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5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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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主动退出英军现役，担任了清军绿营总兵。
而与李鸿章并称的洋务领袖左宗棠，在坚持朝廷领导方面更有过之而不及：他麾下最善战的洋将德克碑为表示归心中国，甚至“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当然，在洋务运动中，中西关系也出现过不和谐的事件。在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时，为了避免英国的控制，洋务派重臣文祥放出狠话——“清廷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接受这一结果。
果然，为避免领导权旁落，朝廷解散了这支海军。这一举动不但导致数十万两白银的损失，而且把大清海军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十几年。对外从来优柔隐忍的朝廷，为何有决心“壮士断腕”？按照恭亲王奕欣的说法，洋务运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方为妥善”。
对于朝廷如此排外的表现，吴可心中有不满也有钦佩，不满是因为朝廷因此错失不少发展机会，钦佩则是避免了列强过分插手大清内务，造成后世那种崇洋媚外的无奈局面。
虽说此时正是世界工业发展的兴盛期，每天世界各地都有新的发明已经新的技术出现，大清要不奋力猛追以后就只有吃灰的下场。但吴可也认为接纳外洋事务不能操之过急，口子可以慢慢开免得搞出一大堆措手不及的麻烦事儿来。
再说了此时的大清可不是后世经过多年西化时的环境，想要吸收消化洋人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又想不引起国内顽固势力以及平民百姓恐慌的话，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过急切。
而且列强都不是善类，他们拥有极为丰富的殖民经验，谁知道他们在渗透进满清高层决策层后，会不会想着法子把大清作为第二个印度整治？
一味的闭关锁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没有限制的开放也是极为不妥的，所以吴可认为要搞洋务运动，必须首先认清这一点。
洋人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大清的玩意也不一定不堪入目，这个度如何把握才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关键所在。当然他这个想法只跟左宗棠简单提过，并不会傻傻的在恭亲王和李鸿章跟前说这些。
既然有洋务派这些大佬们冲锋陷阵，他就没必要跳出来抢风头拉仇恨，默默发展两广辖区就行，他坚决只动手不动口。
洋务运动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其分类思想就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八个字。
前四个字“师夷制夷”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中体西用”，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
“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
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以“本”“辅”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
更有开明学者公开表示：“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西学”，最初都是作为学问提出来的。
“中西学问”对于社会，对于一个政权，对于统治者来说，本来都是“用”，开明学者在此以“体”“用”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
这种主次之分，是“为华人计”。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
因此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
因此，它在中国的大地上，一经提出风行全国。新老洋务派思想家，不断热举起这面旗帜，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
看看，连理论基础都建立起来了，加上在朝堂上一批实权派官吏的大力支持，洋务运动的开启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况，吴可对此自是乐见其成欢迎之至，他在两广搞小动作也很辛苦的说……
第629章日薄西山
在总理衙门待了好几个时辰，直到一干洋务派大佬兴尽方才放行，吴可跟着左宗棠慢慢悠悠的出了总理衙门，在近百护卫的保护下共乘马车返回住所。
在马车上吴可好奇询问这次洋务派大佬会谈，怎么没有湘军那位曾主帅还有四川总督骆秉章？
他可是知道，这两位在百忙之中也跑来京城述职，至于真正原因是什么就不得而知。
左宗棠一说起这个脸色就很不好看，他跟曾国藩之间的关系此时只能用恶劣来形容，起因就是湘军拿走本属于闽浙总督手中的浙江军权。
因为战乱的缘故，有时军权甚至比政务权力要大，浙江巡抚又是跟湘军派系中人，所以此时左宗棠虽是闽浙总督，却十分无奈的对浙江军政竟没有多大发言权，这是性格一贯强硬的左宗棠难以忍受的。
他先对曾国藩表示了一番不屑，认为老曾这时候跑来京城纯粹作秀，谁不知道眼下太平天国已到了灭亡边缘，湘军建立不世之功指日可待，并好好的惋惜了一番吴可不能分享这么大一个蛋糕。
吴可对此却是不以为然，表示他此时的战功已经足够耀眼，要求得再多没什么好处反而害处不少，相反以曾国藩与朝廷的紧张关系，要是没有消灭太平天国收复金陵这等泼天大功托底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朝廷拿下了。
左宗棠虽然认可吴可的意见，功高震主的事儿太过危险，但眼睁睁看着湘军和曾国藩即将有的巨大收获，心中一时不爽到了极点。
两人在半道上分别，吴可所乘马车顶着越来越严寒的大风返回广东会馆。
时近年关，整个京城都笼罩在浓浓的过年喜庆氛围之中，街上满是采购年货的百姓以及商贩，人来车往好不热闹，一股子年味扑面而来。就连广东会所大门前的灯笼，都换成了喜庆了大红色。
下了马车回到居所，会所负责人以及同居此地的广东官员忙不迭上来拜见，好不容易才将这帮热情得过分的家伙打发，这才有空招来总督卫队亲信参将吴平，询问让他打探的曾国藩以及骆秉章的情况。
虽说他不打算插手两江战事以及四川战事，对于捞战功这样的好事没啥兴趣，但不表示他对这两处战场没兴趣，尤其是具体的战斗过程，他要求手下探子打探得越详细越好。
他也要自我学习和提高啊，尽管前世参过军打过枪，可最高不过当过小小的班长，对于具体的战术和策略两眼一摸黑，根本就没啥心得体会。
重生到了清代以后，他又面临着冷兵器战斗模式，素有自知之明的他可不认为自己天生大将之才，为了能在战火连绵的乱世之中存活下来，不断的学习其他人的战术理念以及自我提高，就成了必须的生存手段。
别看他自从起家以来屡战屡胜几乎没败过，大清‘名将’的含金量十足，就算他的那些政敌都不得不配合其的指挥手段，在战事上没啥好指摘的，只能从其它方面找错漏捅刀子。
吴可心中很是明白，乡勇队自所以能有眼下局面，离不开初起之时没有败过的亮眼资历。而这样的亮眼战绩，也不过是他谨小慎微又见多识广的结果罢了。
人家跟你玩冷兵器，他便利益手头资源搞热，兵器对抗。对手热，兵器玩的纯熟，他又想办法利用战术极力限制占据主动，总之无论面对的敌人使用哪种战法，他都有不同的办法应对，这就是见识广博的好处！
当然这些都是上不得台面的手段，他想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将的话，就必须不断充实自己让自己真正有那份本事，不断学习自我提高便是最好的提高办法。
不断他得自我学习不断提高，就是手下小弟也不能例外。
比不得湘军将领几乎清一色的读书人，乡勇队高级将领基本上都是泥腿子出身，除了敢打敢拼之外几乎一无是处。要不是吴可强令要求他们努力学习不断提高的话，很多人最多干到一个营正参将便到顶了。
而为了手下小弟不断提高自身，吴可也是下了大力气，但凡有点空闲时间都不放过，开办乡勇队内部的识字班和战术战略班，没有教材就拿眼下正在发生或者亲身参与的战事作为范例，没有合适的老师大家一起讨论，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一套文字教案，从而达到自我提高的目的。
目前看来效果真心不错，不说吴可本人已能将清军战法玩得纯熟，还能加入经过实战检验的热武器战法，形成了一套独属乡勇队的战术理论。
手下心腹小弟也在这样的培养模式下，不仅个个都是实战经验丰富的老鸟，而且对于乡勇队总结的战术战法也都有自己的理解，隐隐有了自己的战斗风格。
所以乡勇队一向重视收集大清境内发生各种战事情报，而且还是越详细越好，这样才能给乡勇队将校们讨论时不至于因为情报关系，而出现认知错误和方向偏差，最后白白做了无用功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
吴平详细汇报：同治元年（1862）天京解围战失败后，李秀成被“严责革爵”。不久洪秀全责令他领兵渡江，西袭湖北，企图调动天京围敌。
1862年12月，第一批太平军数万人从天京下关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