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5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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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宫内听说慈禧不满意恭亲王奕䜣，“平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在弹劾奕䜣之前他先上了一道洋洋万言的封奏，痛陈时政并指斥湘军人物，以为政治试探。
看看未受到申斥，又听到宫内的传言，为博取敢言之誉，他便上疏弹劾奕䜣，“一举成为天下皆知之人”。他是个投机取巧苟且钻营之人，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日讲起居注官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䜣贪墨、骄盈、揽权、徇私之弊。
贪墨是指奕䜣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近来竟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赀而内赝重任者，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夙昔谙练军务通达吏治之员，反皆弃置不用”。
骄盈是指奕䜣居功自傲，群相粉饰。“自金陵克复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氛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城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户兵诸部胥被褒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
揽权是指奕䜣打击谏官，杜塞言路。他说，遇有空缺，“部曹每得善地，谏臣均放边疆，虽会逢其适，而事若有心。至截取一途，部曹每多用繁，御史则多改简，以故谏官人人自危”。
徇私是指奕䜣偏袒左右，庇护部下。他认为奕䜣袒护总理衙门，“总理通商衙门保奏更优，并有各衙不得援以为例之语”。
在弹劾奕䜣的罪状之后，蔡寿祺向慈禧建白：“臣愚以为，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多任劳成，参赞密笏，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
这是声言叫奕䜣交出手中的权力，回家颐养天年。怂恿慈禧罢免奕䜣，剥夺他的一切权力。
这道弹劾奏折，语句含混意思空泛，缺乏实据不能服人。
恭亲王之前也不是没受过弹劾，但像这种赤落落撕破脸皮的弹劾还是第一次遇上，当然以蔡某人的身份日理万机的恭亲王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按照正常想法推论，两宫太后能够顺利执掌朝堂大权，多亏了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党帮衬，否则孤儿寡母想要掌控朝堂，所需付出代价可不轻松。
而此时正是洋务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作为洋务运动领袖恭亲王享有着著名望，又岂是蔡某人这么一位小角色能够弹劾倒下的？
可事情偏偏如此奇妙，某些人可能做不了实事，但投机取巧揣摩上意却是一把好手，为了搏出位甚至不惜干冒天大风险。
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不敢迟延，于三月初六日齐集内阁开会。他们把蔡寿祺召到内阁追供。大臣们极为慎重，按奏折弹劾多款逐项询问，令其据实逐一答复，并亲写供纸。
但蔡供实无据。他所指斥的四条罪状，只在贪墨一条上，指出薛焕、刘蓉二人，但还是风闻不是亲见。其余三条，除奏折上说的含混其词的话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这就说明蔡的上疏纯属毫无根据的诬告。
然而，倭仁等都是富有政治争斗经验的老臣，他们还摸不清慈禧的底牌，因此他们的奏折在措辞上便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又把皮球踢给了慈禧太后。
他们猜测两宫太后是想适当地“裁减”奕䜣的一些事权，便把球轻轻地推了回去。
三月初七日，他们递上了覆奏。不料慈禧根本没看他们的奏折，而是拿出了她自己亲笔书写的谕旨给他们看。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也使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无论是以倭仁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大臣，还是以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党，谁都没有料到这一场根本不算风波的责难，竟然引发那般严重后果。
慈禧拿出手书的罢免奕䜣的朱谕，虽错别字连篇，但文字尚通顺。由于她平时亲阅奏折，因而掌握了上谕的一般用语和通用格式，倒也能让人看得懂。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种）（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
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诸）多取巧，满是胡谈乱道。
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这哪里是裁减事权，分明是一撸到底。大臣们面色惶然，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反复无常、性情乖戾的铁女人慈禧的真意何在，不敢贸然行事，天怒难犯啊！
大学士周祖培感到朱谕太片面了，又不敢多说，只是建议加上“议政之初，尚属勤慎”八个字。慈禧想了想，觉得加上八个字无关宏旨，便勉强同意了。
然后马上厉声说道：“此诏即由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她深悉军机处是奕䜣的班底，因而绕开军机处，直接交由内阁办理。由此可见盛怒之下的慈禧在处理同她合作多年的奕䜣上，态度之决绝，行动之专断。
慈禧的手书朱谕，经周祖培略加润色、点染，便交由内阁明发下来。除上述内容外，关于军机处，交代“著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心筹办”；关于总理衙门，则“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至于“以后召见、引见等事项，著派惇亲王、醇郡王、锺郡王、孚郡王四人轮流带领”。这就是说，慈禧把罢免奕䜣后形成的政治真空，都作了相应的弥补。
朱谕发下去了，一场风波似乎就这样平息了。
不料，上谕发下的第二天，即三月初八日，却又起波澜。惇亲王即上一疏，表示了同两宫太后不同的意见：
自古帝王举措一秉至公，进一人而用之无二，退一人而亦必有确据，方行摈斥。今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臣愚昧之见，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
惇亲王是道光帝第五子，在现存的几位皇子中，他排行第一，地位较崇。他性情豪爽，直言敢谏，平时不大过问政事。但在黜陟奕䜣的这个重大问题上，他却上了一疏，明确表示不同意两宫，尤其是慈禧的处治，慈禧对他的上疏不能不格外重视。
当天，两宫太后便召见了道光帝第九子孚郡王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令他们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于明日到内阁开会。将惇亲王的疏和蔡寿祺的折都发到会议上，让他们讨论。并谕令文祥等，到内阁去传达今天两宫太后新的懿旨。这个懿旨说了一些对奕䜣有利的话。
因此，当天都城内盛传两宫太后“天怒已回，眷顾未替，宫中且多言恭王将复辅政矣”。看起来，事情似乎往有利于奕䜣的方面转化。
但是问题不那么简单。三月初九日，两宫太后又变卦了。她们召见了倭仁、周祖培、瑞常、朱凤标、万青黎、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八大臣。
慈禧对八大臣怒道：“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对奕䜣在用人方面百般挑剔：“即如载龄人材，岂任尚书者乎？而王必予之。”同时，对惇亲王上疏为奕䜣说情，也极为不满，挖苦地说：“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治之。”这里明确地表示出，对奕䜣的处分是不可更改的了。
第675章突然
谁都没想到，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
从两宫太后处退出，大学士倭仁等忙到内阁，与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开会，传达了面奉的两宫太后的懿旨。
但是，就在这个会议上，军机大臣文祥也传达了昨天面奉的两宫太后的懿旨：“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恭亲王骄盈各节，不能不降旨示惩，及惇亲王折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大秉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
两宫太后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和颜悦色地说什么“恐误正事”了，“均无成见”了，“一大秉公了，“非王不治”了。最后甚至指明下一步应如何办：“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就是说，你们共同上疏请求重新任用奕䜣，我照办就是。
听完文祥传达的懿旨后，户部侍郎吴廷栋当即发言，认为文祥传达的懿旨不实，倭仁也持这种看法。
这一下子，可就闹出笑话来了。
所谓的两宫太后实则是慈禧，她对军机大臣文祥等三大臣和对大学士倭仁等八大臣所口述的懿旨两相歧异，大相径庭。双方皆以自己听到的懿旨为是，争执不下。
出了这样的乌龙事件，这下怎么办呢？
一干军机重臣在争论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道光帝第八子锺郡王。因为这两次召见，锺郡王都是以押班者的身份带领诸臣进见的。只有他一个人分别听到了两宫太后的两次口述懿旨，他成了难得的惟一的见证人。
双方都好像找到了救星似的，急不可耐地说：“好了锺王可以为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