和昌比我小两岁，结婚比我早两年，所以我们的孩子大小差不多，他四个，我三个。孩子虽然多了点，但都是自己的骨肉，都希望他们多念几天书，个个成才，尤其是恢复高考后，心情更是急迫了。

我到公社上班时，天天路过他家的门口，时不时就坐一会，顺便就谈论有关孩子的事儿。邹和昌总抑制不住望子成龙的情绪，发一通“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之感慨。他也经常辅导孩子，就是缺乏耐心。可能是做教师的都这样吧，上班时是孩子，下班了还要管孩子，太单调了，太乏味了。他说，他尽量克制自己对孩子的情绪，但一不顺溜就发火，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他爱人对我说：“你可不知道，他在那边辅导孩子，我在这边直哆嗦。”我问为什么啊？她说，教几遍再不会，他上去就是一个耳光！

看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也许只有我的话他还能听进去。我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

还好，邹和昌对孩子的“热处理”总算冷却下来了，他的第二个孩子考上了中专。那时候的中专和重点高中几乎是同一个分数线，比现在考大学都难。

对自己如何教育辅导孩子，邹和昌是“明理不明步”，道理很清楚，步伐就乱套了。他时常对我慨叹“枉为人父啊”，因为他的孩子只有一个升学的，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尤其是他的大儿子，给他留下一个永久的遗憾，让他特别感到内疚，至今依然在农村生活着。

记得在我参加他的大儿子的婚礼的时候，我曾劝慰他，也是忠告他：一个人应该甩掉阴影，不然就会被阴影拖倒；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只要有一颗上进的心（指他的孩子），坏事往往可以变成好事……他认为只有这样了。

婚后，他的大儿子在他的鼓励指导下，做起了羊买卖，成了养羊大户，发了“洋财”。

这孩子继承他父亲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