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5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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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曾国藩却将团练一词一分为二，声言自己不办保甲而专办练勇，并以团练为基础，集合兵勇、夫役、工匠等编成陆营、水师，形成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的地方军事势力。
湘军这样的制度朝廷怎会满意，合着湘军就是湘系将领的私人武装，跟朝廷没多大关系了？
自古以来，中央最忌的便是拥兵自重的藩镇，湘军模式绝对有成为藩镇的基础，朝廷不打压那就不正常了。
随后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国家经制之兵屡遭败绩，湘军却不断取胜。但是，湘军将领并没有受到重用。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攻占湖北省城武昌，咸丰帝闻报大喜，当即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过很快又收回成命。
除非万不得已，咸丰帝是绝不肯让湘军将领兼掌军政大权的。
从这次事件便可看出，朝廷对湘军的防备之深，再对比一路扶摇直上的乡勇队统帅吴可，赤落落的差别待遇。
乡勇队实际上也是吴可的敌军，但吴可从没在外显露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很配合朝廷的调度，最重要的是乡勇队乃纯粹的军事组织，不像湘军这般领头人都是文人阶层让朝廷忌惮。
太平天国起义迅猛发展，湘军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湘军集团逐渐取得地方军政大权。咸丰五年（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与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广总督官文。
清代官制中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政，军权应归于官文。可官文贪鄙庸劣见识浅薄，只因是满洲正白旗贵族而为咸丰帝所重用，所部军队战斗力极差。胡林翼抚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虽申奏但咸丰帝仍下严旨要其会同官文办理湖北军政。
不得已之下，胡林翼改变策略，转而与官文结交，在公，文中每列官文为首功，每月拨盐厘3000两相赠，还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宠妾为义女，进而与官文兄弟相称。不过胡林翼并非与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试图加以利用。
官文也深知在此战争环境，多少督抚因为不善带兵，或死于战事或被罢职免官，于是也乐于依靠这个对自己恭敬备至的胡林翼。在官文看来既然胡林翼满足了自己对声色货利的喜好，自己赞同他的军政主张也算是礼尚往来。
于是，胡林翼大刀阔斧厉行改革，稳定湖北局势从而在同太平天国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处于有利地位。
但事实上，朝廷从来都没有放弃对地方权力的严格控制和打压。所以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运用权术，让朝廷认为改革措施多为官文主张，湘军集团是难以迅速发展起来的。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借父丧之机，向咸丰帝摊牌索要更大权力。朝廷以为太平天国行将覆灭，断然令曾国藩在籍守制。不料三年后江南大营再次崩溃，太平天国基本控制了富庶的大半江南地区，切断了朝廷赋税、漕粮的主要供应渠道。
于是，山穷水尽的朝廷陷入两难境地：要么拘泥于不轻易授予汉人实权的旧制而坐以待毙，要么听任湘军壮大势力，但可以利用他们来度过亡国危机。
而在太平天国大军的逼迫下，舍湘军和乡勇队而无其他劲旅可以依靠，而乡勇队又交恶皇帝不得重视，清廷只能容忍湘军将领执掌地方军政大权，于是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湘军集团的作用，清廷由被迫放权转向主动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同治员年十月命曾国藩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十二月，任命李续宜为湖北巡抚，彭玉麟为兵部侍郎。
次年正月，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十二月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唐训方补授安徽巡抚，郭嵩焘补授广东巡抚，刘蓉补授陕西巡抚。
次年杨载福补授陕甘总督。加上四川总督骆秉章，短短几年间，湘军集团势力急剧膨胀，南至两广，北到直隶，东到两江，西至陕甘，诸多地方由湘人出任督抚。而他们手中所握有的权力，远远超过此前的清代督抚。
依照清制总督主军政，但是除了自己的督标营之外，并不能越过提督直接干预营务；巡抚主民政，除了自己的抚标营外，也不能干预营务；布政使掌财政，直属户部；按察使掌司法、监察，直属刑部。
可见军政大权都集于中央，地方大员各负其责互不统属，谁都不能自行其事，只能听命于中央。而咸同年间特别是同治初年，大批湘军将领位任督抚，他们既主军又主政，兵、政合一之势已成，再加上兵饷自筹，厘金完全由督抚支配，原本应该上交户部的地丁、漕折、关税、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大半充作军饷。
这样一省三宪——即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督抚专权的局面势将形成，湘军集团的权力在此情形下也达到了顶峰。
湘军的权利实在太大，名头也实在太响，成为朝廷打压的靶子和标杆理所当然，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覆灭的当口……
第645章裁撤湘军
湘军权力的取得，代表着地方势力的崛起，但满汉有别的观念、三藩之乱的教训时时萦绕在清朝统治者的心头。
于是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清廷立即着手裁撤湘军，收回湘军集团手中的权力。据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破后，曾国藩得到的爵赏已被打了折扣，清廷还迫不及待地利用天京窖藏金银与幼天王下落问题继续打压曾国藩。
不独湘军受到朝廷打压，乡勇队跟吴可也没落到啥好处。
别看吴可跟京城一干满族大佬关系还不错，可一旦朝廷真的决定对乡勇队动手，他们将毫不犹豫在吴可身后捅刀子。
所幸吴可乃乡勇队唯一领袖，不需要考虑手下复杂的派系问题，只需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算暂时吃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再者他出身清军系统，在满清一贯文贵武贱的环境里，吸引火力的能力远不及文人出身，在湘军建立之前已是堂堂二品兵部侍郎的曾国藩显眼。
而且乡勇队行事也没湘军那般高调，除了特定的几个省份以及两次援京之外，名头虽响却没将势力向外扩张的意思，这就给了朝廷很好的印象。
再说战功方面，别看湘军收复金陵立下赫赫奇功，可在京城一干大佬心中地位究竟有多高，就连曾国藩都不敢保证压得过两广总督吴可。
吴可的表现让京中一干大佬想没有好感都难，两次京畿危机都不用朝廷征召，他便带领手下精锐将士第一时间赶到救援。
单单就态度而言，吴可比曾国藩要端正得太多。
第一次京畿危机还好说，英法联军被堵在天津没法真正威胁京城安全，可是第二次京畿危机就不同了。
英法联军此次来势汹汹，并且轻而易举便突破了天津防线，直接威胁到了京城安全，没见连咸丰帝为了不做俘虏连夜跑路了么？
在此之时，地方督抚除了时任两江总督的吴可一在上书进京救驾，其余人等却是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之后又是吴可力挽狂澜与英法联军连连血战，最终逼得联军不得不与朝廷握手求和。
尽管咸丰帝很不待见吴可这位首功之臣，可吴可救援京畿期间与京中大佬们结下的交情可不是开玩笑的，尽管回去之后他便失去了两江总督之位，可调任两广之后他的地位依旧稳固异常。
别的不说，在吴可率军救援京畿期间，太平军突然发动再破江南大营，甚至一度威胁到了苏南精华地带的安全，可最后怎么样？
朝廷连提都没提这茬，好象江南大营不是两江地盘上似的。要是放在往常，江南大营出了这样的漏子，朝廷的问责旨意早就下来了，哪还容得了吴可平调两广无波无澜？
在向朝廷积极靠拢的态度上，湘军和曾国发迹内的表现就要差得多。
第二次京畿危机之时，湘军主力正在围攻安庆，虽说朝廷表示湘军对付太平军正急，可以不必进京救援，曾国藩真就这么做了。
没有比较的话无所谓，一旦有了比较要说一干饱受惊吓的朝堂大佬没点怨气怎么可能。太平天国是朝廷的心腹大患不假，但比起切身的威胁来说，朝堂大佬们的选择可想而知。
可就是如此，吴可执掌两广几年时间，也能时时感受到来自朝廷的压制，更不要说此时风光无限实力强横的湘军集团了。
前问说过乡勇队势力一直以收缩为主，基本上吴可在哪任职乡勇队全部或者主力就会跟去哪儿，尽管战斗力惊人但在官场势力方面确实一般，无论在两江还是两广期间乡勇队都没捞过界。
湘军就张扬多了，以两江为核心周围生分一大票督抚都是湘军中人，朝廷要是不忌惮防备那才叫见鬼。如今湘军的声势达到鼎盛，既为两广的乡勇队吸引了火力，又成功的将朝廷对其的忌惮勾引至顶点。
所以，曾国藩和湘军能做的选择真心不多。
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他的很多心腹，包括彭玉麟、赵烈文等人，以及著名的研究“帝王之学”的学者王辏г说龋枷群罄刺皆牡住Ｋ且豢妓祷笆倍己芤蓿械慕杌⒎⒗紊Вг钩⒔崩还械奶嬖蛭谭岬哿偎乐庇幸叛裕砼怠翱烁唇鹆暾咄酢薄�
可等到曾氏兄弟攻克了金陵，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只悭吝地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王”与“侯”，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对于部下与幕僚们的试探，曾国藩丝毫不动声色，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后来，为了避免越来越多的麻烦，曾国藩干脆亲笔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挂在金陵住地的中堂上。这样，所有来曾府试探风向的人，从这副对联中，就已经明白曾国藩的心迹了。
实际上对曾国藩来说，他不是没有考虑，而是考虑得已经非常彻底了。曾国藩清楚地明白目前的形势：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进”——拥兵造反，推翻清廷，自立为帝；二是“退”——自剪羽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