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爱大米-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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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到：“我想，如果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入狱之后，他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在八十多次审讯中，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监狱中伙食极差，每当吃饭时，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拿大个的窝窝头，分汤也是如是，谁都想得到菜最多的。遇罗克始终对难友表示谦让，从不去争抢。1968年，社会上大兴批斗之风，监狱里趁机把不认“罪”的“犯人”也押出去批斗。每次被批斗的人，轻则鼻青脸肿，重则头破血流以致昏迷，得到的“好处”就是中午额外给两个窝窝头。遇罗克多次被批斗，回到监狱时已经全身不能动弹了。但是，他仍然艰难地从怀里掏出窝窝头，送给大个头的难友刘恩海。每次刘恩海都要落泪，许多难友也被感动得哭了。
遇罗克不是大学者、不是大文豪，只是一个坚持思考、坚持言说的普通青年，但是他的精神硬度却让大多数著名的文化人望尘莫及。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一心要求“进步”的曹禺，为了表明立场，不惜撰文辱骂当年的知音萧乾。在《斥洋奴政客萧乾》一文中，曹禺用恶毒的比喻透出重重的杀机：“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是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他在《大公报》和《新报》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曹禺的怯懦和背叛，在萧乾的身上也同样出现过。《芙蓉》1999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揭露说：“沈从文解放后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和帝国主义有勾结，而萧乾呢？同样也揭发他的老师，以致于沈从文临死也不能原谅他，不要这个学生参加他的葬礼。”沈从文、曹禺、萧乾三人都是文坛大师，却连起码的道德底线都不能够坚守，其人格与遇罗克这样二十出头的小青年相比，何其下也！以遇罗克为核心的《中学生文革报》同人们，大难来时没有一个人叛卖朋友。丁广武、孙钢、杨玉鉴、云杰等被判10－20年的徒刑。“右派”工人任众为《中学生文革报》画了唯一的一幅漫画，他逃过了灭顶之灾，因为知道他身世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揭发他。两相比较，我们在谴责制度的严酷、体谅人固有的求生本能之外，对知识阶层的“软骨症”是否也该作一点点反思呢？
诉说苦难，并非受难者的骄傲；诉说苦难，目的在于终结苦难。纪念英雄，并非强迫每个人都去当英雄；纪念英雄，目的在于让我们善待自己民族曾经出现过的真英雄。忘记苦难，意味着苦难的重演；蔑视英雄，意味着流氓的横行。这本记载了“我家”奇特而自然的遭遇的书，比起某些冠冕堂皇的“决议”和“文选”来，更值得我们关注，确如丁东先生所说：“遇罗文和家人、爱人、亲戚、朋友、难友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的各种苦难，以及他们在磨难中如何顽强地求生，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有机部分。……其实，一个国家搞得怎么样，关键在于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日子过得怎么样。底层民众不能安居乐业，再怎么吹国家也是出了毛病。”《我家》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今天。
牛虻的忠诚
苏格拉底的死亡意味着西方古典世界的终结。作为一名优秀的公民，他却被同胞剥夺了生命。苏格拉底曾经把祖邦比喻作牛，把自己比喻作叮在牛身上的一只牛虻，他说：“我的职责便是要不断地刺激它，以使这头高贵的牛不至于昏然入睡。”社会学家丁学良很欣赏前贤的这种精神，在他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从“新马”到韦伯》的时候，便在序言的最后这样写道：“集良知与热血于一身，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高贵的牛身上的忠诚的牛虻。”丁学良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灾变和苦难尝了个够。他出生于一个乡间牛郎中家庭，当过在车床上劳动的工人，并且在做工时因事故失去了一只手的大半截手指。今天的丁学良，已经是云游世界各大知名学府的杰出学者，用他自嘲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际非盲流”。他献给自己祖国的第一本随笔集《不敢恭维——游学世界看中国》（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正是这样一部牛虻式的著作。
我一向对海外学者保持相当的警惕，这并不是说我对他们有什么成见，而是看过了太多的海外学者，归国以后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发表大量言不及意的高蹈见解。他们中的某些头面人物，来来往往于国际航线上，以结交权贵富豪为荣。在国内，他们挟洋自重，摆出高等华人的傲慢；在国外，则以中国精英阶层的代表自居，处处显示所谓的“民族尊严”。其实，他们永远也融不进西方主流社会，同时也与本国同胞的冷暖格格不入。这类“香蕉人”式的学者，名气如雷贯耳，见识却不如三岁小儿。他们当中，有赞美“文革”中所谓“大民主”者，有主张光复儒学以对抗西方文化者。这些奇谈怪论，如同具有“民族特色”的猴戏班子，在西方倒也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眼光。与这些“江湖艺人”迥然不同，丁学良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有着切肤之痛，而且师从美国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在哈佛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不会因为发现西方社会的弊病而对中国的现状盲目乐观，也不会生硬地搬运西方文化到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来。他在行走的状态中，拥有了动态的观察视角，在不断的比较中获得“此山还望那山高”的见地。在一篇访谈中，丁学良表示，自己最关切的问题永远是中国的。而中国的问题，并非如某些所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既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代表，又曾经照搬苏联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和全能政治。要解决今日中国的危机，就必须有机地结合这两大背景。那种“就中国来看中国的”的心态，常常会封锁思路，限制眼界，增加解决中国问题的决策成本。因此，丁学良倡导，中国人不应该是“中国心，中国观”，而应是“中国心，世界观”，即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性的。
《不敢恭维》一书谈及的若干问题，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展开的。最“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是作者对民族主义的反思。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飙升有三个高潮：一是世纪之初的义和团活动，二是五六十年代的闭关锁国，三是世纪末的再度招魂。每当中国国内问题严重，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危机纽结成一团乱麻的时候，某些人便耍出掩耳盗铃的把戏，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转移国民的视线。而民族主义一旦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则有可能让整个民族都陷入迷狂状态，丧失起码的思辨和比较的能力。这样，不仅自我断绝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再次利用“民族”、“国家”、“集体”等宏大的概念来取代了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幸福。因此，丁学良通过研究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爱国主义：它的前提是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缺陷和弊端；清醒地明了自己的落后在哪里、已经落后到何种程度；清醒地了解强敌的优势和实力。爱自己的祖国不爱到无知和热昏的地步，恨敌人恨对手不恨到拒绝学习对方长处的地步。处于优势时不乐观，处于劣势时不绝望。”用丁学良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成熟的爱国主义”，其实也就是哈贝马斯在反思德国现代史之后所倡导的“宪政爱国主义”。而它的反面则是“盲目的爱国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建立在“无知”的前提上：或是自己不愿去了解敌之长、我之短，或是阻止他人去谈论敌之长、我之短。这种爱国主义集愚昧和脆弱于一身：在尚未与强手交锋前，文过饰非、“老子天下第一”；一旦被迫睁开了眼睛、看清了现实，就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盲目的爱国主义”从晚清以来就根深蒂固于我们的情绪之中。晚清政坛活跃一时的“清流”，即是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们既不清楚中国底层的现状，也不知道西方一鳞半爪的情况，只是激于满腔的“忠义之气”，便叫嚣着对列强开战。他们辱骂李鸿章等务实派“卖国”，申引传统的文化资源作为支撑，终于获取了中枢权力。“清流”的代表人物张佩伦，在中法战争中被朝廷派去督师福建马尾。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西方现代战舰的翰林，在轰隆的炮声中屁滚尿流，头上顶着铜盆，仓惶逃窜。最后南洋海军全军覆没。今天，张佩伦式的人物在我们身边依然比比皆是；张佩伦式的思维在主流媒体上依然能够博取大声的喝彩。对此，像丁学良这样有良知和远见的知识分子无不忧心忡忡。按照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