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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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系穆穑孔钍侨梦也煌�意的，莫过于非要把乌龟跟鸡或是鸡跟兔子关在一起，然后又自找麻烦地搞出许多难题。为什么X加Y的括弧的平方就等于X的平方加2XY然后再加Y的平方？是谁规定的？我的问题其实很多。

当时高次长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给我，可是他听得很有兴趣。只记得在请教次长这些问题的时候，姑妈一迭声地唤我倒茶，似乎就是要打断我的言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怕为难他吗？次长也该晓得我的想法啊。姑妈真的很奇怪。

有些问题到今天依然不得其解，但是对数学的本质却比当年清楚了些，数学不是算术，勾股弦是把物理世界的许多事物概念化也是绝对化的手段，是推论与想法的符号化抽象化，是在宇宙间唯一可证实的真理，可以很好玩的。要是让我们计算得出一个馒头的热量，用这些热量去爬阳明山，能爬到哪一站？用来睡一大觉又会消耗多少？这样教，不好吗？

数学可以计算出我们跟月亮的距离，是怎么算的？为什么凭着光谱，就分析得出几千万光年之外星座的温度与质量？地球的重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又凭什么测得出地心的温度？为什么空气也能有重量？每个地方的空气都一样重吗？血流的速度跟血压的关系何在？心脏为什么总是不累？这几千几万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们讨论，却只管要我背不知道是谁规定的公式？

代数的代码，都可以在坐标上找到各自的位置，却要我们死记，何不先把坐标让我们搞清楚，横的纵的，可以代表什么，如时间与空间、质量与能量、温度与湿度，那么，那些个代码的英文或是什么外文的符号就生龙活虎起来，这样教有何不可？也许对于入学考试有些不便，然而人生只为入学考试，岂不可笑？何况是在那么好的年华。

大概除了作文，必须当场交卷，我不会缺，其他的作业都没有做。举行壁报比赛，我依然是做壁报的人选，还是可以享受公假。

地理课没有详细的地图可看，只凭插图、文字、图表与口述，怎么学得出实际的东西来？现在都可以从太空拍到实际上的地球了，不知地理课有无配合？常常想，从太空摄影看地球，是多么美丽的图像，尤其是看不出国界来，只是一片浑成的大地与海洋，地理课难道不可以有如此的哲学思维吗？我得到了一长条的世界地图，是父亲出国的时候航空公司送的。除了航线、地点，上面什么记号都没有，却看到山脉起伏、江流婉转，那个时代人造卫星还没有造出来，自然不是太空摄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地球的原型，没有国界的。后来一位地理老师借了去，直到今天也没还给我。他留下了那张地图，但愿有他什么不寻常的理由。

还记得为了反共，我们的地理科非常顽强地以民国时代在大陆的版图为准，以那个时候的铁公路、农渔矿产为准，那样的地理是胡思乱想，也舍得让小孩子用去许多宝贵的童年少年去读去啃去背，政治搞得出这样的荒唐事，当时虽然年纪小，也觉得可笑。有此疑惑，如何读得好地理？历史，怎么比得上《东周列国志》、《三国志演义》、吕四娘、妙手空空跟血滴子等等的故事？便是电台里陈致平教授说历史，也比我们的历史课精彩得多。要是英文课可以天天听英千里教授的教学节目，我的英文也应该会好一点吧？物理跟化学，为什么也有那么多的方程式？问题又来了，谁规定的？为什么有限的元素就能组成无限的物质世界？宇宙有没有边际？那么边际之外呢？要怎么称呼？人类的智慧有没有极限？桌脚的蚂蚁知道我们的存在吗？神之于我们，会不会就是我们之于蚂蚁？

学校里没有给我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也没有问老师。多年之后，我在中广工作，我主动请求让我做儿童节目的制作人。我推出了一个节目单元，唤作“好孩子”，我的主张就是个个孩子都是好孩子，我跟主持人冯澐中小姐努力地去找不合一般通俗标准的孩子，去访问他们，访问他们的父母跟老师，也找到许多关系人谈话，尽可能地找出他们不一样的优点，之后变成我们节目中的题材。我要出出当年一直没有机会出的气。

不用说，身兼学艺股长却作假不交作业瞒骗所有的老师，这样的事一定会被发现的。

果不其然，问题从数学科开始。

数学，我总是吃零蛋，老师也习以为常。有的时候，干脆把我赶出教室，却正中下怀。这会儿下课时抢也抢不到的游戏器材，任我挑着玩儿。后来老师要我在教室后面门口别走远，那也就玩不成了。

老师终于想到要看看我的作业，发现在报表上我并不是未交作业的学生，但是全班的作业本中就是没有我的。

这可成了大事，老师都在同一个大办公室预备功课、批改作业，事情应该很快地传了开去，其他的任课老师也顺便查核一下，发现了同样的问题。真正的情形如何，我不得而知，只记得级任老师要我在一定的时间去见校长。

没有人陪伴，我浑浑噩噩地，依了老师的指示去见了黄校长。

黄校长依然那么斯斯文文、轻声轻气，问了些家庭的问题，并跟我讲：

“我认得令尊。”然后说还是把作业写写吧，然后就没事了。

但是到了学期末我却满堂红，连音乐都不及格，因为老师考试要我唱歌，我一点情绪都没有，不想唱，唱不出。唱歌是要有情绪的，现在我依然这么主张。

我留了级，一年之后，又留了级，依规定是不可以再读本校了。就只好拚命读书，勉强地敬陪末座，插班进入建中。但是二年级依然读了两次，一个初中，读了五年。加上小学留级一年，学校生涯中，留级三次。

好不容易升到了初三，老师恳切建议再多读一年，这一次不是家庭访问，是老师亲自跟我讲的，我想到不知哪一年才能毕业，并没有接受老师的建议，偷偷地用同等学力去考联考。考前父亲就请了岳长奎伯父教我数学，他是师大数学系主任，也请台大数学系主任沈璇教授给我补课，讲起来可真不得了，他们的确是大材小用，搞不好根本用不上。倒是沈伯母对我爱护有加，沈伯母的先翁就是民国史上有名的黄膺白（黄郛）先生，但是她非常朴素可亲。我就到前面巷子他们家做功课，有吃有喝的。后来他们家成了我童年的朋友尹建中教授的宿舍。

岳伯母也非常疼爱我，甚至觉得让我跟他们的宝贝独生子东东做朋友，可以让他长许多见识，让我受宠若惊。满头银丝的岳伯伯极有耐性，题目我做不出，他总是好脾气地要我再试试，再试试。我在做题目的时候，他也在纸上做微积分的题目，偶尔也跟我讲讲微积分，那部分我们还没学到，不会考，但是我爱听他讲这个微分那个积分。结果是，题目到了最后也做出来了，从头到尾，常常只证实了我没有追求答案的耐性。

我相信老师的教学态度很重要，在当年，如果不是为了联考，赶呀赶的，我真愿意跟岳伯伯一直学数学到老。

岳伯伯后来应香港珠海大学（即珠海学院）之聘去了香港，我失去了极难得的合得来的长者。后来听说岳伯伯在香港街头中风路倒，几天后，岳伯母才在医院里找到了他，但没有多久岳伯伯就去世了。之后他们母子二人又去了日本，从此失去了联络。直到四十几年之后，有一天，有人打电话给我，问我认得岳长奎教授的太太吗？岳伯母有好几十年没有回到台湾，在此地朋友也很少了，她已经是八十七八岁高龄，还记得我，从报社打听到了我的电话。

我开车带着岳伯母玩了一整天，终于有机会跟她说，我特别要谢谢她答应给我钱，让我可以买到从收破烂的人那儿发现的冯友兰的《新原人》跟一些别的哲学的书。她亲自在战乱中带出来唯一的一本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早年也很慷慨地送给了我，当时是禁书，买不到的。从十三岁读了那一本书，就断断续续地读到今日，并且旁及其他数以百计相关美学的书，就是那本书影响了我一生。我郑重地谢谢她，人生有机会表达感谢，真的好幸福。

我带岳伯母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其实她的眼睛已经不怎么看得清了，但是她依然那么有耐性地静静听着。

那是个夏天，我们坐在至善园的小亭子里，她缓缓地说：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很能读书的，现在，你知道的比我可多得多了，现在你都能教我了，今天我学了真不少。”

岳伯母还是那样，总是笑眯眯的。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岳伯母。

和岳伯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至善园

高中联考放榜那天，我大概看来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父亲看了不顺眼，骂了我几句，这时的我已经不是他随便打得动的了，我就出去玩，我想总考得上个什么学校吧？后来岳伯伯听到了广播，到我们家来报佳音，父亲却到处找不到我，我玩得很晚了才回家，故意的。父亲跟我讲我考上了复兴中学，我说我早就料到了，其实我根本没谱儿。

这一辈子大事临头，都爱故作镇定。杨家骆杨叔晚年的时候跟我讲，我小学毕业之前，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他，其中有“万事莫如联考易”之句，他很欣赏。当时还说，他想要把这一段写在他的自传中，问我版权可否让他用？光荣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用不用的？可惜他直到去世也没来得及写自传，享年八十有二，比父亲多活了两岁。应该有人为学术界如此传奇的人物写传的。

考上了北投的复兴中学，父亲已经觉得很可以了，然而，我依然挫败连连。

我早已习惯逃学，从小学逃到初中，初中逃到高中，逃到了大家都在大考了还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无从考起，只得再留级。小学五年级留了一级，中学留了两次，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用的都是同等学力的证明，因为都没有毕业资格。高中最后的学历是在东方中学夜校，因为已经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