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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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样的人出现后，他就成为了群体中最极端的那个，而群体偏偏又最欢迎这样的人。于是，群体越是欢迎，他就越是极端；而他越极端，群众就越是欢迎他。当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戴时，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领袖的地位。
与其说在群体中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还不如说是热爱偏激的群体造就了它们的领袖。
无论采用怎样的说法，这位领袖都会采取最偏执、最专横的态度对付那些反对者。而在他懂得利用群体的破坏力之后，这种态度就会付诸实践，做出为人不齿的暴行来。
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党魁罗伯斯庇尔，他本人在学习了一些哲学知识后，开始对卢梭的哲学观念如醉如痴。当雅各宾党人掌握了权力之后，他为了把卢梭的观念传得更广，用到的手段就连宗教法庭的刽子手看见都要自愧不如。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头脑敏锐、深谋远虑的天赋，他们也不可能如此，因为这种品质一般会让人犹疑不决。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最适合成为领袖呢？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那些容易兴奋的、半癫狂者、神经有毛病的以及一切处于疯子边缘的人中，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
他们强烈的信仰使他们的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芸芸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聚集成群的人会完全丧失自己的意志，本能地转向一个具备他们所没有的品质的人。
不管领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有多么荒诞，但只要他们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就使得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
他们往往心如铁石，他们对于别人的轻蔑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而且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甚至牺牲自己的一切。
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孜孜以求的唯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
（3）领袖召唤信仰狂潮
每一个民族都不缺乏领袖，但是他们却并不全然是狂热的疯子。
在各群体的领袖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狂信者，他们也没有被那种强烈信念所激励。
这些领袖往往精通巧言令色之道，他们一味追求私利，善于用取悦于无耻的本能来说服众人。鉴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他们归到野心家的队伍中去。
野心家可以利用他们的手腕在群体中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这却只能奏效于一时。因为他们只是受野心和私欲的驱使，而这是无法令他们做到丧失理性的。
凡是能够打动群众灵魂的人，无不有着狂热的信仰。
在1095年，十字军在众多领袖的领导下向圣地进军。在所有的宗教领导者之中，最显赫的是一个叫“隐士彼得”的人。他又老又矮、肤色黝黑，不吃面包也不吃肉，只吃鱼，并且赤脚行走，衣衫褴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外表卑微的人，却能用几句话就激励别人。几年之前，他曾经试图到耶路撒冷朝圣，但受到了土耳其人的虐待。在他回到欧洲之后，就成了收复圣地的死硬分子，心急如焚地想要报仇。
引领德国农民焚烧教会法典的路德，在一次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猛烈的暴风雨。当时雷声轰鸣，闪电撕破长空，而他则神奇地被雷电击倒了。这让他感到惊恐万分，苦苦哀求神灵饶命，并起誓愿意进入修道院来报答神的恩泽。从此，这个人把一生都献给了同教会的斗争。
在1496年的意大利，信仰“上帝之城”的萨伏那罗拉多次煽动信徒闹事。当教皇试图用一顶红衣主教的红帽子来扶绥萨伏那罗拉时，这个人傲慢地回答说，他只希望是一顶“用血染红的”帽子。
于是在第二年，这位宗教狂煽动佛罗伦萨的民众进行了暴乱，将美第奇家族颠覆，随后在德拉西尼奥列广场上，以一把大火烧毁了他所厌恶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包括了但丁的著作，奥维德、薄伽丘、彼特拉克的诗歌，所有古希腊哲学家的书籍，西塞罗的历史作品以及大量珍贵的绘画作品、雕塑，即使是乐器也没能幸免。在火焰腾腾之时，他带领群众高唱拉丁文圣歌，以表示对上帝的虔诚。
上面说到的这些人，都是在自己先被各种信条搞得想入非非之后，才能够让别人也想入非非。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在自己信众的灵魂里唤起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信仰。
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福音书上说，它有移山填海的力量。这话一点也不假。使一个人具有信仰，就是让他强大了十倍。
有了信仰，能让一个人变得完全受自己的梦想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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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信仰，能让一个仁慈的人变得冷酷无情。
有了信仰，能让最吝啬的守财奴抛弃一切。
有了信仰，就能让平时里最温顺的民众，在一瞬间干出杀人放火的残暴勾当来。
无论信仰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或是社会的。
也无论这信仰的对象是一本书，还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种观念。只要想让信仰建立并形成蛊惑人心的狂潮，就离不开人群中那位伟大领袖的作用。
正是在这一点上，领袖才体现出巨大的影响力。
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是由一些默默无名的信徒造成的，他们除了自己赞成的信仰之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而他们往往都是群体中最受尊敬的那个人，也是最狂热那一个。
无论是传遍全球的伟大宗教，还是从这个半球扩张到另一半球的帝国，它们之所以能够建立，靠的并不是学者或哲学家的帮助，更不是怀疑论者的帮助。
没有人知道在1618年5月22日晚上，究竟是谁鼓动了群众。我们只知道的是，在第二天的布拉格，骚乱的群众冲进了王宫，把几个皇家官吏从王宫的窗口扔了出去。而正是这次“掷出窗外事件”，引发了那场长达三十年的战争，让德国人民陷入了长久的灾难之中。
这样的事情直到今天还在发生，或许，就在今天的某个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某个人正在向自己同志的耳朵里灌输只言片语，慢慢地使其入迷。
对于那些话的含义，他们自己可能也很少理解，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只要将其付诸实行，一定会导致一切希望和梦想的实现。然而无论它能否实现，带给我们的都可能是一场不小的灾祸。
（4）领袖的权威
毫无疑问，领袖是群众的引路人。
在每个社会领域里，无论是最高贵者还是最低贱者，只要他一脱离孤独状态，便立刻要处于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
不客气地说，大多数人，尤其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
正因为如此，群众才需要一个人来带领他们。
尽管历史经验表明，定期出版物可以取代领袖的作用，但是效果绝没有某个领袖亲力亲为来得直接。它最大的用处就是制造有利于群众领袖的舆论，向他们提供现成的套话，使他们不必再为编造演说词操心。
像这样一个引路人，往往握有非常专制的权威。
我们在近年来的罢工运动中可以发现，领袖的权威无须任何后盾，就能轻易使工人阶级中最狂暴的人听命于自己。
领袖们规定工时和工资比例，他们发出罢工命令，罢工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全凭他们一声令下。
由于我们政府的软弱与妥协，使得自己越来越没有力量。因此，这些领袖和鼓动家正日益倾向于攫取政府的位置，用自己的权威和信条，逐步地取代国家的威信与法规。
这些暴政带来的结果是，群众在服从他们时，要比服从政府温顺得多。如果因为某种变故，领袖从舞台上消失，群众就会回到当初群龙无首、不堪一击的状态。
在一次巴黎公共马车雇员的罢工中，政府尝试了种种办法，也没办法让骚乱的群众平息下来；而当两个指挥罢工的领袖一被抓起来，这场罢工便立刻结束了。
领袖之所以会拥有如此的权威，是因为群体的奴性心态。
可以说，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
他们是如此倾向于服从。因此，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
（5）两类不同的领袖（上）
和生物的多样性相比，领袖的类型显得很是十分单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天下的领袖都是一样的。
大体上，这些首领和煽动家可以分成明显不同的两类，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意志力的持久度。
第一类领袖往往充满活力，但是只拥有一时的坚强意志。这一类领袖通常一身蛮勇，在领导突然决定的暴动，带领群众冒死犯难，让新兵一夜之间变成英雄这些事情中，他们特别派得上用场。
比如说，拿破仑手下的内伊元帅就属于这种人，甚至于连拿破仑也不得不对他感到钦佩。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里，他奉命指挥左翼对抗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军。当时他的手下只有五万名毫无经验的新兵，而这位元帅面对他们念念有词，祈求士兵们奋勇作战，夺得最后的胜利。
他热泪长流，感人至深。这一切都被聚集在身边的新兵看在眼里，他们的士气一下子就高涨起来，每个士兵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虽然他们对战争一无所知，但浑身却充满了力量，急着上阵抗击敌军。
于是，迎着英国方阵密集的排枪，法军一排排地冲锋，全然不顾伤亡，踏着死者的尸体不断前进，而当他们面前出现了一道壕沟时，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毫不犹豫地跳入沟中，用自己和战马的尸体将沟填平，为后面的战友打通道路。
在意大利的统一战争中，加里波第也属于这种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