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炮-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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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一干人，小跑着迎上来，满面笑容地说：兰总，您亲自来了。老兰身边一个人说：兰总，这是市柳腔剧团的蒋团长。艺术家嘛！老兰大声说，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没法跟你握手，失敬失敬！蒋团长连声道：兰总您太客气了。有您的支持，我们这个剧团才有饭吃。老兰道：互相帮助嘛，告诉你的演员们，卖点劲儿，好好帮我感谢肉神和五通神，老兰无知，在神庙前胡乱放枪，冒犯了神灵，得到了报应。蒋团长说：兰总放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把这两台戏唱好。几个背着工具袋子的电工，踩着梯子，在戏台上设置灯光。看他们那爬上爬下的灵活劲儿，让我联想起多年前屠宰村那两个电工兄弟，时过境迁，星移斗转，物是人非，我罗小通，已经沉入了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多半注定了今生今世不得翻身。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这个破庙里，支撑着也许是继发性癫痫发作之后的疲倦身体，将过去那些陈旧得像多年的老灰尘一样的往事，对着这个如同朽木的大和尚诉说。
一具紫红色的漆光闪烁的高大棺材，横在老兰家的厅堂里。那个豪华的骨灰盒连同骨灰，都被装了进去。我目睹着这个过程，感到真是多此一举。后来，当老兰跪在地上，手拍着棺材放声大哭时，我才悟到：只有手拍棺材，才能发出那样的扑扑通通的震撼人心的声音；只有这样一具雄伟的棺材，高大的老兰跪在前面才显得般配；也只有这样的一具紫红色的棺材，才能烘托出灵堂的庄严气氛。我也不知道我的猜想是否正确，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丧失了去追寻这些小事根底的兴趣。
我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前头；甜瓜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后头。在我们两个之间，放着一个烧化纸钱的瓦盆。我和甜瓜，把那些打印上铜钱图案的黄表纸，用放在棺材盖子上的豆油灯盏点燃，放在瓦盆里燃烧。纸在瓦盆里变成白灰，随着烟气盘旋上升。农历七月的天气，温度本来就高，我穿着肥大的孝服，腰里扎着一根麻绳子，面前又守着一个火盆子，只一会儿工夫，便捂出来一身汗水。我看看甜瓜，她也是一脸汗水。我们面前各守着一摞纸，我放一张，她就紧跟着放一张。她绷着小脸，神情严肃，但看不出有多少悲痛。她脸上看不出一点流过眼泪的痕迹，也许眼泪已经流光了吧。我恍惚听人说，甜瓜不是这个死去的女人亲生，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也有人说是老兰和一个外村的大闺女生的，抱回来让老婆养着。我不时地偷眼看她，把她的脸和棺材后边那个大镜框里的女人脸进行比较，一点也找不到她们俩的共同之处。我又把她的脸和老兰的脸进行比较，似乎也没有多少肖似的地方。也许，她真的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孩子？
母亲拿着一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走过来，给我擦擦脸，悄声嘱咐我：≮我们备用网址：。。≯
“不要烧得太多，维持着不要灭了就行了。”
母亲给我擦完脸，把毛巾折叠了一下，走到甜瓜面前，也给她擦了脸。
甜瓜仰望着母亲，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按说她应该说句感谢的话，但她什么也没说。
妹妹看我们烧纸好玩，跷腿蹑脚地走过来，蹲在我的身边，拿起一张黄表纸，扔在瓦盆里。她悄悄地对我说：
“哥哥，我们可以在盆子里烤肉吃吗？”
“不可以。”我说。
那两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摄像记者，一个扛着摄像机，一个举着强光灯，从院子里进来，拍摄灵堂的情景。母亲弯着腰跑过来，拉着妹妹走，妹妹不想走，母亲双手插到她的腋下，把她半拖半拉地弄走了。
面对着摄像机镜头，我绷紧嘴巴，使自己严肃起来。我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甜瓜也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我看到那个扛机器的记者弯下腰，让照相机的镜头几乎触到了烟火上。然后他摇镜头。镜头对准我的脸，摇，对准了甜瓜的脸。摇，对准了我的手。摇，对准了甜瓜的手。摇，对准了大棺材。抬起来，对准了镜框中死者的脸。我看到，死者，兰大婶，在镜框里，那个巨大的苍白的脸上，那两只哀伤的眼睛，尽管她的嘴角有几分笑意，但还是难以遮盖住她满脸的哀伤。当我盯着她看时，我发现她也在盯着我看。她的目光里有太多的东西，令我心中凛然。我可不敢与她对视了，慌忙把目光移开，看退到门口的记者，看低眉垂眼的甜瓜。我越看越觉得她的神情古怪，越看越觉得她不太像个人，越看越觉得她是什么妖精变得，而真正的甜瓜，早已经随着她的母亲（管她是不是亲生的呢）死去，我仿佛看到，从他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条通向西南方向的黄土大道，大道上奔驰着一辆四马拉着的彩车，车上站着兰大婶和甜瓜，她们穿着白色的衣裳，衣袖肥大，被风吹鼓起来，好似蝴蝶的翅膀。
正午时分，黄彪媳妇把我和甜瓜叫到厨房，给我们端上来一盘大肉丸子，一盆火腿冬瓜汤，一笸箩馒头。娇娇妹妹和我们一起吃。天气闷热，再加上被纸烟熏了半个上午，我有点恶心，食欲不振。但妹妹和甜瓜食欲很好。她们吃一个肉丸子，喝一口冬瓜汤，再往嘴巴里塞一块馒头。两个女孩子，谁也不看谁，就像比赛一样，摽着劲儿吃。我们吃饭的当儿，老兰进来了。他头发没理，胡子没刮，衣衫不整，神色沮丧，眼睛里布满血丝。黄彪的小媳妇，迎上去，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关切地劝他：
“兰总啊，俺知道你心中难受，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何况你们是多年的夫妻。嫂子又是一个那样的贤惠人儿，别说您心中难受，就是我们，也是眼泪止不住地流。但已经这样了，她老人家撒手走了，您还得照顾这个家，公司里还有那么大的事业，没有您，咱们村就没有主心骨了。所以啊，兰总，俺的好大哥，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俺们这些村民，您也得吃饭……”
老兰眼泡红红地说：
“谢谢你一番好意，但是我吃不下，你好好照顾孩子们吃饭，我那边还有许多事。”
老兰摸摸我的头，摸摸娇娇的头，摸摸甜瓜的头，眼睛里夹着泪花，转身走了。黄彪媳妇眼睛追着他的背影，感动地说：
“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吃罢饭，我们又回到棺材前去守灵、化纸。
院子里，不断地有人进出。那几条德国种狼犬，从老兰老婆死后就变成了哑巴。它们趴在地上，将脑袋平放在伸出去的前腿上，眼泪汪汪地看着院子里的人，目光哀伤而友好。狗通人性，果然不假。一群人扛着纸人纸马进来，张张扬扬地寻找着安放的地方。领头的那个纸扎匠，是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子，眼珠子骨碌碌乱转，一看就是个精明角色。他脑袋无毛，像个灯泡；下巴上有十几根胡须，像个老鼠。母亲招呼着他，让他的人把那些纸活放在西厢房前，排成一排。四匹纸马，与真马大小相当。白毛黑蹄子，眼睛用鸡蛋壳染色而成。是大马的身躯小马驹子的神情，调皮可爱。摄像机的镜头对准那些马，对准纸扎匠，摇到纸人上。两个纸人，童男童女。童男名叫来福，童女名叫阿宝。他们的名字，写在他们的胸脯上。听说这个像老鼠精一样的纸扎匠，一个大字不识，但每年春节都在集市上摆摊子卖对联。他的对联不是写的，是照着人家的对联画的。他其实是个天才的美术家，造型艺术家。他的故事很多，我不能对您多说。还有一棵摇钱树，枝干用纸扎成，树叶子都是钻了孔的硬币，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晃人眼睛。
母亲还没把这拨纸扎匠打发走，另一拨纸扎匠又进了门。这是一拨洋派的，领头的那位，据说是一个艺术学院的肄业生，女的，留着小平头，耳朵上挂着两个明晃晃的圈子，上穿一件短衫，其实是用一块破渔网和几块烂布头做成的。下穿牛仔裤，露着肚脐，裤脚破烂，像两个拖把，膝盖处有两个窟窿。这样一个女子竟然干上了这一行。她的人侧着抬进来一辆奥迪A6小轿车，一台巨大的电视机，还有音响什么的。这些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两个纸人，也是一男一女，男的西装革履，粉面朱唇；女的一袭白裙，酥胸半露。好像是婚礼上的新郎新娘，而不是葬礼上的刍灵。摄像记者对这拨洋派纸扎匠的兴趣显然大大超过了那拨老派纸扎匠，他们跑着跟拍，跪着拍特写。小报记者的兴趣是拍人物，他后来成了以人物肖像著名的摄影家。那些纸活，把院子塞满了。而此时，姚七带领着一个腰间别着一只唢呐的吹鼓手头领和一个身披袈裟、手数念珠的和尚，从那些纸活的缝隙里，走到母亲的面前。母亲挥一把汗，对着东厢房大喊：
“老罗，你出来帮我照应一下嘛！”
在下午的酷热阳光里，我坐在棺材前，机械地往瓦盆里扔着纸钱，眼睛看着院子里的热闹，偶尔看一下对面的甜瓜。她困了，不时地打着哈欠。妹妹不知道钻到哪里去了。黄彪的小媳妇，精神抖擞着，携带着浓浓的肉味，像股小旋风，在厅堂里穿梭来往。老兰在一个房间里大声说话，我不知道听他说话的人是谁。进进出出的人实在太多了，记不过来。那天老兰家像个指挥大战的机关，参谋、干事、助理员、地方政府的官员、社会名流、开明士绅，啥人都有。我看到父亲从东厢房里出来，虾着腰，面色阴沉。母亲脱去了上衣，穿一件白衬衣，衬衣的下摆扎在黑裙子的腰里，脸膛红彤彤的，像个刚刚生了蛋的母鸡，很是精干，很是热烈。她对着那一土一洋的纸扎匠头儿，指指木头一样站在纸活前的父亲，说：你们跟他去结算。父亲也不吭气，转身进了东厢房。那两个纸扎匠，或者是艺术家，彼此用轻慢的目光对视了一下，便跟随在父亲后边，进了东厢房。母亲对着姚七、吹鼓手、和尚，大声地说话。她的话高亢尖厉，在我的耳朵里轰鸣。我也困了。
我可能是打了一个盹儿，因为当我再把目光投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