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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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子，整个地甩了出来，好可怕。空中小姐爱理不理的，一个比一个神气，发给我的餐点里有一只冰冻的鸡腿，上面结的霜都还未解。但这也是我的祖国啊。

飞机终于在一个破旧的机场落地，就是今天美轮美奂的首都机场同一个地方。小得可怜，只有一个行李轮转台，用推车还要付租金。我戴着一顶宽边草帽，后来母亲说，她一看到戴帽子的，就知道一定是我。大概这也是母子连心。

母亲早在三个多小时之前就到了机场，早早地在门边占了个好位子，依现在的说法，她要在“第一时间”看到我。她立定在门边的位置，三个小时，一动未动，用她仅有的一只眼睛紧紧地盯着，这只有母亲才做得到，恋人也无法相比。

我有点手足无措，在跟着母亲、弟弟出机场之际。计程车好小，很勉强挤进了三个人跟行李。那一阵，新闻媒体上常有一些报道，就是两岸亲人一见面，马上抱头痛哭之种种，我很怕，怕我哭不出来，又怕真哭出来，只好先在电话中说清楚，彼此一定要好好地控制情绪，别哭。

从香港转来的飞机，落地的时间在下午，我没有去牵妈妈的手，她是个陌生人，一位老太太，穿着很朴素，我不太好意思细看她。弟弟也是，没想到个子比我还要高，斯斯文文的，没有一点红卫兵的气味，也没有蹲过十年苦牢的风霜，反倒像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说话慢慢吞吞，动作沉沉稳稳，细皮白肉，那么，我们都得自母系遗传了。

在信里，用文字表达，我很习惯，面对面竟然找不到什么话说，只觉得，那个遥远的、记忆里穿着有垫肩的西式大衣的时髦女子不见了，跟眼前的这位老太太全不相干。

母亲只在上计程车之前，拉住我的胳膊说了一句话，上海口音，轻声轻气的：

“等一下子，在车上的时候，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吓得我真的一路无话。直到崇文门那栋十几层的家门口，刚下车，母亲又说了一句话：

“等一下子，进门之前，什么话都不要讲啊。”

母子重逢，比我们更安静的，大概再也找不到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旧”好“话”，倒是弟弟肚里有许多掌故，国民政府时代的种种，他十分了解，后来方知，他是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方面的专家。他的最高学历是清华附中，身陷“文革”大难，也没有读完，却能博学多闻，供职社科院研究，在那样的环境中，十分罕见。后来见到更多的大陆远近朋友，我不禁怀疑，他会不会是全大陆最斯文的男子？

计程车司机帮我们把行李搬上楼，才刚探头，说了一句话：

“好宽敞啊！”

我跟着四面看，心里的一句话是：

“好狭小啊！”

原来不到二十坪的屋子，在北京，已经算是大的了。

在北京，可以读到许多台北读不到的书，弟弟有不少藏书，门类广泛，古今俱全，非常合于我的胃口，边读边谈，每至深夜，不亦乐乎。现在他已经是一位政论家，四处稿约演说不断，我至今却依然怀念当时灯下抵掌、纵论古今的快意。

母亲住在十楼，我看到楼梯口有许多已经干枯的花圈，方知原先住在六楼的沈从文先生刚刚过世。进一步又知道，这一栋楼的住户许多都是名人的遗族。徐悲鸿的未亡人廖静文女士，郭沫若的公子、物理学家郭汉英先生，另外李鹏的亲家也住在十楼的另一家。然而除了电梯有人照应之外，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待遇。在我的心目中，沈从文是何等了得的人物，但是包括母亲在内，看来也就是个邻居而已。曾经遇到张兆和女士上楼来看母亲，张兆和跟母亲曾经是同学，一口徽音，十分温柔，我送了一把从台湾带去的兰花给她，她看了又看，说是干了还可以做成干花。另外听弟弟说，沈从文是在家里过世的，要抬出去的时候，电梯太窄，所以，死后的沈从文，是坐着离开他生前最后住所的。

那个时候台湾来的出门还要用外汇券，所有的东西，都要以外汇券付款，正好是一般人使用人民币的两倍。对此我心理非常不平衡，觉得非常荒唐。除此之外，花钱还要附带许多的配给票，名目繁多。有米票、面粉票、豆票，要是在馆子里点了一味豆腐，就用得着。还有肉票、蛋票、油票，等等。假如要买衣服，不管是内衣还是衬衫，得有布票。票儿小若指甲盖，颜色各异，薄如蝉翅，无论买什么，光有钱不行，还得搭上票才行。而且，在北京的票不能在南京用，各处有各处的票，人民因此很难自己到远处去，应该也达到控制人口流动的效果。另外让我吃惊的是，到了饭馆，点的菜很少都能照我的意思，三样菜总是有一样不是我点的，要是提出异议，跑堂的只一句：

“不是一样吃呗！”

与母亲重逢之后（摄于北京植物园）

邀约八十七岁的母亲南游，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处，桃花盛开，碧柳如烟，母亲与妻子晓清同摄。

这就能堵住我的嘴，十分有效。有的饭馆要客人自己去端菜，手脚也要快，慢了就让别人端了去。碗筷油腻腻的，先要自己去拿，然后自己去洗。菜一上桌，蚂蚁就得到了消息跟着上来，这是在东来顺的见识。买食物都不准挑，由售货员拿给你。他们说你挑完了剩下的给谁啊？根本就没有货物分级的观念。国营市场常常连包装都没有，买了个大大的猪头肉，只得顶在自己的脑袋上，一路吆喝着：“让啊！让啊！”好让他挤出去。计程车明明没人，没有一部愿意停下来载客，因为每部车都是国家的，每个司机都拿一样的薪资，谁也不愿载客。这比《镜花缘》、《格列佛游记》跟辛巴达七航妖岛所见都不遑多让，非常古怪。我们天天讲“反共抗俄”，总是说人家怎么水深火热，怎么吃草根树皮，却未曾一见，只是，这些古怪，大概蒋经国也没有想到吧？政治制度好还是不好，要从生活来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都不该是重点。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二十年不到，这里却能脱胎换骨，许多原来他们拚了性命，流了无数鲜血去维护的价值观念，顾盼之间，弃之若敝履，发展得金碧辉煌，连台湾都要期待他们的眷顾，等着大陆同胞拯救的大有人在。这也真是天大的意外。与其说是政权多么能干，不如说汉族那变幻莫测的身段，真乃世间之仅有。

到北京才三天，听说母亲很久都没有出门了，就决定一伙儿去承德走走。我问承德远吗？弟弟说不远，那么有多近？他说火车八个小时就到了。八个小时！我们都到了吕宋岛了。我知道，现在可是在一个大国了。

我们住在承德的一处公家招待所里，停留在承德的那几天，每天，不论什么时候，母亲会随时地忍不住痛哭，特别是回到居停的招待所之后。我这才明白，原来该哭就一定得哭出来，昨天没有哭出来，今天也要哭出来，今天不哭，那么就明天哭。四五十年前没哭出来，四五十年后，只要尚在人间，还是要哭出来，连本带利地哭。八十岁的母亲哭得好惨，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年纪的老太太哭得那么凄惨。她的哭并没有让我太伤心，反而觉得害怕。虽然说是重逢，其实与初会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我们母子分手的时候，我才五六岁，并且在那几年里，有记忆的时间跟她在一起的极少，当然没什么特别印象。可以讲我一见到的母亲就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下子越过了母亲的青年、中年与盛年，我们没有共同的记忆，所以初见面也是客客气气的，实在无从抱头痛哭，陌生感一直到回北京三五次之后，才渐次消除。现在见了她就自自然然地会搂着她说话，那是费了许多光阴慢慢暖化了的状态，我原本就没有跟亲人亲昵的习惯。她太老了，日子当然有限，我哄哄她让她高兴一点儿，也是理所当然。

她有许多种的哭，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手背捂着眼睛，只管流泪。有时饮泣继而痛哭，也会躲到洗手间里吞声而泣。那几天她看起来没有多么高兴，但是情绪发泄一番是必要的。几十年了，不可能只为了母子相逢而哭，她经历反右的冲击，是很老资格的“反革命分子”了，到了“文革”，那样的知识分子不受罪是不可能的。她之再婚依然不幸，因为章乃器先生在与她相识之前，是曾经有一个已离婚的家室。她与章先生婚后得一子，也可以稍慰于心了吧？没料到这个身边唯一的儿子，却因为出身不好，又有了十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在此同时，她被政治迫害逼出门墙，打成扫街妇，以极为微薄的工资，不但要应付自己的生活，还要节省下来作为探监的车钱，还有给弟弟在里面的开销。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痛苦，她忍了好多年，在见到了暌隔四五十年的亲生儿子之后，便一发地倾泻而出，哭到欲罢不能。

弟弟跟我讲过一段母亲与他的故事。

从北京到延庆，现在很方便，车子也很好坐，但是三四十年前可不一样，要好几个钟头。特别是在秋冬之季。延庆是北京最北面的县份，秋冬之季格外寒冷，后来每年的冰雕展就在延庆的龙庆峡举办。母亲为了要老远地去探监，清晨四点不到就起床准备，把各项杂事处理好之后，赶紧烧一锅热水，用来泡脚。天寒地冻，一会儿水就凉了，继而烧上第二锅第三锅，把双脚双腿都浸得暖暖的，这才上路去赶头班汽车。腿脚因为浸泡过热水，就不至于还没有到达便已冻成一对冰棒。想象得出这一路来回有多么辛苦。

有一次，又到了可以开放探监的日子，在里面的弟弟却得了重病，母亲一点都不知道，还是照样地老远来看儿子。监狱里的医疗已经无法处理弟弟的病，而我弟弟病得气如游丝，无法行走，只是维持了一点意识而已。弟弟让人用担架抬着，到了监狱大门口，却看到母亲远远走过来，他一时十分踌躇，要打个招呼呢还是不打招呼？打招呼的话，让母亲触景生情，不免伤心。不打招呼呢？又可能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