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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章

清末1909-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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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只有叶开一个人不这么想。

叶开的头脑始终清楚一件事,他所有行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效忠谁,而是自己,夺权和清除异己,这些目的,现阶段只有载沣能给他,而前者同样想借助叶开的能力夺取大权,当这两个目的重合时,他自然会帮助载沣,因为帮助载沣等于帮助自己,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两个目的背道而驰的时候,叶开同样会毫不犹豫。

清楚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叶开给载沣出的主意究竟意欲何为。

在外人看来,奕劻赢了,载沣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优势损失殆尽,局势于他不利,但这两种结果,所有倾于好的一面,都朝向了叶开。

毓朗,载涛走了,禁卫军他可以抓的更牢固,而即将成立的禁卫第二镇,他可以肆无忌惮的烙印上自己的印记,他那些历练有成的学生们,也可以借此机会爬的更高。

善耆走了,奕劻的力量总算补回来点,某种程度上会放松他的警惕,只有这样,纰漏才会在不经意间流出。

其他人都走了,那么,载沣对他的依赖将会更重。

在他的计划中,步兵衙门还会被裁撤,而那些被遣散的士兵,可以自然而言的流入日后的禁卫第三镇,这些都是现成的资源。

总之,救火队员一定会有,坐收渔人之利的人也还在,当奕劻,可惜不是你。

最迟一年半载,权力的天平将会重新拨调。

载沣需要等,叶开同样如此。

。。。。。。。

禁卫军的扩编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有哈汉章和蒋雁行在,叶开已经不需要经常到军营里去,有了此前的经验,第二镇的组建要比叶开草创之时轻松得多。

由此一来,叶开也就可以放心的腾出手来,专心去做另一件更为急迫的事,即在载沣和奕劻之外,组建一个新型的政治集团,以集团的方式更快的扩大自己的利益。

除了拉拢来盛宣怀和载泽外,还有一个物色好的人员进入了叶开的眼帘。

法部尚书戴鸿慈。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为应付蓬勃兴起的立宪呼声,特简亲赏大臣到欧美考察政治,即著名的“五大臣出洋”,时任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即为五大臣之一,和载泽,端方等人出使美、英、法、德和丹麦、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欧美考察后,戴鸿慈大开眼界,认为中国只有改革才有出路,因此,极力主张以立宪政体代替****政体。陈言改刑部为法部,戴首任尚书。他还提倡中国要富强,必须“固边疆”、“振兴实业”及开矿、兴学、修铁路等,是清末具有一定的开放思想和政治眼光的重臣。

一句话,戴鸿慈是个铁杆立宪派,这就有了接触最起码的基础。

度支部议事大堂,载泽,盛宣怀,戴鸿慈三大尚书齐至,而召集他们来的,居然是一个相比之下品级低了不少的军资使。

这几个人聚在一起,居然总揽了大清帝国,财权,交通,运输,铁路,司法,军权等诸多大权,而这样的安排,肯定不是巧合。

叶开之所以把地点选在度支部,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以宗室大臣载泽为首,组建一个政治团体。

载泽和戴鸿慈都是出洋五大臣,又是坚决的立宪派人,彼此之间早已相识,甚至可以政治说目标也极具吻合,而盛宣怀自然不用多说,一直是新派领军人物,对立宪改革寄望已久,三人之外的叶开同样如此,施政天津已经为他博取了一个开明维新的好名声,在直隶府立宪派人当中已经有了一定威望,特别是处理完吕海寰事件后,这种威望还在不断攀升。

这几个人聚在一切,自然不用担心共同话语的问题,到此,三大尚书再加上自己这个军界实权派,叶开苦心打造的政治集团已经初具雏形,而在这个雏形之外,还贴上了一个华丽丽的时髦标签。

立宪!

“诸位大人,今天把你们叫来,实际上是良弼奉了摄政王的命令,和诸位商量山西票号存亡一事,大家畅所欲言。”

众人落座,叶开开门见山的说道。

第一百二十九章最后的救赎

(点娘又来大姨妈了,后台持续抽风。。。。)

晚清七十年,中国的金融行业多灾多难,仅仅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就爆发了五次,而作为曾经的金融霸主——山西票号首当其冲,在外国资本的大举入侵下,传统的金融模式走到了穷途末路。

眼睁睁的看着一头巨无霸就此倒下,这对整个国家来说,绝非幸事,更别说它手里面尚且掌握着大量的财力资源,与其看着数以亿计的银子白白流失,被外国的资本巨鳄卷去,倒不如拿来服务国家,从时间上算还刚好,在这头金融巨兽彻底寿终正寝之前,它还有着那么一丝存活的渺茫希望。

会议的着重点也集中在了这上面。

但令叶开没有想到的是,讨论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在围绕着救与不救的问题上,四个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主张。

载泽,盛宣怀的态度是没有必要,而叶开和戴鸿慈则力主拯救日渐式微的山西票号。

盛宣怀的出发点不难理解,他自己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作为骨灰级别的银行家,他深谙中国的金融格局。自从五口通商,国门洞开以来,中国的金融中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由平遥,祁县等山西票号总部所在地,逐渐转向了外国资本盘踞的上海。同样,上海这个地方,也是中国新型银行业的肇始地,随着江浙财团大举进驻,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基本奠定,盛宣怀出自江浙财团,自然不可能看着蛋糕白白的被割去。

载泽给出的态度更多是无所谓,在他看来,票号已经没有了任何实际作用,拯救这样的夕阳产业,本身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站在主管财政的度支部尚书角度,这样的做法纯属浪费,同时,此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让载泽认为票号完全可以被取代。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提出设立大清银行(户部银行),要求票号出钱出人,被晋商拒绝,旋即又提出由政府出资金,由票号出人,又被拒绝。大清银行成立之后,曾找山西票号入股,再遭拒绝。无奈之下,大清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直接导致后来中国金融业被江浙财团所控制。

晋商拒绝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怕“外人”和“外资”插手票号,然而,这种看似精明的招数,实则愚蠢之极,拒绝改变自身和模式的票号,也就意味着他们丧失了最后的转型机会。

户部银行成立以后,作为清政府的中央银行,自然而然地垄断了几乎全部官银汇兑业务,这对于山西票号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山西票号之所以能在几十年前迅速发展起来,就是得益于其专理政府银务兑换和军饷业务,实际上扮演着准中央银行的功能,在封建经济中,票号因官府而生,同时也因官府而死,这是一种同生共死的捆绑关系,而没有弄清这一点的票号,既竞争不过洋人的银行,也再没有了官方的支持,也拒绝变革自身,日薄西山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新型的金融商业模式通过大洋彼岸传到中国时,那些“汇通天下”招牌背后的东家们,还躲在自己富丽堂皇的宅院中,抽着大烟,做着美梦,的确,他们的祖先创办了一套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商业模式,但他们的子孙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拒绝变革,坚持旧制,票号在很大程度上死于自己的故步自封,连同着纵横了中国几百年的晋商,一起倒在了历史的大变局中。

山西银行家左右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有着现代银行理念的江浙银行家群体,适时地出现在了上海街头,时代翻过了新的一页。

所有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冒着失败的危险拯救一个没落的票号,是并不理智的事。

叶开当然清楚这些,但他的坚持不是没有理由,的确,放弃票号是任何精明商人都能算好的账,但对叶开这个经历过后世几十年历史的人来说,他的目光放得更远。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要把一个国家庞大的金融安全委托给一种声音。

类似于华尔街一家独大的金融体决不能在中国出现,膨胀之后的金融财团必将干预政治,甚至左右国家的命脉,辛亥革命后,江浙财团的倒戈,新兴政府被切断了财政来源,从而不得不接受袁世凯的条件,致使革命果实毁于一旦的现实,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对此,叶开给出解决方案是,让山西票号抱团取暖,组建财团联合体,成立山西银务总行,打造南北两个不同的金融中心,分担国家风险。

“良大人这样想,怕那些人不领情啊。”

叶开的一再坚持,让持反对意见的载泽盛宣怀也无可奈何,前者的做法到底能不能成功,只有碰过壁后才知道,总的来说,他们持悲观意见。

“此一时彼一时,过去他们不领情,现在他们的经营日渐艰难,恐怕这时候正在想出路呢。”

叶开嘴上虽然这么讲,但实话实说,他真没指望那些人能幡然醒悟,要不是看在他们手里那些雄厚的银子,叶开也不打算费这么大的劲,就拿著名票号蔚泰厚来说吧,两个少东家都是手不离烟枪的大烟鬼,成天就是挥霍祖上的基业。

“如果不行,就让他们强制入股,大清银行占一半,票号占一半,有了官府,他们自然舍得入股。”

戴鸿慈这时候也建议道,他的想法和叶开不谋而合。

“怕是难啊。。。”

盛宣怀仍然不看好,票号和新式银行之间有不小的差距,最重要的是金融理念,这其中要补的功课可不是一时半会能完成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试一试总会有办成的可能,现在就行动起来,最好能赶在年底把银行办起来,况且扶植票号也是摄政王的意思。”

一提到摄政王,载泽和盛宣怀也不再反对了,既然叶开能把他们召集过来,上面肯定下达了某种倾向性的指示,他们要做的就是照办。

“盛大人,要整合山西票号需要一个合适的大臣,良弼要向你借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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