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有张床-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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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莲拿出我的稿子，不客气地说：“你有潜力，语感不错，有质感，有张力，接地气，也俏皮。还算有点小聪明，但毛病也不少，不够精致不够纯粹不够大气，还臭婆娘的裹脚……”
我点头哈腰：“我今天就是看病来了——还专家门诊呢。”
她笑言：“你看病得挂号，专家门诊更贵啦。我还免费呢。”
“深感荣幸。”
伊莲让我坐在她旁边，指着书稿第一章，一句一句地给我讲解，一个词汇一个词汇地分析，甚至连标点符号的用法都不放过，又是举例又是论证。有些十分有说服力，有些却让我犯嘀咕，和别的编辑口味也大相径庭。她说：“我虽然不太赞同古人文以载道的说法，太正经了，但也不能格调太低信口开河。”
我贸然辩解：“写东西时哪管格调不格调，当年您谈恋爱难道先从爱国谈起？哦，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别给我耍聪明。”伊莲说，“这是王二的意思，你也想死后才被承认吗？”
我赶紧圆场：“爱玲说了，出名一定要早啊。”
“是啊。”伊莲接着说，“你既然引用王二的话，我也引用他一句：好的文字应该有着水晶般的光辉，仿佛来自星星。啥意思？点燃自己，照亮别人。”
我觉得她有些曲解王二的意思，只好绕着弯说：“二爷我很佩服，也很激赏痞爷的说法，玩文学，就要舍得自己，千万别拿自己当人，姿态要低于常人。换成我的土话就是：搞文学，不要被文学搞。”
伊莲笑起来：“你看上去老实巴交的，怎么这么下流啊？”
我急了：“您误解了，下流是粗俗的风雅，下作是人品的卑劣。人可以下流，但绝不能下作。”
她把笔在稿纸上一拍：“是你教我还是我教你啊？”
我活像一个犯了规的小学生面对班主任，蔫了。伊莲花了整整两小时，才分析完前几页。她停下来说：“你的稿子我只看了前几章，成绩大大的，问题多多的，你呀，把稿子拿回去，按我的办法，从头到尾改十遍。”
“那得改到猴年马月啊？我已经改麻木啦，这是凌迟之刑啊。”我尖叫起来。伊莲有些不悦：“小伙子自信是对的，但到我这儿你就要碰壁。要想在我这儿出，你就得听我的，多少大作家都得听我的，你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
我赶紧说：“我知道您的好意，严师出高徒嘛，只是——”
她打断我：“我还没说收你做徒呢。只是——只是啥？”
“我不想再拖了，这本书已经怀胎六年了，就是打印成册也两年了。”
“《红楼梦》还十年磨一剑呢，这就受不了啦。”她笑，话锋一转，“你是不是有经济困难，我可以支持你，先支持你一千块钱咋样？我支持过好多文学青年呢。”
“您真是文学青年的恩师——应该叫圣母啊。”我赶紧道谢，婉言谢绝了，“打小我妈就教育我，借钱要忍，还钱要狠。我还撑得住。”
伊莲：“那你就照我说的去改，我想了想，把你包装成‘美男作家’吧。”
我大吃一惊：“开玩笑吧您，‘美女作家’不都臭大街了吗？再说就我这歪瓜裂枣小胳膊小腿，还美男呢。先别问党和政府以及广大读者同不同意，——城管和小脚侦缉队能放过我吗？”
伊莲大笑起来：“党和政府管不上你这事，城管也只管乱摆乱放的。读者嘛，就看我们怎么引导了。你胚子还是不错，有可塑性，稍微整整容——”
我难为情地说：“我不是妄自菲薄，只是觉得和一帮作家比外貌有点搞笑。作家大多长得偷工减料含泪慕鬼，这参照物也太寒碜了吧？从来没听谁拿自己和武大郎比英俊，然后还自鸣得意。”
她有些不悦：“作家当然跟作家比啦，总不能鸡跟鸭比吧。你不乐意？想这个头衔的多的是，北京光住地下室的准作家，就有好几万。”
“您说的有道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我赶紧挽回，又顾虑重重，“咱们这么冠冕堂皇的出版社，这样炒作合适吗？”
伊莲严肃地说：“美女、美男，再加上猛男咋就不严肃了呢？关键看是不是健康的美。你说人体画怎么区分色情和艺术……”
看着“文学圣母”严肃的样子，油然而生神圣的殉道感。我像一个即将送往前线充当炮灰的国军低级军官对蒋委员长效忠：“感谢栽培，为文学献身，我深感荣幸！”
我一路狂奔地回到“家”，按伊莲说的办法认认真真地改了几天，实在支持不下去了。按她的要求，即使我每天工作十小时，至少一年半载才能改完。
2
地下二层入口写着B2，倒着念让你感受到双重压力，顺着听却牛逼哄哄，活像一处战略要地或美军战略轰炸机。此刻，B2…15室里，三流歌星的声音从齐顺子的破电脑连接的破扬声器里传出来，在这个防空洞里异常低沉而有穿透力。光着上身、穿着短裤拖鞋的我一摊稀泥似的躺在单薄的小铁床上，一阵头昏眼花之后，头顶那盏惨白而咝咝作响的日光灯渐渐清晰起来。蛾子和蚊子在头顶盘旋。
几场大雨后，室内骤然潮湿起来。一些水滴在墙上凝结，房顶的水滴开始下坠。地板上开始打滑，穿着拖鞋差点跌倒。我用墩布不停地吸水，最多两小时地板又冒水了，到厕所拧干墩布再擦。渗透最厉害的是房门口，必须放置木块或砖头才能防滑。床上湿漉漉的，湿气通过皮肤渗进肌肉，引发阵阵刺骨的凉意，让人担心患上风湿性关节炎甚至心脏病。我们找来报纸覆盖在床单上阻隔和吸收湿气，报纸上的铅字和图片很快油污一片。一有太阳，立即将床上用品拿到地面小树间拉起的铁丝上晾晒，稍微去迟就没位置了。
每晚睡觉之前的必修课是灭蚊子。入夏后，蚊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有进攻性，不胜其扰。我们都没蚊帐，都厌恶蚊香味道，试了几次蚊香也无济于事，干脆奉行坚壁清野就地歼灭的政策。我们的战术是紧闭房门，塞住门缝，靠双手和旧杂志空袭蚊子。对一些停歇在屋顶或高墙上的蚊子，我们练就了空袭的绝活。一般是找一本旧书或杂志——一定要有分量，要结实，然后从垂直于蚊子的方向突然向其猛地掷出，成功率可达一半。据我们统计，平均每晚可灭上百只。其中入睡前能灭百分之八十多，其余躲藏起来的必须等黑灯后一段时间，突然开灯来个“闪击战”。通常，这样的“闪击战”要进行三到五次，才能基本肃清敌情，然后清洗沾满蚊子鲜血的生疼的双手，愧然入睡。一个月下来，这间屋子的墙上便蚊尸遍野血迹斑斑了。谢天谢地，在这个坚固的地下室里，因为缺乏食物，没老鼠出没，蟑螂也偶尔才见。
每天早晨醒来，看着粗砺的天花板和空无一物的四壁，呈现出死一般的静谧，只有那盏异常发白的日光灯灯管，被一两只飞蛾锲而不舍地撞击出“噗噗”的微弱声音，不由产生自我否定的幻觉。突然，那锈迹斑驳水桶般粗大的下水铁管不时发出哗哗声，这是城市的大肠的蠕动，人类的光鲜留在地上，秽物源源不断地熟入地下……在这隐秘的空间，如果哪天一觉不醒，就人间蒸发了。我不寒而栗。
我想到了我的末日和死亡方式。首先是饿死，又觉得不太可能。在这个物质极其丰富的年代，失去最后一丝意识和体力之前，肯定会自救或被救。被人杀死？也不太可能，杀人是有动机的，为财或为色。这里穷得连一只老鼠也没有，女人瞄一眼都嫌多余。中毒或淹死？有可能。这封闭和低洼之地，最有可能的是燃气泄漏或洪水倒灌，都会让我死得很惨，全身发青七窍流血或者泡成癞蛤蟆。地震也不是没可能，北京就在地震带上而且这地下二层离震中还近了十米。一旦地震来临，几秒钟之内，头顶上二十多层成千上万吨钢筋水泥直挺挺砸下来，顷刻之间将我化为粉齑或肉饼。一千年后，考古学家可能会在这个角落发现一具支离破碎的人体化石，从我残存的胃囊里提取微量残存物，分析出千年前繁荣瓷器国国都的社会万象。
3
腰包和身体日益消瘦，除了后两月房租，空空如也了。但我既没向朋友借钱，也没向家人伸手，反而常常打电话报平安。我既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又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者。当你把生活当成一场生存实验时，一切都会变得不再面目狰狞甚至有趣，你的潜能也就不可思议地爆发出来并让你获得莫名其妙的成就感。
我开始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先是热水澡改成凉水澡，夏天这个不成问题。我和狱警一样的房东谈好，冲一次凉水澡一块五，五分钟。然后每天两顿正餐改为一正一副。通常是将早餐由稀饭面饼改成一张小区内食摊随处可见的煎饼果子，或“京客隆”副食品店熟食橱柜一个夹心饼，都可一元搞定，比到房东锅里舀一碗杂碎汤啥便宜多了。路边摊专供民工的馒头，三毛钱一个，就着四川榨菜或辣酱，喝一杯茶水，也是一顿早餐。我头一周一天两餐伙食的最高记录是一小张陕西凉皮、一根小黄瓜和一根煮玉米棒子，不到两块钱，很快这个记录就被刷新：一张凉皮做早餐兼午餐，一个烤红薯做晚餐，直接和撒哈拉南部非洲同胞同甘苦共患难。这样的营养和热量，居然还能支撑繁重的脑力劳动，看来监狱里果然可以写出伟大作品。但我不敢连续吃烤红薯，不是受不了，而是很快沦为超级屁民，本已浑浊的空气更龌龊，殃及我的环保主义理念；情绪被蹂躏后难以入定，也降低想象力。齐顺子和我一样简朴，他吃起这些粗鄙食物来，和我一样开心。惟一的不同，他每天有一顿工作餐。
减少进餐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减少上厕所的机会。这个地下室最恐惧的就是上厕所了。上百人的地下室，男厕所三个隔断，大小便均在里面，有时候还有人在里面洗澡，所以起床和入睡前的出恭高峰期就如同一场田径接力赛。通常是一人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