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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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没有为这样的“转移”而申辩，只要人家做了决定，申辩是毫无结果的，何况也没说你犯了什么错误啊！
要知道，“革命干部犯了错误是不能公开的”，这就是当时处理“嫌犯”的原则，例行公事的做法。公社党委会的“意见”，还给他一个体面的说法——“深入基层锻炼”……
“深入基层锻炼”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圣旨，那是对后备干部的恩赐啊。但人人心里都明白，“深入基层锻炼”也是削职为民的代名词。
王老师不再思谋什么东山再起的抱负了，像所有的家长一样，他把希冀倾注于两个小儿子身上。就在他憧憬下一代的微笑中，一个晴天霹雳让他的心支离破碎，哭干了眼泪。
来到曹家中学第二年的夏天，其中的一个孩子在辽河洗澡不幸溺水身亡。
王老师悲痛不已，精神几近崩溃，人在恍惚中度日，神情也颓唐了。
一次，我到他们学校采访一位老师的事迹，顺便看看他。他显得很激动，泪眼汪汪。
“唉，想不到你还来看看我……”
我没有什么更好安慰的话，也不想多说，痛定思痛是更痛苦的，奈何多言多语旧事重提？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让知心的话在无声中交流，会更适合我们之间的“革命情谊”。
我也没有料到，这次握手，竟然是“最后”一次了。
2 温文的上司（冒牌上司）（2）
2温文的上司（冒牌上司）（2）
又一次去曹家中学采访，有老师告诉我，王老师到新民市内上班了，家也搬去了。他执意离开这里，大概是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撩起他的辛酸与惆怅。
至今我还在想：王老师真的有“问题”吗？即使有，会有那么严重吗？这样的“问题”假如放到现在，还算是问题吗……
在我受命于王老师领导的同时，还有一位上司在异地对我们这些民办教师施展着遥控。这位上司，就是于海庆老师。
我们一些德盛堡大队的民办教师，工作、业务上听从二道房学校的领导，人事权、“经济权”掌握在本大队的手中。每年年末大队给我们多少工分也是大队一言九鼎。当然了，大队也要听听各个方面的意见才会定夺。
听谁的意见？于海庆老师的意见十分重要，左右着大队的意见，却无视我们的意见。
于海庆得说是我们的长辈了，公办老师，与家父同龄。他既不是校长也不是主任，是个“负责教师”，大队委派的，因为德盛堡小学太小，只有四年级以下的学生，公社不下派。
在他的概念中，只有公办教师才是知识分子，民办教师就是拿笔杆子混饭的农民，他就是天然的统治我们的上司。
“文化大革命”，于老师遭受严重的打击，造反派打得他几乎体无完肤。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人性”，他在乡亲们中，早就有“没人性”的雅号。不管他见到谁，谁都没见他笑过。用鼻子说话是他的特征，看别人的小脚是他的功能，向领导打小报告是他的家常便饭……于是乎，好多人早就想暴打他一顿，怎奈找不到借口。“文革”来了，那些人终于在他身上找到了破绽，寻到一条“下蛆”的缝儿。
解放前，于老师做过伪保甲的会计，虽然保长才够专政的资格，但他是保长的走狗，也该挨打。游斗他的时候正是盛夏酷暑，伤口上沾满了苍蝇，却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同情之感，没有一个人为他喊冤的，哪怕是在心中。
那时候流行一句绕口令，叫做：“好人打好人哪该，好人打坏人真该，坏人打好人不该，坏人打坏人活该”。于老师挨打起码属于后一种。
“文革”结束了，被专政的大多数人都成了“英雄”，不是领导的都得到了提拔，多年的老教师嘛，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人家是英雄，只有他还是“狗熊”，看在他那忠实于“主人”的份上，大队就封他为“负责教师”了，他就很“负责”了。
说他是“狗熊”，众所公认。教了那么多年的书，到他退休了也不会5、6年级算术的四则运算，汉字读音分不清平舌翘舌。凡是一有统考，他教的课程和班级基本上回回倒数第一。在他的领导下，德盛堡小学的教学成果，只得到一个民谣的奖赏，倒是人人倒背如流——
德盛堡，往后数，不是第六，就是第五。
说他“负责”，众目睽睽。他专门负责收拾比他强的民办老师，让他们的经济收入永远保持在生产队九等人的水平上。因为你是农民，就不能高于农民，这就是他说服大队给我们工分的理论依据。
其他大队的民办老师，每年的工分都是上等的，和打头的差不多。而我们只有人家的70％，在全公社保持最低的水平。我们去大队理论，每每都是他出面答复，且振振有词。
为了体现党对民办老师的温暖，国家每个月发给我们5元钱的生活补助。那时的5元钱了不得，很多生产队都是零分值。5元钱可以买好多东西，我记得5元钱够我们一家油盐酱醋的费用了。每到月初，都盼那5元钱到手，早就有打算了。
于老师压低我们的工分份额，把5元钱打进年终的工分里，平衡了……
他不讲理，和我们叫号：“不乐意干就回家！”
1972年，所有的大队几乎都有了初中班。我们几个属于德盛堡大队的民办老师也回到了德盛堡学校，不得不听从于老师的摆布。现在，人事权、经济权都归一统，人人心中焦虑，个个心情暗淡。
于老师终归是于老师，德盛堡学校的编制一扩大，“草寇成不了大王”，于老师头顶上的“负责”2字缩编了。
到了新的学校，于老师很不适应和我们平起平坐，依然摆出公办老师就是民办教师的领导的架势，还是我行我素地去大队打小报告，说我们不听摆弄。
果然，一天晚上大队的书记找我们这些小子辈开会。
这书记不是别人，正是于老师的表弟李秀清。
书记找我们开会的内容会是什么啊？思来想去，我们得出一个和于老师相反的结果。
又是果然，李书记没有责难我们，鼓励我们好好干，工分的问题好解决，绝不会低于其他大队！
他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于老师名声狼籍他彻底地领悟了，和他沆瀣一气等于向世人宣称他们是一丘之貉，此其一。其二，他的二女儿就要来学校上班了，优惠政策怎么也得有个提前量吧……
于老师自讨没趣，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久就去了别的学校。
新来的学校领导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家父，他在这个学校一直干到离休为止。
我不愿意和父亲在一个单位工作，刻意离开教育部门去公社上班做气象员，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也成了我有那么多上司的历史背景。
3 如毛的上司（古板酿祸）（1）
3如毛的上司（古板酿祸）（1）
1976年8月1日到1998年9月初，在这22年的时间里，公社变成了乡政府，机关官邸由原来的平房拔高为楼房，我也从青年过渡到头发渐渐花白的岁月中来。那年我还不满55岁，但领导我的上司何止55位啊，堪称多如牛毛！
在农科站搞气象时，有阎站长史副站长两位领导领导我。张柏春虽然是站员，但他是国家的正式干部，领导不在，我就听他的，他是我实实在在的领导。站级的领导之上，还有分工负责的部门领导，部门主管的领导之上，还有党政一把手的领导。除此之外，县里气象、农口系统的各级头头们也是我的领导。下乡蹲点，我要接受“片”（几个大队、行政村为一个片）、“点”（一个生产大队、行政村为点）领导的领导。加上我工作部门“频繁”的调动，加之领导走马灯似的迁升调换，领导“繁衍”几乎成几何级数的增长，难以计数了。
刚到公社，直接领导我的，也是和我首次谈话的，是农科站的史贵华站长，公社党委委员。
史站长出身贫寒，一身正气，在机关里“没门没派”，没亲没疏。在许多公社干部的眼里，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属于“独立派”，或“游离派”，不会搞小动作。解放初，老史是农会干部，讲惯了原则，一切行动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淳朴实在得很。他没念几天书，但由于肯学和工作环境的关系，自己的工作计划和总结从来不责成他人代笔，这在领导中少有。
老史下乡蹲点喜欢带上我，他说可以向我学到很多的东西，其实我在他身上受益匪浅。蹲点的时候，他不会找借口回家看看，我们年轻人就陪他吃住在村上，只有星期天才回家换换衣服，农忙时，几个星期也不回家。
社员们看他穿戴很简朴，就和他无话不说。有些村干部就不同了，他们认为老史不够派头，是个大老组，就像对待农民那样对他“不恭”。老史讨厌以衣帽取人，当然也对这些人另眼相待。史站长的“跟头”就栽在这帮人的身上了，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
他们可以小瞧你，但你绝可小瞧他们！这是他后来的感慨。
村干部往正道上走，是群众的带头人，龙头；往邪路上迈，那就是一条地头蛇，毒害一方水土。有的连党委书记对地头蛇都惧怕三分，和他们称兄道弟，这是后话。
1977年秋末冬初，老史和我去一个很“不错”的大队抓秋粮征购工作，在“不错”的大队铸成了“大错”，老史中计又“中毒”。
这个大队迟迟不组织个生产队送交征购粮，受到公社领导的严厉批评。大队书记不做自我检查，反倒说“冤枉啊，郭书记啊，是老史不让我们交的……”大队书记信口雌黄，党委郭书记不问青红皂白，老史李代桃僵，受到不白之冤。虽然后来弄清了来龙去脉，但“后来”是多长的时间啊？半年后！这对老史已经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只落个悔之晚矣，又有什么值得可以弥补的呢？
在老史的建议下，公社“撤消”了这位阳奉阴违的书记。没过多久，老史被调到别的大队蹲点，那位书记又直溜溜地站起来了。
对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