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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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偎盗恕！�
彭咏梧前脚刚离开书店，刘容铸立即收拾了一下书店门市，便飞步赶到枣子岚垭蒋一苇家，将找到“靠山”的事告诉了蒋一苇，并说：“这么好的消息，你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告诉陈然，他会高兴死的！”。
“我马上就去。”蒋一苇说。
一份地下的“无名小报”，竟然被收归为市委机关报，这是陈然等开始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找到“靠山”后，这件事就这样迅速被确认了。
“我们几个朋友合办的《挺进报》，现在居然成了重庆市委的机关报，并由市委直接领导，这对我们来说，的确做梦也没有想到。”刘容铸激动地回忆道：“由于无法抑止的兴奋，也出于对革命工作的责任感，之后，我们立即聚集在一起讨论了市委的指示，按照原来的分工，对刻、印工作的每道工序，分别提出措施和要求：负责刻写蜡纸的蒋一苇，逐步争取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落笔轻重适宜，漏墨均匀。钢板要经常刷洗，刻好的蜡纸要小心收卷，勿使产生拆叠痕迹；负责油印的陈然，从蜡纸上墨到印完，都要细心从事，防止擦破、挂破。如发现蜡纸出现裂缝，要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尽可能增加印数；负责采购材料的刘镕铸，要尽可能选购优质材料，如蜡纸以戴高乐牌为佳。纸张质量要细、薄而富有韧性，纸面无光泽，吸置。油墨要细腻易干。经过同志们的努力，报纸的印刷质量显著提高，每张蜡纸的印数增至500份左右，受到市委表扬。”
不久，彭咏梧又向刘容铸他们传达了市委的两项新决定：第一，建立《挺进报》特别支部，由刘镕铸担任书记；第二，可以发展党员。刘镕铸接受新指令后，立即着手在《挺进报》内部建立党的组织。其实，陈然和蒋一苇早已是党员了，但由于特殊的经历，他俩的党员身份都已中断了。陈然是1939年春就入的党，那时他才16岁。后来因为一度离开了重庆而脱离了组织关系。现在他要恢复党籍，必须接受组织的重新调查考察。或者重新提出申请。蒋一苇，则在当时属于组织之内准备入党的先进青年。正当陈然和蒋一苇准备接受党的进一步考验时，彭咏梧同志被调到下川东（万县、云阳一带）领导武装斗争，《挺进报》的工作改由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维嘉代为负责。李维嘉到任不久，便传达了市委的决定：批准陈然重新入党，并指定他担任特支组织委员。几个月后的1948年春，市委又批准蒋一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挺进报》特支的宣传委员。
为了达到市委提出的印刷指标，陈然、蒋一苇刻苦钻研刻写、印刷技艺，使报纸的质量逐步提高，印数也逐期增加。陈然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预防蜡纸自然裂缝的措施和破裂后的贴补办法。他还经常练习刻写蜡纸，经过一段时期的刻苦琢磨，终于能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准备在必要时接替刻写工作。以后吕雪棠、古承铄二人也参加过《挺进报》的刻写工作。
组织的建立，便得陈然等一批年轻人像一团团火焰般的热情投入到了办《挺进报》的工作中去。那时条件非常艰苦，又是地下工作，风险极大。根据分工，蒋一苇负责刻蜡纸，陈然负责油印，刘容铸负责材料供应和筹措，吴盛儒负责发行，吴随彭咏梧离开后，发行由刘容铸兼担起来。他们的上面有专人负责把抄录的新华社新闻稿传递，这一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是由彭咏梧的爱人江竹筠（也就是“江姐”的原型人物）负责。而在江竹筠上面还有一个地下党的“特支”，即专门通过电台收听新华社新闻消息的“电台特支”，程途为这个特支的书记，成善谋等人是专门收听电台新闻消息的支委。市委书记刘国定直接领导这个电台特支。出于地下工作的保密需要，两个“特支”之间都是单线联系，相互不认识，或认识也不知道各自干什么的。
在十分艰苦和白色恐怖条件下办这样一份革命报纸，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比如刻蜡纸、油印，固然艰苦，也有风险，但毕竟是一个人关着门干的活，暴露的机会要少一些。运送和发行就不同了，它要经过很多人的手，通过若干关卡码头，既要考虑发行人和传送人的安全，更要保护收报人的安全。就说陈然把报纸印刷完后，就得考虑如何把印好的报纸送运送出去。这个难度很大，风险更大。他得每期将在家里印刷好的上千份《挺进报》，先包装好后，再渡长江，有时还要绕渡嘉陵江，然后经朝天门、小什字、夫子池，最后才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过轮渡时，要上下趸船，趸船上有军、警、宪、特盘查过往行人。稍有不慎，便会险象还生。然而陈然却从未出过纰漏。
之后由刘容铸负责的发行，就更需要机智和周密的考量了。因为报纸送到他手后，必须立刻发出去。留在手上时间越长，危险也就越大。发行人员除了严密的保密意识，还得有高度的时间观念，要精确安排和严格遵守时间，避免取报人互相见面，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发行时间缩短，对发行人的安全更有保障些。当时《挺进报》的发行采取委托转发和邮寄两种方式。拿刘容铸经办的发行环节来说，一般先从他手中直接、间接取报的人就有二三十人。有的只取几份，有的要取数十份或者上百份。刘容铸不能用笔或其它方式登记取报人的姓名、份数，只能靠牢牢记住他们的相貌与服饰及领取的份数来确认。
《挺进报》发行的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人群：一是那些具有进步倾向的读者和有统战关系的读者，给这些人发报相对安全和好办些。另一类对象就比较困难和危险了，那就是些特别“读者”——国民党的军、政官员，这是地下党为了瓦解和粉碎敌人嚣张气焰而精心精心安排的对象。通常做法是，将〈挺进报〉装入那些印有“重庆警察总局”、“中央银行”等官方部门的信封套。这些信封套则是陈然、刘容铸名正言顺以《彷徨》这样的公开杂志社名义去某些印刷厂索取或买来的，也有他们平时收集和储存起来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敌人和特务机关一旦发现想追赶查，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进入1948年，盘踞在重庆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越来越日落西山，然而正是这一垂暮的景况，使得敌人对共产党的镇压更加疯狂。作为“剌向敌人的一把尖刀”的《挺进报》的工作更加困难重重。这时，重庆地下党的形势也十分严峻。特支书记刘容铸被调出重庆市区去从事新的战斗工作，陈然代为挺进报的特支书记。这位年轻共产党员几乎以全身心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办报工作中去。他的战友对他当时的工作情形有过如下描述——
7月，重庆山城炽热如火。陈然利用住房旁边的一间储藏室，用厚纸把板壁糊住，在窗后挂上毯子，再用黑纸作了一个灯罩，布置成为一个印刷间。他再把刻好的蜡纸，一头用图钉固定在桌子上，削一根竹片来代替油印棍子，蘸上油墨刮印。印定之后，把蜡纸一烧，竹片一丢，不留任何痕迹。
经过一夜奋斗，按照市委要求的8开4版，印刷300份的第一期《挺进报》，在黎明时分印成了。陈然心急如火，不顾疲劳，立即带上报纸，赶到江边。这时，轮渡尚未开航，他雇了一条小船，横渡长江进城，直接送到市委负责联络的同志那里。
但是，第一期报纸的印刷质量却并不理想。一张蜡纸印不到六七十张，字迹就模糊不清，只得换刻一张蜡纸再印。就这样，连续刻写三张蜡纸，又连续印刷了一个通夜，方才达到市委所要求的报纸数目。
……又是连续3个夜晚，陈然坚持精心印刷。一本印刷精良、装订精致的重要文件，终于赶制出来，总数达到3500份。
由于隆冬严寒，劳累过度，陈然病了，高烧达到39．6℃。但是，他很兴奋，因为目前形势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的确，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
这时，除了编写和刻字仍由蒋一苇负责外，陈然的担子更加重了。和上级联系，采购油墨、纸张，取电讯稿，输送和投寄报纸，全都落在他的肩上。此时，为了防止意外，李维嘉已不直接到陈然家来，而又改为定期在外面找地方约会。因为，重庆的环境已十分险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斗争更为艰巨、复杂。然而，陈然的斗志却更加旺盛。他采取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方法。以投寄报纸为例：他为了不致被“邮检”扣留，放弃集中投递的办法，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别到南岸、江北多点分散投寄。他收集多种形式的信封，运用多种笔迹，一次又一次地和敌人“捉谜藏”。一次，他故意利用一些官僚资本开设的大商号的信封，就在商店附近投邮。这些报纸很快就被守候着的特务发现，他们根据这些线索，对这几家商号，进行搜查。吓得目瞪口呆的大老板们，乖乖接受了搜查人的敲诈勒索。又一次，他在几所被三青团分子把持、一贯压制进步同学的学校附近，故意集中投寄了一批《挺进报》，这就引起特务怀疑，对学校当局作了一番彻底的清查……
《挺进报》在陈然等同志的努力下，除了刊登新华社的消息外，还有一些小的言论评论以及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关于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的原则，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的思想指导方面的文章，特别是有关解放区的消息和战场方面的报道最多，这对鼓舞白色恐怖下的重庆市民和地下党的同志来说，仿佛在黑暗中带来光明的一盏明灯。而同时，《挺进报》也从不放松对敌展开攻心工作，适时刊登那些令敌人心惊肉跳的文章和新闻消息。比如《挺进报》发表过一篇由一位老者写的题为《劝告蒋军军官》的文章：“……蒋军中的士兵大都是无产阶级中人，自然知道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道理。在这穷人要翻身的时候，不仅不让翻身，反要替蒋介石卖命。所以我不必劝蒋军中的士兵，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