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吕布一统三国-第6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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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思想是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呢？非也，韩国是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又纳入了美式民主，才有后来的经济与民主的发展，天朝只搞尊儒复古，而不纳入欧美的民主制度，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特别是吏治。
儒教，跟后来某个舶来的政治宗教，其实都是政治信仰，绝对无法替代精神信仰，那些只有政治信仰而无宗教信仰的人，是非常危险的。
吕布抬头仰天，对着另外一个时空大声说道：“政治信仰的核心是利益，对象是权力，关注的是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与享有的各种权利，它沉湎于物质世界的纷争而荒废了精神世界的耕耘，无神论者的政治信仰更是将自己的野心、欲望推向极致，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承认自己的渺小，不相信因果报应而无所顾忌，任凭私欲将自己引向罪恶的深渊。”
吕布相信，宗教信仰的核心是情感，对象是心灵，关心的是精神的解脱，宗教信仰赤诚坚定的人容易摆脱物质世界的困扰，能够超越具体利害关系的羁绊，将心灵留驻净土，与自然融为一体。宗教信仰则伴随人类始终，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将会更加明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人类的精神寄托问题，带给人们的是安详、平静、慈悲、宽容、博爱、智慧与无畏。
所以吕布才致力于建设一个完善的宗教，现在看来，通天教的表现优于其他宗教，而且还在吕布的不断改造下不断完善，定然会成为大汉所有民众的终极信仰。
第738章 灵帝不昏
吕布暂时解决了大汉境内的宗教问题，马上就又迎来一个棘手的问题。
王朗、华歆又来劝他早点立下篡汉自立的打算，但吕布却不想这么早就表露自己的打算，毕竟现在大汉朝廷这块布还是有用处，在那些老臣没有死完，在那些还遵奉汉朝的世家人物没有清理干净，在刘汉宗室没有清除干净之前，吕布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他将王朗、华歆等人当着众人的面斥退，以显示自己绝无异心，博得了朝野上下一致好评。
实际上，吕布随后不久，在大司马府的密室里，悄然接见了王朗、华歆，跟他们说了自己的顾虑，王朗、华歆基本上同意吕布的判断。
吕布反过来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想让本公问鼎至尊呢？”难道他们真的是演义上记录的要靠着拥簇之功而立于朝堂为三公的大汉奸佞？！
王朗、华歆义正词严地说出了拥戴吕布为皇帝的理由：“我们两人本来跟主公一样，都有扶持少帝，中兴汉室的打算，但与少帝接触过几次，发现他轻佻、愚钝又失德，状如前朝哀帝，别说拍马难及光武皇帝，便是他父亲灵帝，少帝都远远不及，扶持这样一个皇帝中兴汉室，比当年霍光扶持昌邑王刘贺还要困难，与其如此，还不如重新立下一个新的皇帝！”
“还不如他父亲灵帝？”吕布疑惑道：“先帝的名声可不怎么好啊。”汉灵帝在历史记载上的坏名气足以让他跻身于中国十大昏君的前几名，他卖官鬻爵、重用宦官，史书上几乎没写他干过什么好事。
王朗见吕布有几分看轻汉灵帝，便笑着解释道：“先帝其实并不是士人嘴里那么昏庸的皇帝，他在即位之初，不过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可是短短四年之后，先帝借助宦官势力，成功剿灭窦氏集团，包括宫中的大长辈窦太后，也在羞愤中死去，这样的君主，怎么会是无能的庸主呢？”
吕布迟疑道：“可是他卖官鬻爵、重用宦官、极为好色、又发起党锢之祸，这些还不充分说明他的昏庸吗？”
王朗、华歆虽然是世家出身，但他并不盲从汝南袁家那样的世家人云亦云的说法，他们有自己独到的看世界的眼光，在他们看来，只有尊重皇权，抑制世家，才能天下大治，如果每个世家人物都一门心思地捍卫世家的利益，只会让大汉四分五裂，到时重现春秋战国的乱像，并不是大汉万民之福祉。
经过王朗、华歆的解释，吕布发现自己可能真的犯了人云亦云的错误，真正的汉灵帝并没有那么昏庸。
汉灵帝最为人诟病的莫过于卖官、重用宦官、好色、党锢之祸，其实这些都是世家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
汉灵帝第一宗罪，卖官。
将卖官所得全都纳入私库，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是皇帝昏庸的表现，但对于汉灵帝来说，却根本不是昏庸，其实只要稍微想想东汉末年的政治情况，就完全明白了汉灵帝的无奈。
本来在封建时代，官吏的作用就是为皇帝的统治服务，或者税收或者断案，都可以说是官吏的基本责任，可在汉末，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因为察举孝廉制度的流弊，官吏的选拔掌握在世家豪族手中，皇帝只有选择用或是不用的权力。汉灵帝为了打破世家豪族的官吏选拔权，自己就办了一个鸿都门学，从寒庶子弟里面培养自己的门生，然后派自己这些门生去做县令、太守，结果因为征税触犯了地方世家豪强的利益，都被地方世家豪强给排挤走。而那些经世家豪强举荐的官吏，根本不会向那些占据大部分田地、商铺的世家豪强征税，而是向占据少数田地、商铺的自耕农、小商人、寒庶地主收税，这样收上来的税微乎其微。
面对这种情况，汉灵帝为了平灭羌人叛乱，为了平灭黄巾暴乱，为了安抚灾民，为了维持大汉的正常运转，为了维护皇室的生活，除了向这些有钱的官吏收买官钱还有什么得钱的方法？不卖官，谁该去当官？那些自命为清流的世家人物肯定会说，那谁谁，我的侄儿的同窗可以；不行，那就那谁谁吧，他是我女婿的好友。在东汉，盘根错节的士族及官僚阶层完全压过了皇权，当一个官员变成世家豪强的代言人而完全不理会皇帝的时候，汉灵帝卖官赚些外快有错么？
汉灵帝的第二宗罪，重用宦官。
汉灵帝重用宦官是无奈选择，他想要坐稳皇位要靠谁？窦太后？窦太后给了他皇位，但和东汉朝其他皇帝一样处处受到外戚的牵制，若不借用宦官他如何夺回政权？汉灵帝夺回了政权，但他却不能将宦官踢开，不仅仅是什么过河拆桥的坏名声，更是因为汉灵帝自始至终都需要宦官来压制所谓的世家文官势力，除了宦官他还能任用谁？
在汉代，所谓的清流忠臣最终都要终于自己的家族利益，而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网足以挑战皇帝的权威，而只有宦官，他们的唯一凭借就是皇帝的信任，所以无论他们如何的胡作非为都是以终于皇帝为前提的。
那些世家文官们，纷纷痛陈，宦官掌权后兼并土地侵犯百姓，不是说宦官这样做是对，而是那些所谓的直臣一直都在做这件事，圈占土地，自己做了就是对，宦官们做了就是侵害百姓？别忘了，宦官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主流，也许这些人执掌朝政，他们是祸害，但他们家族和官僚士族相比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公卿们相互勾结，共同侵占自耕农的土地，他们才是国家最大的蛀虫。
灵帝把官价定的那么高，这些人的官不是依旧在做着而且不断有自己人升任，这些忠直的官吏们哪里来的这么些钱？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汉灵帝第三宗罪，好色。
他好色最典型的例子是裸泳馆和流香渠，好比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实际上，看遍《三国志》和《后汉书》两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关于裸泳馆以及流香渠的记载，最早的记载就在于东晋王嘉的《拾遗记》。本来野史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毕竟野史不像正史要经像李世民那样的皇帝的手去做篡改，一般都是作者自己的想法，应该是更真实。可是这本《拾遗记》，不说他记录的鬼神怪诞之事，就说他写的汉灵帝的裸泳馆，开头就是四个字：初平三年。可初平是汉献帝的年号，可这么一个连前朝皇帝年号都分不清楚的人写的一部小说里面的情节就成了汉灵帝昏庸的一个罪证，不足采信。
汉灵帝第四宗罪，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在后世的定义更应征了那句“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文人都是忠臣，迫害文人的自然就是昏君了。但首先要知道灵帝朝党锢之祸的起因，方士张成与宦官来往密切，因事先知道朝廷将要大赦，故怂恿儿子杀人，当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却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的儿子处死。张成的儿子该死，但你李膺凭什么定罪？不顾赦令仍旧将其处死你把朝廷的尊严皇帝的尊严放在何地？张让是祸害国家的权宦，但李膺到张让府上将张让的弟弟处死张让不是依旧没将李膺如何，张让一个宦官都知道遵守朝廷礼法，你李膺知法犯法有该当何罪？将李膺下狱难道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么？
当时太学生搞学潮、清议，按说这本没有什么，也应该鼓励，学生代表着文明，学生提倡的应该得到支持，但这学潮发起者学生们目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官僚要支持这些太学生呢？为了国家吗？扯淡，还不是为了豪族世家自己的利益。
其实，汉灵帝的所作所为，跟明朝的明熹宗朱由校一样，看似宠信宦官，任由宦官打击清流文官，实际上是利用宦官去抑制文官集团。
汉灵帝和明熹宗最失败的地方都在于他们死得太早却又所托非人。
明熹宗朱由校把江山交给他弟弟朱由检，朱由检除掉了魏忠贤，自以为是明君，被东林党们连蒙带忽悠，取缔了锦衣卫、东厂，又减免了东南地区的赋税，在朱元璋那个断子绝孙的“士绅不纳粮”的政策下，大明朝所有的赋税压力都集中在北方的自耕农身上，偏偏此时气候急剧变化，小冰川时代到来，大明北方十多年干旱，饥荒遍野，民不聊生，而朱由检这个崇祯皇帝还听信东林党那帮官僚忽悠，不仅不减免北方赋税、不赈灾，还变本加厉地征收，逼得老百姓纷纷加入叛军行列，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发展就像滚雪球一样壮大，终于攻入京城，灭了明朝。
汉灵帝将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