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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传习录-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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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说:“喜怒哀惧爱恶欲,就是所谓的七情,这七情都是人心该有的,但是需要将良知理解清楚。例如阳光,不能说非得直射才算是阳光,一条缝隙所透出的明亮也是阳光。天空即便布满云雾,只要太虚中还能分辨颜色和形式,均为阳光不灭处。不能因为云能蔽日,就让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地在人身心之上流转,就都是良知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不能把七情分成哪个好哪个坏。但是又不能太执著。执著,七情都称为欲,都是遮蔽良知的。当然,稍有执著,良知就会发觉。发觉了就会克除遮蔽,也就回复了良知的本体。这些地方看明白了,才是简易透彻的功夫。”

【解读】

本体如阳光,是虚,是明,是自然;七情是云,是雾。良知具有普照万物的廓然大公胸襟,它可以使七情自然流行,可以觉察七情之不正,并可使不正归之于正,但却不能认七情为良知本体。

第33章 知行即是功夫

【原典】

问:“圣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

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浅深难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实落尽孝而已;学知利行者,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良知尽孝而已;至于困知勉行者,蔽锢已深,虽要依此良知去孝,又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须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尽其孝。圣人虽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译文】

问先生:“圣人生知安行是自然就能如此的,这还需要其他的功夫吗?”

先生说:“知与行这两个字就是功夫,不过是有浅深难易之别罢了。良知原本是精精明明的。例如,孝敬父母,生知安行的人只是依从良知切实地去尽孝道;学知利行的人只是要时时省察自己,努力依从良知去尽孝道;至于困知勉行的人,被蒙蔽禁锢已深,即便想依从良知去尽孝道,却又被私欲所阻,因此不能尽孝道。这就需要付出比旁人多十倍、百倍的功夫,才能依从良知去尽孝道。圣人虽然是属于生知安行的,但他的心里不敢自以为是,所以他宁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然而,困知勉行的人则思量着做生知安行的事,那怎么能行呢?”

【解读】

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人人本有,但并非人人都能致良知。“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依良知所知而实落行之即是致良知。圣人也要做功夫,只不过圣人良知精明,做起来较易而已,而常人则蔽锢深,做起来困难一些罢了。

第34章 本体未尝有动

【原典】

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

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

【译文】

有人问:“先生曾主张乐是心的本体,不知遇到大的悲惨变故哀哭之时,这个乐还在不在?”

先生说:“唯有痛哭之后才能乐,不哭就不会乐了。虽然是哭,此心却得到了安慰,因而也就是乐。心的本体是没有变化的。”

【解读】

在阳明看来,乐的本质规定在于心安,只要能保持心安便是常快活,便是乐。倘遇人世悲戚之事大哭一场,而使心安,这哭也便是乐。可见乐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高兴,它是人之内心在经受住自我拷问、自我监督之后的一种安详平和,它的对立者不是悲哀而是愧疚,是心灵对自我监督的恐惧。

第35章 不妨有异处

【原典】

问:“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系《爻》,孔子赞《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

先生曰:“圣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异处。汝辈若不肯用功,连笋也不曾抽得,何处去论枝节?”

【译文】

有人问:“良知只有一个。周文王作卦辞,周公旦作爻辞,孔夫子作《周易》,是否各自看到的理不同?”

先生说:“圣人怎会呆板地死守旧模式呢?只要根本点是从良知出发,说法有所不同又能妨碍什么呢?这就像一园子青竹,只要枝节相差不多,也就是大同了。但如果要是拘泥于每株竹子的每一枝节高低大小都相等,就不能体现造化的妙手了。要做的只是去认真培养良知,只要良知是同样的,有点差异也无关紧要。你们若不肯用功,就像竹子连笋都没有发出来,又到什么地方去谈论竹子的枝节呢?”

【解读】

这里,王阳明的深刻之处,在于竭力反对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他认为,道德法则虽然有普遍性,但同时也要有具体性,因此不能“拘定枝枝节节”。

第36章 父子讼狱

【原典】

乡人有父子讼狱,请诉于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听之,言不终辞,其父子相抱恸哭而去。

柴鸣治入问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

先生说:“我言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瞽叟是世间大慈的父。”

鸣治愕然,请问。

先生曰:“舜常自以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叟常自以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叟只记得舜是我提孩长的,今何不曾豫悦我,不知自心已为后妻所移了,尚谓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时如何爱我,今日不爱,只是我不能尽孝,日思所以不能尽孝处,所以愈能孝。及至瞽叟底豫时,又不过复得此心原慈的本体。所以后世称舜是个古今大孝的子,瞽叟亦做成个慈父。”

【译文】

乡下有一对打官司的父子来找先生判案。随从想阻挡他们,先生要听他们说的情况,然后说了很简短的一番话,这对父子就相抱痛哭,最后和好离去了。

柴鸣治进来问:“先生您说了什么话,让他们父子俩这么快就感动悔悟了?”

先生说:“我只是说了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瞽叟是世间大慈的父。”

柴鸣治感到十分惊讶,请问为什么。

先生说:“舜常常自以为是最不孝的,因此他能孝;瞽叟常常自我感觉是最慈爱的父亲,所以他不能慈爱。只记得舜是自己养育大的,现在却不能使自己愉快,他不知道自己的心已转移到后妻身上了,尚且说自己慈爱,所以就更加不能慈爱了。舜总是记着小时候父亲是多么爱他,而如今之所以不爱了,只因为自己尽孝还不够。舜天天想夜夜思的都是检讨自己尽孝不够的地方,因此他就更加孝顺。等到瞽叟高兴时,他只不过是恢复了本心原有的慈爱而已。所以,后世的人称舜为古今能够大孝的儿子,瞽叟也就变成了一个慈祥的父亲。”

【解读】

王阳明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解决矛盾,关键的就是他认为人人都是有良知的,只要让人认识到这个良知,并循循善诱,就一定能够在人的内心激起感情,最终通过内心的变化解决问题。王阳明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父子告状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良知的妙用吧。

第37章 其心只空空而已

【原典】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来问,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与之一剖决,便已竭尽无余了。若夫子与鄙夫言时,留得些子知识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体即有二了。”

【译文】

先生说:“每次普通人向孔子请教有关问题,孔子事先都是没有准备的,他的心是空空如也的。但是,他从普通人自己知道的是非两方面加以分析,普通人的心里也就明白了。普通人所自知的是非,就是他本来就有的天理准则。即便是圣人的聪明睿智,也不能增加或减少一分一毫。普通人只是不能完全相信自己,孔子帮他一分析判断,他也就一下子明白了。如果孔子与他谈话时,心中还有一些知识在,也就不能启发出他全然的良知,而道体将一分为二了。”

【解读】

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并不要求自己有什么知识,只是要让别人都相信他自己的良知就可以了。我们再怎么厉害,也改变不了别人,除非他自己改变自己。如果用外在的强制力来让一个人改变,还不如让他的内心自发地改变来得深刻多了。

第38章 自家经过

【原典】

先生曰:“‘烝烝,不格奸’,本注说象已进于义,不至大为奸恶。舜征庸后,象犹日以杀舜为事,何大奸恶如之!舜只是自进于义,以义熏蒸,不去正他奸恶。凡文过掩慝,此是恶人常态。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恶性。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过处。经过来,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责人,所以致得克谐,此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处。古人言语,俱是自家经历过来,所以说的亲切。遗之后世,曲当人情。若非自家经过,如何得他许多苦心处。”

【译文】

先生说:“《尚书》上所谓的‘烝烝,不格奸’,本注上说这是指舜的弟弟象逐渐接近义,不至于成为大奸大恶了。舜被征用后,象仍每天想去谋杀他,什么样的大奸大恶能像他呀?但是舜只是以义来要求自己,用自我克治去感化象,而不是去指责纠正象的奸恶。文过饰非,这是恶人的常态。若要去责备他的过失,反倒会激起他的恶性。开始时,舜使得象要害他,只是因为他要象变好的心太急切了。这就是舜的过错。有了这段经历,舜认识到功夫只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去责人,所以能够达到和谐。这就是舜的动心忍性,增加自己能力的地方。古人的言论,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因此记得十分亲切,留存到了后世,歪曲变通,只把这个当做人情。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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