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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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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只有吴伯母跟我两人在家,她怕打扰我读书,一点声音都不出,连客人来了都要蛮夸张地叮嘱:“马少爷在读书哪!”也是江西口音。

她说过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除了吴大成,就是你了。”情真意切,让我暗自想着好歹考上个学校给他们看看,不要再为难谁了。

很难得看到别的一家人是怎么相处的。我见到吴氏父子见面时自然地相拥拍打,开心得要命。吴伯母在下午靠在沙发椅上睡午觉,睡梦中还口口声声念着她孩子的名字。他们夫妻在餐桌上相聚,谈得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孩子,没有一句指责,都是得意跟为他的未来着想。原本我以为父母都是只会责备孩子才对,在经验里,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家里大人的肯定与赞美。年过六十了去纽约看姑妈,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变得又老又丑啊!这些我都视为当然。吴大成也有出息,学业身体都好,在部队里上柔道课,一不小心就把对方的肋骨摔断了一根,他爸爸赶快买礼物去跟人家赔礼。除了这样不寻常的事情,吴大成从不让父母操心。

我的生活习惯不好,吴伯伯从来不批评,也不要求,总是那么笑眯眯地说些民国人物与掌故,有时也品评时事。我总觉得我不仅是他的晚辈,同时是他的孩子,也是他的朋友。许多调皮捣蛋的事,跟他说,他从不以为忤逆,反而听得乐呵呵的,跟伯母俩笑到不行,一边还说难怪你把你爸爸气坏了啊。真的是有容乃大。

某日上午,刚吃了早餐,不意之间,看到了吴伯伯在为我折被窝。从那天之后,不仅再也不敢让他老人家费事,还特别天天早起,早早地把床铺整理好。

那一年专科跟大学是分开来考的,考大学时我根本没去考场,白交了报名费。考专科之前还有一点读书的日子,大约两个星期,我就拚命读书,但是时间真的不够用,到了第二天就要上考场了,三民主义一页都还没有读,怎么办?吴伯伯只说不要慌,我给你讲讲好了。

于是,他用了一晚上对我讲了一通三民主义,井井有条,成一系统,每一重点都有例证,每个例证又可旁通其他的纲目,纲目与纲目之间彼此相关呼应,十分易懂又有趣味。以后有好一阵,都想把“国父”的照片挂在墙上,因为再读了“国父”的三民主义讲稿之后,已成了“国父”孙中山先生永远的粉丝。

考试的结果是,我的三民主义得到了我的成绩里的最高分,而我的数学只得一分,据我自己的估算,应是零点六分,阅卷老师奉送了零点四分给我,凑了一分。这一分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任何一门零分,便不录取。我考上了“国立艺专”的影剧科,很不合父亲的口味,也没有得到他的支持,但是每个周末都回到吴伯伯家,他还给我零花钱。在艺专,我年年可以拿到奖学金,其他的问题也都可以将就着解决。

吴英荃先生伉俪,是在我逃离制式教育苦海时,最后临门一脚的恩人。

但是,吴伯伯没多久便病倒了,探病者川流不息,提供各式各样偏方者也不少,在眼看不起之际,他居然把大家说的都详细记下,出版了一本偏方集,详列各种药单,附带说明源由,来人便奉送一本。一个人在此际还有此雅兴与存心,应是另类的风流,我看。

吴伯伯因病住院,此事夫妻二人都瞒着在美国的儿子吴大成,怕影响到他的学业,希望他可以顺利拿到博士学位。那个年代出一趟国很不容易,也不可能想想就回国来看看父母。记得吴伯伯送儿子出国,刚刚从松山机场回身,就跟身边的人说,恐怕再也看不到儿子了,不知是他为自己算出来的命数,还是他知道已经病入膏肓?进入台大医院之后,过了大概不到半年,吴伯伯便辞世而去。又过了大约三年,吴伯母去世。

但是吴大成却是在父亲过世许久之后,方才得知父亲已经不在人世的讯息。

爱子若渴的吴伯伯,在病情尚未恶化至不省人事之前,便跟吴伯母预谋,买了一大叠航空邮简,然后依照时间、年月日、季节,以及可能预想得到的种种身边的事物,写了不知道有多少封的信,从吴伯伯无法亲自再写信开始,便一封封、定时地往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处寄发,生怕儿子承受不了父亲去世的打击。在吴伯伯的告别式上,我只听到吴伯母声声的悲叹:

我的儿子没有了爸爸怎么办啊!

这些预写的信居然在所有的亲友配合隐瞒之下,隐瞒了那么久,但爸爸不在世的事实,最终当然还是让吴大成发现了,其痛可知。

这是我见过最痴的一对父母,推己及人,对我也照应得无微不至。

没有他们,我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但不会比目前的人生更让我满意。

吴英荃先生过世之后,每周都会有一位年轻的、他生前的学生来拜访吴伯母,一进门就洗手,然后上香,对着灵位三鞠躬,持续了很久很久,那位年轻的学生,就是后来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的徐立德。还有一位,文工会总干事、江西同乡晚辈刘士臻先生,每周定时前来祭拜,对师母依然执弟子礼。历时数年,直至师母去世,又为师母完成葬礼。

在吴伯母的告别式上,我用毛笔写了一篇怀念他们二位的文章,灵前跪读之后,随即火化,是专为他们二位写的,没留草稿,更不想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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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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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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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此恨绵绵

引子

在青田街父亲的寓所拍的结婚照。小孩子是继母所生的弟弟妹妹。

父亲是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去世的,在此之前,在医院里躺了大约三个月。

那时我跟内人都在中广公司工作,台大医院病房里只有他当年的一位“小朋友”洪先生在旁,父亲昏迷了好些日子之后,终于摆脱了他八十年的人世。我们得到消息赶到病房,父亲已经停止了心跳。

就在父亲卧病的那个时候,我刚刚接到母校“国立艺专”的邀请,决定回校教书,势必辞去中广的工作。父亲对我最后的认识,就是一个播音员,他从来也没有听过我主持的节目,而我丝毫也不在意。有一次,父亲到日月潭开会,当地的商店老板听说他是某某节目主持人马国光的爸爸,纷纷出来跟他握握手,多看他两眼,他哈哈大笑,不见得是为了儿子有了点名气而笑,他应该觉得实在好笑。的确如此,父亲的成就不是世俗都能看得清的,做了一个媒体人,仅止于出出风头而已,算什么嘛。

我同时在《中国时报》写方块,但也没有跟父亲说,我心知肚明,那真的不算什么,离他的最低标准远着哪。即便是有点想法,也是一点点而已,决非真知灼见。后来有人跟他说你儿子报上有专栏,我想他也不会特别去找来读,反倒是我岳父觉得有这么个女婿蛮体面的。

1976年,得到中山文艺散文奖,同时得奖的还有同校毕业的美术奖得主赖武雄。母校校长朱尊谊、父亲好友石油公司总地质师孟昭彝先生同来中山堂祝贺。父亲的身体看来已经不如从前,三年后去世。

在中广的那一年,我得了个当时还不算小的文学奖,直到颁奖典礼当天早上,我才到青田街父亲的住所去,跟他报告这个消息,我要看看他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请他出席典礼。因为,在报纸发布之前,只有包括我内人在内四个人知道此事,我一个、太太一个、岳父岳母两个。那个奖,实在说,奖金之于我们,比那个奖重要得多,我们正在付房贷,是艰难中找出来的法子。姑且一试,居然那么侥幸。真要谢谢那些不知道是谁的评审。

我看父亲,他的学问我也不懂,但是,他很沉得住气,什么事情好像都用不着大惊小怪。这可能影响了我一生,因而也影响了我的孩子,但这都不表示我们对于自家人的成就不放在心上——也许说“成绩”比较切题。没什么大事的话,就不宜张牙舞爪,这倒是家风。父亲与我,面对面少、话对话少、理解的少、表达的更少,我们父子一场四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申请开除

学校里的功课,我也有读得不错的时候。比如说,小学快毕业那会儿,试卷拿回家,要是在八十五分以下,就惭愧得想哭。父亲那时总是想找时间陪我,要我到他的书房读书,为我在他的大桌子边上摆了一张小桌子。他要是出门回来得太晚,我还是会等他,听到他回家的脚步声,心里就很踏实。他常常把已在床上的我叫醒,一起吃他刚买回来的水果。他明明知道我没睡,只是在等他,他也假装叫醒了我。父亲曾经想当一个好爸爸,他努力过,只是他实在不是这种料儿,就像我总是无法把课业读好。

考取了联考之后,他就天天带我去水源地学游泳,把我交给岸上顾姓卖茶水的人家照应,顾先生的儿子顾汉臣,大我五六岁,也就受父命只管两眼紧盯着我,生怕出意外。我玩水玩到父亲下了课,看着他游了几趟两岸的来回,跟他一起回家,常常还跟着一只大狼狗。

他好读武侠小说,把和平东路口“清华书社”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租来读尽了,要我也读。我的兴趣没有他大,但是父子二人谈《水浒传》、《七侠五义》等时,姐姐在巷口都听得到我们的笑声。

他是会好好地去爱一个不让他烦恼的儿子的,但怎么自己的这个儿子老出状况?读书有那么难吗?一定是故意顽劣,不肯上进。为什么不能让他做一个正常孩子的父亲?只要正常,让他可以像他的朋友跟他们的孩子一样,过有情有趣的亲子生活,该有多好,父亲一定想过。

是的,我教书多年,真的发现,肯不肯读书,也是天生的问题居多。一个人愿意读书时,没有人挡得住他,不愿意时,也没有人推得动。劝学生要读书,依我的经验看,根本没用,读不读,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教书的无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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