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纵览-第2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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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街上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时不时就能听到的一首台湾校园歌曲的旋律,那是比四大天王早许多的流行文化,少年时期的我听惯了这首歌,但现在已经叫不上名字了。伴随这曲旋律而来的,竟是一辆辆清洁车,和穿着工作服的清洁工。
我终于在一个小巷内找到了旅店。在登记处,服务员小姐热情地为我介绍高档客房的舒适,我则不为所动地声明只要便宜就行。最后小姐告诉我,有一间只收十五块钱的单人房间,问我住不住。经过刚才在大街上一个小时的寻找和比较,这样的价格令我喜出望外,自然点头。于是,办完手续后,服务员便带我走进三楼楼道。一扇大门在我面前打开,出现的却不是一间客房,而是一段封闭的楼梯拐角。向下延伸的楼梯堆着杂物。小小的空间里塞进一张单人床和一只床头柜,然后只剩下半张单人床大小的空间,这意味着客人一进屋就必须呆在床上。小姐放下带来的热水瓶,退去时脸上露出一丝疚意。不过我却不以为然,以我现在的条件,住这样的“单间”理所应当。
当天是大会报到,没有正式活动。整个下午,我便呆在这个没有窗户和风扇的小空间里,读完了《中国当代文学》一书里还没有读过的篇章,这本书是我为了参加这次会,对自己“恶补”文学知识选用的一个教材。第二天,连夜的大雨浸透了这个小间的墙壁,老板娘又把我安排到五楼的一间双人间,空间大了,但同样没有电扇和窗户。她告诉我,双人间每人十五,两人三十,如果我要交十八块钱的话,她可以不再安排别人。我没说什么。这里其实没多少客人住,更谈不上安排不安排。不过我也没说破,都是生意人,生意人有自己衡量诚实与善意的标准。第三天,老板娘又将我换到一个真正的单间,同样没有窗户,但有了风扇。在这间屋子里,我完成后来轰动一时的那次发言的讲话稿。
在这个“最高待遇”下,我又住了两天,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临走时竟对这里有些流恋起来。比起大饭店,这里毕竟更是属于我的天地。闲来无事的时候,老板也与我聊聊天。
“自己的买卖,还是给别人跑业务?”
“自己的买卖。”我诚实地回答。
“你很能吃苦啊。”
“那是,自己的买卖嘛,省一分是一分。”
“可你为什么还那么胖?”
“……”
老板没有挖苦我的意思,只是心直口快。我只好告诉他,或许是因为生来骨架宽大,再加上肠胃好,吃点什么都长肉的缘故。后来,大概正是我的身材配合了我的支支吾吾,挡回了许多到会者对我生存状况的好奇。
每天晚上,附近会出现一些小吃摊。虽然会议安排的宴会和一日三餐中不乏大鱼大肉,但金华这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食品,倒是这些小吃摊上的冷饮。说是冷饮,但完全不是大工厂里出来的机械产品,而是一些自家熬制的小吃,有米仁汤、红枣汤、清凉糕、凉粉等十余种。熬好之后放在冰柜里,出售时再加些冰块端到顾客面前,一勺入口,清凉甜润的感觉就会渗入全身各处,抵挡住闷热的暑气。每天晚上我都会来到这些小食摊前,要上一到两种冷饮细细品味和休息。四天下来竟成了习惯,以至于回到天津的当晚,还禁不住想到外面看看有没有银耳汤卖。
不过,尽管我已经在家门口与许多金华人打过交道,但我对金华的地理仍然一无所知。
直到第二天我买到一张金华市地图,才发现,望江饭店确实是在一条大江边上。晚上,我走过其实只有一个街口远的距离,来到被称为金华外滩的金华江边,在清爽的风中欣赏夜景。金华江虽然比不上黄浦江,但天津的海河与之相比,只算是一条小水沟。金华附近也有一些高峻的大山,但直到我离开的那天,它们才把真面目从浓雾中透出来。
(二)
在这次会上,我平生头一次与文学界的名家大腕们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他们和我以前的想象既吻合又不同:冯骥才象我想象得那么高,但比我想象得白晰;陈忠实脸上的皱纹象我想象得那么多,但身材没有我想象的魁梧;和航鹰第一次朝面,我就感觉出她是谁,但她一开口,那响亮的嗓音和独特的天津味普通话还是让我很吃惊。
开幕式那天,下起了绵绵细雨。人们在雨雾中走进浙江师范大会的会议厅。北方来的客人自然感慨南方的雨水之多。当地的主人则更正说,这里往年雨水确实是多,但今年这还是第一场雨。浙江师大人文学院的头牌学者金汉老先生在开幕式上说,这样的天气正适合呆在屋子里作学问。结果,四天的会议就一直是在时停时起的雨中度过的。
第一天上午是开幕式,来自各方各面的领导在台上讲话。开幕式上听到的惟一学术性的讲话,出自冯骥才之口。他讲的内容是现代化传媒的发展控制了文学创作和评论,大家都成为传媒制造新潮的工具。不光是文学作品,就是文学批评也逐渐走向市场。身为民进中央常委和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的话有许多高层次、大背景下的经验作论据。
在下面,我开始散发我带来的小册子。我很快结识了一位老年朋友,文艺报的彭华生老师。彭老师对科幻文学的重要价值完全理解,但不知道中国有哪些科幻作者,写了些什么样的作品。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又从不少人那里听到彭老师这样的话。
开幕式后,浙江师大的校车载着与会代表在金华市里转来兜去。一位漂亮的组委会女教师充任导游,很自豪地介绍着她的学校和她的家乡。我则和身边的一位上海来的博士研究生聊了起来。这位四十来岁,叫裴毅然的老哥很有些江湖豪气,听到我介绍自己的情况,就热心地把上海出版中心的一位编辑介绍给我。第二天,裴毅然发现我和这位编辑没有深谈,埋怨我没有抓住机会推销自己。在一群斯文学者中间,他那风风火火的“另类”样子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那一天我赠送了若干本出去。一位老师把拿到手的小册子又递到我面前,让我写点什么。我以为是要我留下地址,忙说封三上印着有。他说不是要地址,希望我能写些什么赠言之类的文字。我写什么呢?这些位老师的“笔龄”大于我的年龄,什么样的精妙修辞在他们眼里恐怕都不值一晒。于是,我只好写了句“敬请某某老师指点”。接下来的几天里,这成了我写在小册子上的套话。
当天下午,大会发言开始。头一次参加这样高级的学术会议,我自然很是新奇。更重要的是,中国小说协会的秘书长汤吉夫先生告诉我,第二天上午要给我安排十分钟时间,让我介绍一下科幻文学。所以,了解什么人上台讲,讲的什么,以及怎样才算得体的发言,对我来说就更为重要。
不过,刚听了两位先生的大会发言,汤吉夫老师又走过来告诉我,他安排了上海文汇报的记者采访我。自从认识汤吉夫老师以来,我与他直接打交道的时间,连打电话都算在内,恐怕也不超过一个小时。但出于对新生事物的关注和对年轻作者的关心,汤老师给了我许多实质性的支持。这次会议完全是他把我带到会场上来的。我赶快来到饭店的大堂里。那位名叫李鹏飞的记者正等在那里,一旁还坐着一位浙江师大校报的学生记者。李鹏飞是我的同龄人。采访机打开后,我们很快切入正题。他向我了解科幻界的现状,特别是国内有哪些人在创作科幻小说。我告诉他,把一些充数的少儿文学或科普作品排除掉,国内能创作真正的科幻小说的人很少。其中有质有量,半职业化写作的不超过十个人;有质无量,业余写作的大概能到一百;建国以来至少发表过一篇科幻小说的,或许有一千个人吧。说实话,就是这个十、百、千的判断也是我壮了壮胆子才说的。然后,他拿着我编写的那个小册子,让我在《中国科幻艺术一百人物传》一文中把这十个人找出来。我根据自己的了解为他一一划了圈。
李鹏飞走了以后,那位估计上大二的学生记者继续问我一些关于科幻的问题。他不是有备而来,只是正好坐在那里。不过,和大学生谈科幻是这几年我的家常便饭。相比之下更自然一些。最后他问我,如果会议中有时间,能不能给师大的同学们作个关于科幻文学的报告。我欣然应允,这是我的老本行呀,随叫随讲!可惜时间太苍促,直到我走的时候,这场临时讲座也没有安排好。
晚上,汤老师又告诉我,原定第二天我的讲话取消了。他不无歉然地说,你多找找记者们,跟他们接触一下也是有帮助的。我连说没关系。到会前我并没有奢望能得到一个发言时间,主要是想通过这个会,结识一批主流文学工作者。印小册子就是为了能在私下里让个别人呼我的“书面发言”。
第二天上午继续大会发言。这次大约有近十位代表谈了自己的观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每当主持人念到请某位教授、博导上台时,走上去的往往是三十左右的兄长。便是几位师范院校的校长,也没有超过五十岁的。每个人都有一头不用染起的黑发。十年前我读大学时,教我们的还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们。看到文革后的一代人已经全面接班了。
不过,姜还是老和辣。上午发言者中最有意思的,还是河北作协主席,老作家陈冲。听陈冲的发言,就象是听马三立的相声,充满了机智的冷幽默。陈老先生发言中有一段话,使我有茅塞顿开之感:主流文学不关注通俗文学,所以通俗文学大多由一些爱好者自己来创作。爱好者的文字功底差,作品粗糙,主流文学人士看了后,更觉得通俗文学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水平,对通俗文学更不重视,如此恶性循环。其实通俗文学并非不可以达到很高的文学水平。我觉得,把这段话中的通俗文学代换成科幻文学,正好可以表达科幻文学的生存环境。
我继续着广交朋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