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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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有成就的教育家，我手边还有他的访谈录专辑。

有一位吴越老师，矮矮的，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他教我们数学，兼总务主任，校庆之前，要求每一位小朋友带一枝榕树小枝叶来，就扔在校门口，后来门口就用这些枝叶扎起了漂亮的牌坊。吴老师在校庆之后的那一次升旗典礼上，向所有的小朋友致谢，讲完了，他先退一步，肚子挺挺地立正，然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还有金开鑫老师，后来的戏剧学者，也担任过国民党考纪会主委，他是个很不爱出风头的人。我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做学员时，金老师是当时的教务长，党主席李登辉或是秘书长李焕等等来了，他总是安安静静地跟在最后面，照相时也站在最旁边。一次私下聊天的时候他随口说，那些照片他一张也没有留，我很想跟他讲我也没有留，虽然已上山“革命”了好几次。

有的老师已记不得他们的姓名，比如那位告诉我们海南岛如何失守的体育老师。

海南岛失守的时候，我正在读小三。记得那一天天朗气清，我们的体育老师却要我们回到教室，大家也不知道要干嘛。小孩子，老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老师不声不响，只管在黑板上先画了道弯弯曲曲的线条，中间一部分凸了出来，老师说，这是广东海岸，这是雷州半岛。在雷州半岛下，他画下了海南岛。

依据黑板上的地图，老师细细地跟我们讲了海南失守的经过，“国军”怎么固守，“匪军”怎么包抄，“国军”怎么撤退，“匪军”预先埋伏的游击队又是如何地配合里外夹击。下面的小孩子个个听得神经紧绷，鸦雀无声。在此之前，我们当然是相信海南岛是我们的，是跟台湾同属反攻大陆的跳板，永远不会失守，就像后来对于反攻大陆坚定的信念一样。

数年之后，上了中学，从旧书摊上得到了一本薄薄的书，名为《历史的漏洞》，详述海南岛失守的经过，重新温习了小时听到的烟硝弹雨中的故事。我又想起了那一位怀抱着家国之思的体育老师。

又过了许多年，看了屏风表演班演出李国修的《西出阳关》，以海南岛失守前后为背景，我又变回了那个孩子，为此，在台北看了两遍，又自己开车到竹北再看一次，回回看得流泪，哭得好爽。

很难想象那个年代一个小学体育教师，可以随手画下战事的地图，以沉痛的语调诉说着动人的史实。

那位体育老师运动也很棒，运动会老师部分的比赛，他个人拿的冠军也不少。

那个时代，当老师的，个个都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有的老师上课，二话不说，拿起粉笔就写板书，写到了后面，就把前面写的擦掉再写新的，我们小朋友就只得拚命地抄，一边又为字写得不好看而懊恼。

我们的地理课本从头到尾都在讲一班小朋友旅游全国，有大华、小明等人，一下子走丢了谁，一下子又为何事耽搁，却每每在这样的关头学到了地理常识。问题只在于书太薄，一下子就读完了，要是厚些的话，至少对于我的吸引力会大得多。

记得一位地理科的女老师，同时也在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师大读书。她不仅写得一手好板书，写的时候一只小拇指翘得高高的，粉笔轻轻柔柔地划过黑板，就出现了一行行漂漂亮亮的文字。讲地理，她随手用彩色粉笔画下地图，河流、港湾、公路、铁路、城市、山脉与湖泊，等等，分毫不差，真是厉害。

陈祖屏老师是我在留级之前的班导，办公的桌子就在教室后面。下课了，常常一个人望着窗外发愣，很有心事的样子。有一次两位小朋友为谁欠谁一毛钱而来告老师，陈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一毛钱，啪的一声重重地放在桌上，解决了问题，陈老师继续发愣。

他到底教了我们什么，我一点都记不住了，却忘不了他有一次说：“要是有人说你很忠厚，你就要记得你其实是个傻瓜。”这大概是他某次发愣的觉悟。

我想当时没有几个小孩子听得懂，但是却忘不了这么奇怪的理论。我在陈老师的班上一点表现都没有，然而有一次作文得了个甲等。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我的小史”，我照实写了些，便得到了比较高的评价，老师在说明之余，还不忘附带一再强调内容不错，我都听得出其他不怎么样的意思。但是，这却是我刻意在文字这一方面力求表现的开始。陈老师不知道，他的这几句话，让一个在学校中败绩连连的小孩，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

那个年头很难得见到谁家有汽车，能有一部三轮车，如果是政府里的公务员，就已经是司长级的了。少数同学坐着家里的私家三轮车上学，好像也没有人会特别地羡慕，你坐你的，我走我的，小孩子走上三五个公车站，平平常常。有一位女老师，年纪比一般的老师要大些，胖胖的。住在温州街那边，她也是走路去学校，学生常常会遇到她。她虽然走着出门，到学校的时候却是从三轮车下来的。她一路走一路看，只要看到有学生坐着家里的三轮车，马上挡下挤了上去，一边跟车夫说我是北师附小的老师我是北师附小的老师，好像也不会有哪个小朋友或是车夫不让她挤的。她的先生姓吴，上海人，教过我们，也兼管过福利社，我想他可能怕太太。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老师。

我留级后的班导是方启明老师，长得一表人才，非常认真，常戴着一副墨镜。后来方知，方老师是白色恐怖时期四六惨案的受害人。他在黑暗的牢房里待的时间太长，眼睛受了永久性的伤害。

有一次，方老师让我看一张他跟他的朋友们的合照，许多人站成一排，黑白的，在那一张照片上，我只认得方老师一个人，却忘不了照片背后的一行毛笔字：“同是天涯沦落人”。当时还不太懂这句话的含意，却记在心里。渐渐长大，愈发地为这一位仅仅得年四十九的老师心酸。

方老师的班级，同学之间的感情很好，我们毕业至今五十多年，在台北的同学还是常常聚会，这样的情感，不得不说是方老师之赐。那个时候许多班的男生不跟女生说话，要不就是男生常常欺负女生，这些都是方老师不允许的，他告诉我们，那样子“不文明”，要我们别当野蛮人。他写得一手好字，书法课，他可以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颜、柳的字体，让我们照着练。有一次我当值日生，体育课大家都去操场上课了，他在教室后面批作业之后，把我叫到身边，关怀备至地问了些问题，让我把许多的委屈一下子奔泻而出，大哭不已，方老师也不断地拭泪。

我在小学、中学，都是编壁报的高手，能写能画，都是方老师启蒙培养的。常常一个人把整幅壁报编出来，得没得奖无所谓，我要的是不用上课的公假。

方老师在说话课中会讲一个一年到头连续不绝的故事，同学都听得津津有味，但我倒觉得不怎么样，下一次聚会时我要问问，当时你们听得那么带劲，是不是装的？

有一次，发作文本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有了，只差我的，我正在狐疑不已的时候，方老师不慌不忙地拿出我的作文本，要我亲自读给大家听。那时正当我刚读完老舍的幽默文集之后，我也仿老舍来上了一篇题为“大倒楣”的作文，描写一天里没有一件事情顺利的搞笑故事，全班都笑得前仰后合。这就是我成为壁报老编的开端。

方老师英年早逝，得寿不及半百。他过世时，我们也都是青年了，我们这一班好几位小学的同学，为他办妥了葬礼。我们聚会时总是会提到方老师，包括挨他打的故事也都有了趣味，他是我们永远的班导。

学校常常有外国人来参观，看来北师附小应该是某种样板。在我们刚毕业时，校长换成了陈诚的亲戚谭达士，事出仓促，学长张法鹤骑着脚踏车四处通知校友，非常热心地为王鸿年校长举行了惜别会。为什么忽然校长要换人？在那个年代，这样无厘头的事是很平常的。谭达士之后的北师附小，我就不知道了。

铁铸的命运

许多人的一生都是在迎战，有一阵子，政府都在鼓励战斗的人生，有一次《蓝与黑》的作者王蓝来我就读的建中演说，他讲的就是“战斗的人生”。蒋经国开办了“暑期战斗营”，让大中学校的学生去体会战斗的滋味。虽然根本没有打仗，却可以年年选出“战斗英雄”，直到现在我还不懂。人生无处不战斗，好像全台湾都在摩拳擦掌，随时都可以展开战斗，真的要反攻了吗？偶尔也会猜想。

只有我，过得无精打采，一点战斗精神都没有。

我不爱读教科书，尤其不爱读课文之后的许多也要背下来的注解跟练习。我无法接受历史课本里远远不如历史小说精彩的内容。我记不住长江有多长，黄河改道有几次，什么地方产煤又有铁。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的某些金属，比如“锰”、“钴”、“锑”是啥玩意儿？却要知道什么地方一年可以挖出多少吨。我看不出模范生除了非常乖之外，还有什么优点？家长老师都说要跟比自己好的朋友来往，很奇怪，我不明白要是比我们好的小朋友也相信这一句话，谁还能跟谁做朋友？我愿意做个孝顺的孩子，但是要用功读书才算是孝顺，我就只好不孝到底。我也很同意“‘共匪’是万恶的”，但是他们在好远的地方，想要“报国”也无路可去。“蒋总统”说要反攻大陆，那么可不可以大家都不用上学了？就像从前打倒军阀的时候一样？我甚至于希望“共匪”的炸弹把我们的学校炸掉算了，这样我的成绩记录就不再会暴露出来了。我读《水浒传》，读到他们的郁闷，很有同感，很想也像其中的好汉们一样，闯出一片新天地，然而何处是“江湖”？我找不到。《西游记》里齐天大圣的本事我一点儿也没有，反倒像是个无人保护无人照管的唐三藏，遇到了无数的妖魔。为什么我爱读的书都不是好书？读不下的偏偏都非常要紧？

种种疑惑，一个答案都没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