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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传习录-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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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朋友们在一起看书,经常批评、议论朱熹。

先生说:“这是故意吹毛求疵,是不对的。我的学说和朱熹固然有一些分歧,主要是在学问的入门功夫方面有毫厘千里之别,不能不分辨清楚。但我的终极目标和朱熹的心思是相同的。如果朱熹对文义解释的清晰精确之处,我又怎能改动一个字呢?”

【解读】

王阳明继承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即是理”的本体论,并结合《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来批评朱熹的理学。朱子认为“格物”有多层次的参究,而王阳明认为“格物”只是一事,即格除心中之物欲。这个过程是通过修身来实现的。因为朱熹是本体与认识分开讲的,而王阳明是统一讲的,所以朱熹是本体决定认识,所以有那种说法。而王阳明没有这种决定论的观念,他认为从身起修,格心中物,即至于圣,如此而已。但王阳明并没有完全摆脱朱熹的影响,他在诠释学上,继承了朱熹的稳健细密。甚至在主观上他就不想彻底摆脱朱熹。所以有人指摘朱熹,王阳明说了这段话。

第5章 纯乎天理方是圣

【原典】

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人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化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锻炼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煅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看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锻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时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先生又曰:“吾辈用力,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译文】

蔡宗兖(字希渊,王阳明的得意弟子)问:“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人。然而伯夷、伊尹跟孔子比,才智是不同的,孟子把他们同称为圣人的原因在哪里?”

先生说:“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只是其内心纯然充斥着天理而无半点私欲的混杂。就像精金之所以精的原因,只是因为成色足而没有铜铅等其他金属成分的混杂。人到纯存天理才是圣人,金到足色才是精金。然而圣人的才智也有大小之分,就像金的分量有轻重不同一样,尧舜犹如万镒重的金,文王孔子犹如九千镒,禹汤武王犹如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如四五千镒。他们的才智虽然各不相同,但都纯存天理,这是相同的,都可以称为圣人,就像金的分量不同,而只要在成色十足,都可称为精金。之所以把相当于五千镒的圣人与相当于一万镒的圣人并称,只是缘于他们的成色是一样的。把伯夷、伊尹放在唐尧、孔丘的身旁并称,也是因为他们的内心都是纯然充斥着天理。成为精金的,在于成色足,而不在分量;成为圣人的,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智。所以虽然是普通人,只要肯学习,让此心纯乎天理,就也可以成为圣人。就像重一两的金子,和重万镒的金子相比,分量的确相差悬殊,但就其成色十足而言,则是毫不逊色的。所以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原因就在这里。求学的人学习圣人,不过是要学去除私欲存天理。这就像炼金术,其所追求的也不过是黄金的成色更足而已。原料金的成色越足,那么煅烧的工夫就可以省却许多,也更容易成功。成色越低,那么煅烧起来也就愈加费劲。人的天资,清浊混杂,有中等以上的,有中等以下的。人的天资对于求道来说,有生来就知安于实践的,有学习后知道利行的,其下者,则必须是人学一己学百,人学十己学千,这才能勉强追赶上别人。后世之人不知成为圣贤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门去知识与才能上去求取成为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只需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因此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工夫,白白浪费精力,从书本上钻研,从名物上考察,从形迹上比拟,知识越广反而私欲会越发滋长,才智越多而天理越被蒙蔽。这样的人一如看见别人有万镒精金,自己不是想着增加自有的一两黄金的成色,使自己的金无愧于他人金的精纯,而一门心思想在分量上赶上人家,所以把锡箔铜铅铁,都混杂着投进去,这样的话分量的确是增加了,可成色却没了,到最后将不再有金。”

当时徐爱在旁边说:“先生这个比喻,足以破除前世儒者支离破碎的说法,对后来的学者大有裨益。”

先生又说:“我们用功,只求一天天减少私欲,不求一天天增长知识,减去一分私欲,便是恢复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单易行啊?”

【解读】

王阳明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内心纯乎天理,就好像黄金一样,讲求的是精纯,有杂质在里面。圣不圣,看的是纯度,不是重量。就算是凡人,只要你肯学,也可以成为圣人。哪怕你只有一两,在一万镒面前也没什么可惭愧的。但是王阳明并不要求顿悟,讲究的是渐进,日有所为,日有所增。

第6章 朱子之悔

【原典】

士德问曰:“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聪明绝世,于此反有未审,何也?”

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著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悟’,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译文】

杨骥(字士德,王守仁的学生)问:“‘格物说’让先生这么一教,真是简单明白,人人都能理解。朱熹先生聪明绝世,对这一点却没有审慎,为什么呢?”

先生说:“朱子早年便志存高远,早年他下定决心要继往开来,因而,他一直在考索著述上苦下工夫。如果他是先从剖析自己修身养性上着手,自然无暇顾及于此。等到他德行盛大之后,果然担心道之不明,就像孔子一样退下来专心修订《六经》,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也免去了许多本该被删除的大段文章的考据工夫。朱子早年便看许多书,晚年才后悔把治学的次序做倒了。”

杨骥说:“朱熹的晚年之悔就体现在他说的这些话吗?如他所说的‘以前定本的省悟’,又说‘虽读了很多书,对我的事有什么帮助呢?’,又说‘这与守着书籍,泥言语,全无关系’,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这时候后悔从前的用功方向用错了,自此开始从剖析自己修身养性上着手。”

先生答:“是这样的。这正是朱熹先生的可贵之处。他意志力强悍,一悔悟便自行修正,只可惜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之前的许多错处都来不及改正了!”

【解读】

朱子是先治经后明道的,他做学问是用传统的方法,他收集了前辈关于“四书”等经典的注解,加以比较研究,再融会贯通。如果我们研究儒学不依靠朱子的《四书集注》是很难搞明白的。但是朱子毕竟是晚年彻悟的,故《四书集注》中难免有模糊之处,但对于彻悟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的。不能彻悟怎么办呢?要参照王阳明、藕益、憨山、印光这些人的说法。

后面杨骥引用的三处都出自王阳明编的《朱子晚年定论》一书,王阳明当年研究朱子学说,知道朱熹的弊端,也知道朱熹晚年悟处,为了更好地帮助后来的学者,王阳明在京城的时候,就四处收集朱熹晚年的信件并加以整理,编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

第7章 侃去花间草

【原典】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

侃未达。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曰:“然则无善无恶乎?”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

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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