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宁娜-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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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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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尼娜》是由两条主要的平行线索和一条联结性次要线索结构而成的，整体上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下来”的那个时代在政治、经济、道德、心理等方面的矛盾。小说通过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线索展示了封建主义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沦丧；通过列文——吉提线索描绘出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村后，地主经济面临危机的情景，揭示出作者执着地探求出路的痛苦心情。而道丽——奥勃朗斯基这一次要线索巧妙地联结两条主线，在家庭思想上三条线索相互对应、参照，勾勒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模式和生活方式。作者以这种建筑学而自豪，圆拱将两座大厦联结得天衣无缝，“使人觉察不出什么地方是拱顶”。

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美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以内心体验的深刻与感情的强烈真挚，以蓬勃的生命力和悲剧性命运而扣人心弦。

安娜第一次出现时的音容笑貌令人难以忘怀：她姿态端丽、温雅，一双浓密的睫毛掩映下的眼睛中“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在眼神和微笑中显现出来。在这幅出色的肖像中展现了安娜的精神美，也提示我们去探究她的生活之谜。安娜父母早逝，在姑母包办下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大官僚卡列宁。婚后在宗法思想支配下她曾安于天命，只是把全部感情寄托在儿子身上。渥伦斯基唤醒了她晚熟的爱情。她渴望自由而大胆地爱，不愿像别特西公爵夫人那样在家宴上公开接待情人；也不愿接受丈夫的建议仍然保持表面的夫妻关系，偷偷与情人往来；终于冲出家庭与渥伦斯基结合，公然与整个上流社会对抗。从此安娜失去了一个贵族妇女在社交界的一切地位和权利，除了渥伦斯基的爱，她一无所有，因此，她热烈而执着地献身于这种爱。确实，在国外，在渥伦斯基的庄园里，安娜曾体验过短暂的“不可原谅的幸福”。她丢弃母亲的天职，但内心无法平息因失去爱子而产生的悲伤；她想昂起骄傲的头，宣称她是幸福的女人，但却摆脱不掉有罪的妻子的意识。她的灵魂一直受到折磨。而孤注一掷的、囿于自我的对渥伦斯基的爱又不可能得到相应的感情反响，安娜绝望了，她在临终前满含怨愤地喊出：“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安娜的形象在作家创作过程中有过极大变化：从一个低级趣味的失足女人改写成真诚、严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女性。托尔斯泰通过安娜的爱情、家庭悲剧寄寓了他对当时动荡的俄国社会中人的命运和伦理道德准则的思考。作家歌颂人的生命力，赞扬人性的合理要求；同时，他又坚决否定一切政治、社会活动（包括妇女解放运动）对改善人们命运的作用，强调母亲——妇女天职的重要性。作家世界观的矛盾构成安娜形象的复杂性。一百多年来各国作家按自己的理解把安娜搬上舞台、银幕、荧光屏。安娜形象一直激动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这正说明安娜形象的艺术生命力是不朽的。

列文则是托尔斯泰式主人公中自传性特别强的一个人物，他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他身上艺术地再现了作家世界观激变前夕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感受，从结构安排来看，列文的幸福家庭与安娜的不幸家庭互为对照，但从思想探索来看，列文婚后却产生了精神危机，他为贵族阶级自甘败落而忧心忡忡。他研究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制定“不流血的革命”方案，探讨人生的目的，但却毫无出路。罗曼·罗兰指出，列文不仅体现了托尔斯泰看待事物的既保守又民主的观点，而且“列文和吉提的恋爱，他俩婚后的头几年生活，就是作家自己家庭生活回忆的搬演。同样，列文哥哥之死也是托尔斯泰的哥哥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追忆”。而作品的尾声“则是作者本人趋向精神革命的过渡”。

（执笔倪蕊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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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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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宁娜》是俄国文学中希世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璀璨夺目的明珠。

小说中有两条平行的线索，当时有人说它没有“建筑术”，有人说它是“两部小说”。作者委婉地拒绝了这些批评。他说，该书结构之妙正在于圆拱衔接得天衣无缝——两条线索有“内在的联系”。对此众说纷纭。依我看，指的是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即当时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带来的、作者所认为的灾难性的后果：一方面是贵族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在家庭、婚姻等道德伦理观念方面发生激烈变化，卷首“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一语有象征意义；另一方面是农业受资本主义破坏，国家面临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也就是列文说的：“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以安娜为中心的线索（包括奥布隆斯基、卡列宁、弗龙斯基以至谢尔巴茨基等家族）和列文的线索，分别表现了这两方面的问题。

限于篇幅，下面只简单地谈谈男女两位主人公以及有关创作艺术的点滴看法。

小说以安娜·卡列宁娜命名，她的形象在小说中确实居于中心的位置。安娜不仅天生丽质，光艳夺人，而且纯真、诚实、端庄、聪慧，还有一个“复杂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可是她遇人不淑，年轻时由姑母作主，嫁给一个头脑僵化、思想保守、虚伪成性并且没有活人感情的官僚卡列宁。在婚后八年间，她曾努力去爱丈夫和儿子。而现在由于“世风日变”，婚姻自由的思想激起了这个古井之水的波澜。与弗龙斯基的邂逅，重新唤醒了她对生活的追求。她要“生活”，也就是要爱情。她终于跨越了礼教的樊篱。作为已婚的端庄的妇女，要跨出这一步，需要有很大的决心和勇气，虽则在当时上流社会私通已司空见惯了。但她的勇气主要在于，不愿与淫荡无耻的贵族妇女同流合污，不愿像她们那样长期欺骗丈夫，毅然把暧昧的关系公开。这不啻向上流社会挑战，从而不见容于上流社会，同时也受到卡列宁的残酷报复：既不答应她离婚，又不让她亲近爱子。她徒然挣扎，曾为爱情而牺牲母爱，可这爱情又成了镜花水月。她终于越来越深地陷入悲剧的命运。

不过，虽说造成她的悲剧的是包括卡列宁、弗龙斯基在内的上流社会，安娜作为悲剧人物，本身也不是没有“过错”；再说她的性格后来还发生了令人惋惜的变化。这位留里克王室的后裔，受时代的洗礼而敢于为“生活”而同社会抗争，但她自己却未能完全挣脱旧思想意识的桎梏，她不仅一再对卡列宁怀有负罪感，而且也不能割断同上流社会的血缘关系，因此以见逐于它而感到无地自容。实际上她也没有真正学会爱。同弗龙斯基的一见钟情，似乎因他慷慨好施，主要却是倾心于他的仪表、风度，出于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的自发要求，并不基于共同的思想感情。这种爱情是盲目的，实际上几乎全是情欲，而情欲是难以持久的。弗龙斯基初时为了虚荣心而猎逐她，一度因安娜的真挚的爱而变得严肃专一，但不久就因功名之心的蠕动而厌弃她。而安娜把爱情当作整个生活，沉溺其中，要弗龙斯基与她朝夕厮守一起，甚至甘为他的“无条件的奴隶”。于是她的精神品质渐渐失去了光彩。为了重新唤起弗龙斯基的爱，竟不惜以姿色的魅力编织“爱情的网”，并且逐渐习惯于“虚伪和欺骗的精神”。最后，她的爱越来越自私，以致在“不满足”时变成了恨。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责备安娜，须知她生活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如果说她同社会的外在矛盾，是由于新事物受旧事物压制，那么，她自身的矛盾，则是新萌发的意识未能战胜根深蒂固的旧意识。何况当时能代替旧的道德观念的新观念尚未形成。因此可以说，她身上集中了时代的各种矛盾。她的自杀，从主观上说是寻求解脱，也是对弗龙斯基的报复及对上流社会的抗议；客观上则是由于集中了各种时代的矛盾而无法克服，从而无可避免地成为这个转折时期祭坛的牺牲。这种必然性表明了安娜悲剧的深度。

列文也是深刻矛盾的人物。他鄙视彼得堡的宫廷贵族，却以出身世袭贵族而自豪；他不满于上流社会的荒淫和虚伪，却认为奢侈是贵族的本分；他反对以农奴制的“棍子”压制农民，却又向往于贵族的古风旧习；他厌恶资本主义并否定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但他自己的农业经营显然是资本主义方式；他断言资产阶级所得的是“不义之财”，而自己却和劳动者进行“残酷的”斗争。这些正是这位“有心灵”、有道德感情的贵族在历史转折时期而背对历史发展所必然产生的思想矛盾。

与安娜不同，列文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和家庭的幸福。然而，良心的痛苦在折磨着他，在自己富裕同人民贫困对比下，他深深抱有负罪感。只是他不同于一般的忏悔贵族，他积极探索同人民接近的道路，并探索通过“不流血的革命”以达到与农民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他转而怀疑自己生存的意义，从社会经济的探索转向思想和道德的探索，要在各种哲学和宗教中寻求答案，却毫无所获。失望之余，他甚至要以自杀来解脱，最后从宗法制农民那里得到启示：要“为灵魂而活着”。他的不安的心灵似乎得到了归宿，但这归宿纯然是空想，无助于实际矛盾的解决，只不过是心灵悲剧的麻醉剂罢了。清醒的现实主义使作者在这里把小说煞住。如果情节再朝前进展，人物会从麻醉中苏醒过来，心灵的悲剧必定照旧在他面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