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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8章

江东周郎-第3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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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背负的一个重大耻辱!

周瑜在大华新建便用此年号,便是希望千年之后,历史不会重演!华夏民族能够始终以自强不息的姿态生存于世上!而靖康本身之寓意,则为安康、安乐之意,年号靖康,便是希望普天之下,从此安定、安业、乐居,彻底告别战乱动荡的黑暗岁月!

第五百八十章 建元靖康

自汉高祖刘邦统一海内,于公元前二零二年创立了大汉王朝开始,汉室历经了文景之治,武帝扩疆,及至王莽篡汉,光武帝中兴,明章之治等阶段,曾经辉煌强盛,威震天下,但还是于公元二零零年在末代汉帝刘元手中结束,将天子之宝座禅让于吴王周瑜。

大汉王朝的帝运延续了四百零二年,在内外交困之下,终于轰然倒塌。

自此,华夏大地上崛起了崭新的大“华”帝国,而历史就此改变!

初登帝位,建立新朝,周瑜自是大赦天下,安抚百姓,恩泽贫民,文武百官俱得封赏。后宫之中,立吴王妃邓渝为皇后,封小乔为贵妃,此时的邓渝,早已不是昔日与周瑜青梅竹马的青涩模样,雍容华贵,心怀更加仁厚,母仪天下之风范令周瑜也刮目相看。

长子周循,年方十五,聪明睿智,心地宽厚,极具领袖风范,被立为皇储。次子周胤,年仅十一,却是身姿雄伟,力大过人,师从赵云、张辽等人,隐隐有一代名将之潜质,周瑜大力培养,以期其未来成为国之栋梁,辅佐其兄周循。

二子之后,还有周浚等一子二女,分别是邓渝和小乔所生。皇室人丁兴旺,自然也是国家之幸。

大华帝国的都城,仍旧定于秣陵。此时秣陵城的规模,早已超越了长安和洛阳,成为天下第一大城,城内外所辖居民,怕不有了百万之众!

登基后不久,周瑜便下旨,将秣陵的名字改回为金陵,以更符合其天下都城的身份。金陵之名源自五百年前,楚威王筑城于石头山,置金陵邑。四百余年前,秦始皇改金陵为秣陵,如今又被周瑜改了回来,自此以金陵的名称传于后世。

世事轮回,该是如此。

终结汉室,本非周瑜所意,他已是事实上的天子,威加海内,文武百官皆以其意为旨。然形势如此,追随自己多年的部下们都有此意,若是自己一味推让,便会让他们寒了心。且周瑜已下决心革除旧弊,改变历史,为日后的华夏大地免遭异族蹂躏,只有自己建立新朝方有最大的可能。

因此,周瑜毫不客气地接受了刘元的禅让。他心里明白,自此以后,他将**于高处,天子之威的背后是无尽的孤独。他还明白,自己统治的大华帝国将肩负着传承、光大华夏的历史使命,华夏民族的生或死、存或亡、辉煌或衰落都将压在他的肩头上,沉重异常。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周瑜最迫切想要推行的便是官制的改革。

自西周开始,其官制承袭自夏、商,经武王、周公、成王和康王几代建立起来,以师、保、宰、太宰为百寮的首领,设六官制,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六卿”是政务官,亦称“六官”。周天子分封诸侯,这些诸侯王在其领地内,“专扬于国”,享有至高的权力。

随着地方诸侯实力的不断增长,周王室逐渐被削弱,最终名存实亡,各个诸侯国为了争夺天下霸主之位,不断地相互攻伐,天下分裂,战乱不休。

由此可见,分封诸侯王一法,于周武王其时尚可谓得当,毕竟当时的社会、经济很不发达,人口也少,天子无力统管那么广大的地域,由天子亲信的诸侯来分而治之,不失为一个良方。但此法的最大缺陷在于地方诸侯拥有的权力过大,会对中央朝廷形成巨大的威胁。

及至秦王嬴政统一华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守管政,郡尉掌兵,监御史负责监察官员,郡之下的县,其长官由朝廷直接任命,大为分散了郡守的权力。中央官制,则是三公九卿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为核心,以卫尉、郎中令、太仆、廷尉、典客、奉常、宗正、少府、治粟内史九卿辅佐丞相管理政务。

秦时官制,是确保皇帝至上权威的制度,缺点在于国事与君主家事不分,政务与宫廷事务混杂。

汉代的官制基本上沿袭秦代,稍有改变。汉武帝为加强皇权,削弱丞相权力,建立中朝制,即选用一批地位较低的内廷人员参与朝政,这既是皇权与相权矛盾的产物,也是内廷近臣权力膨胀的结果。后果便是,宦官、外戚势力的不断增长,过多地干预朝政,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亡。

此外,汉武帝时推行的州郡制,初期是为了便于对各地官员的监察,而设立了州刺史,但是后期这些州刺史的羽翼渐丰,权势越来越重,变成了一个个的诸侯王国,最终也导致了汉室的灭亡。

从官员的铨选和任用制度上来看,夏商周及先秦时期,采用的是世袭制,王权与族权相统一。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世袭制的缺陷是巨大的,真正有才能的人因为身份的限制,无法得到重用。

西汉时,推行荐举制,举荐的标准主要是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它冲破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包括察举和征辟两种制度。东汉后期选拔官吏中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和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察举、征辟制渐趋败坏。

在周瑜看来,他最想要做的官制改革是,中央官制改三公九卿制为三省六部制,地方官制改州郡制为行省制,官员铨选制度改荐举制为科考制!

三省六部制,是历史上的唐宋中央官制,由隋文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

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定旨出命,长官中书令二人,门下省掌封驳审议,长官侍中二人,中书、门下通过的诏敕,经皇帝裁定交尚书省贯彻。尚书省职责为执行,长官尚书令一人,副长官左、右仆射各一人。

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尚书,六部分理各种征政事务,每部又领四司,计二十四司。三省长官共议国政,执宰相之职。

较之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的好处便在于分工明确,运转高效,互相制约,集中皇权,分散相权。

第五百八十一章 官制改革

按照周瑜的设想,若是中央官制改为三省六部制,初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还是由尚书令管辖,不过此等职位权力仍过大,若是没有合适人选,尚书令一职可以空缺,由皇帝自己来直接管理六部,这样就和历史上的明初格局类似,确保了皇权,也反过来推动皇帝要亲历政务,对天下之事明察秋毫。

地方官制,从夏商周时期的分封制到秦汉的郡县制、州郡制,都有非常大的缺陷,即地方主官的权力过大,军政皆握在其手,一旦其人有异心,日久必会生乱。

周瑜知道,历史上在秦汉之后,唐宋两朝采用的是道路制。

唐初有州三百二十八个、县一千五百七十三个,为加强管理,按山川地形分全国为十道,后增至十五道。设道之初仅由中央派监察大员不定期赴多事地区视察,未成定制。至开元时始置各道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如汉刺史。后因边患频增,为加强边帅权力,使边境节度使兼任道采访使,且兼辖州县事务,重演东汉末年外重内轻的局面,最后导致安史之乱。

平叛后节度使制已行于全国,形成道、州府、县三极政区。割据之势已成,尾大不掉,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北宋统一中原后,为改变“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除收军权于中央外,地方行政机构采取分路而治,成为路、府、州、军、监、县三极政区。

路以水陆转运使为行政长官,又置安抚使、刑狱使、常平使,分掌兵、刑、市场平籴与盐铁专卖,恢复秦汉以来地方分权而治的状况。府州机构沿袭唐代。军原为五代时的军区,后因兼理民政而成为行政区,仍保留军的旧名。监多半设于工矿地区,以加强矿产开发的管理。为进一步控制地方,北宋朝廷常派京师供职官员到州县执行中央政令,其职衔为知府、知州、知县等。同时在各府州置通判,规定一切政令须经通判副署,通判并可随时向朝廷奏报府州情况。

宋朝的路制,明显的弊端是各级官吏层层牵制,事事听命于朝廷,地方无主动性可言,并使机构臃肿,冗官充塞,行政费用猛增。

以宋朝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人口,最终却被金、元所灭,这繁杂冗沉的官僚体制,不可谓不是其根本原因之一。

周瑜想要采用的行省制,是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年间确定的官制。它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方面得到保证。这是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对后世影响巨大。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

元代在全国共设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省、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辖。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所不领。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故为明代、清代所继承。

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故“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

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行省几无任官和诠调权,在这方面远不如汉唐地方大员;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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