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苍山恩仇记-第4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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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信中，除了说几句“小说写得真好”之类的恭维话之外，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大都不相信我所写的“神偷”真有其人。有的说：小说嘛，是“创作”也就是杜撰出来的故事，难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即便有几分真的，也被作家的生花妙笔随意演绎，变成假的了。有个江苏盐城滨海县的小姑娘叫艳青的写信来说：因为您是个老作家，我对您绝对信任，所以我才相信您所写的是真事儿，要不然，我是不会相信的。──说到底，其实她还是不相信。
对于这些读者，我都回了信，而且无一例外地都再三说明我写的神偷谢三儿，至少在当时我是这样听说、这样看到的。至于他是不是真有这样高明的本事，真的能够在四个小时内来回走一百八十里路并作下了案子，真的曾经从卢尚书的坟墓中取出过金银元宝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一方面是人云亦云，一方面是听谢三儿自己所讲，由于我所处的那个历史环境，至少我自己是深信不疑的。
什么叫“我所处的那个历史环境”呢？这就有必要解释一下了。
我的故乡浙江省缙云县，是个相当特殊的地方。一方面，由于缙云地处浙南山区，早年交通闭塞，乡村百姓之间，虽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七八十岁的老人，一辈子没走出二十里地之外的，并不是少数。因此这里几乎是一块封建时代的“活化石”，到了三十年代，乡民的风俗习惯，基本上还保留着清朝末年的模式。另一方面，缙云又是个文化相对发达、民智相当开通的县份，读书人多，做官的多，外出闯天下的多。不说唐代名文《虬髯客传》的作者杜光庭是缙云县人，历代当过尚书、侍郎等“部长级”大官儿的，也为数不少，单是清代末年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老前辈，人数就相当多：与秋瑾同时从事革命活动、丽水光复以后当过军政府督军的吕逢樵，就是我们缙云县壶镇人；此外还出个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一个外交部次长，还有许许多多“国民革命军”的军、师、旅、团长，至于团以下的营、连、排长，那就多如牛毛，海了去了。1949年蒋介石逃到台湾，去台湾的缙云人就相当多，后来台湾的空军副司令、《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都是我们缙云人。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我随父亲回到浙南这个弹丸似的小县。这里是老少三辈儿，三个时代的人和平共处，各领风骚：老的居然还有留着辫子、裹着小脚的，中年人辫子虽然不梳了，却把前脑门儿剃得雪亮，留着齐脖子的长发，年轻的一代则不是分头就是“簸箕头”，而“到大地方走过”的人，则又是西装革履，洋派得很。当时县城里只有一所初级中学，两所中心小学，乡村里大都还是私塾。时局紧张的时候，我们全家逃进深山里，连我这个从上海来的穿西装的“小少爷”，都进过私塾跟白胡子村学究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琼林》。
我这个人从小就放荡不羁，喜欢游荡嬉戏，更喜欢赶热闹，不是个“读书种子”。特别是父亲和哥哥去了抗日前线，不识字的母亲管不住我，于是在一帮调皮同学的带领之下，经常逃学去参加“校外活动”──诸如到杀人刑场去看枪毙看杀头、随着求雨大军去看求雨、到婚丧喜庆人家去看盛大的场面，甚至与同学们一起赌博：掷骰子、打麻将、推牌九，什么都干。
四十年代初，这里有一个时期是国民党、共产党和日寇三方面“拉锯”的“锯口”，有些地方则成了政权、军权都鞭长莫及的“三不管”的“真空地带”，于是处理罪犯的生杀大权落到了“族长”或“自卫队”的手中。动用“族法”或民间私刑处理起罪犯来，比“官法”要厉害得多，不但还有杀头枭首、腰斩示众这些残酷的死刑方式，有几次族中处死谋杀亲夫的“淫妇”，居然还动用了“沉潭”（绑上大石头扔进水池里）、“骑木驴”（剥光了衣服骑在一段木头上被抬着游街）和“点天灯”（把人裹上棉花浇上桐油脚朝上绑在柱子上点火烧死）的惨刑。
我逃学的最高记录，是一个学期旷课214 课时，为此遭到过老师的训斥和母亲的痛打。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恐怕就不会有我那部一百五十万字的巨著《括苍山恩仇记》。因为我那部书里所写的缙云县的奇风异俗，几乎都是我用逃学的代价换来的呀。
我至今不后悔我小时候的逃学。我逃离的是正规的学校，投入的是另一个不正规的学校。在这个不正规的学校里，我学到了正规的学校里不能也无法教给我的学问。我也不埋怨我后来的二十三年劳改生涯；正像曹雪芹没有在大观园中的生活就没有他的《红楼梦》、韩邦庆没有在妓院中鬼混的经历就没有他的《海上花列传》一样，我如果没有那二十三年劳改和底层社会的生活，同样不会有我的《括苍山恩仇记》。
《括苍山恩仇记》一书中，除了谢三儿的故事是有真实的素材作为“底子”之外，还有许多故事，也都是有真实的事件作素材的。除去本忠拾金不昧、失主许亲、代新郎洞房团圆的故事几乎完全照抄宋代缙云县第一个状元詹骙的事迹是我听人传说的之外，例如第三卷第五十八回“城隍强占民妇为妻”一段，就是抗战期间发生在缙云县的一段实事，是我亲眼所见，只不过我把故事往前推了几十年，把它从民国年间安排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去罢了。
缙云地方虽然小，稀奇古怪的故事却不少。不管你是不是看过《括苍山恩仇记》，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城隍老爷娶民妇的故事。
二、闲 话 城 隍
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脑子里大概都还有“城隍”这个概念；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出生的人，很可能就没有什么印象，甚至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因此，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城隍，再说说缙云的城隍是何许人。
城隍不是官名，而是神职，却不知道起于何教，设自何朝。他为三教九流的人所共奉，都说他是阴间的地方官，不但管辖全县的死鬼，也管辖全县活人的生生死死和善恶报应，颇像是阎罗天子派驻各府州县的“代办”。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城隍是什么人，是谁所封，颇难考证了。《二十五史》中，汉代以前，似乎还没有关于城隍的记载；最早出现“城隍”二字的，是《北齐书》。后来唐人张说、张九龄也都有《祭城隍文》传世。唐代第一任缙云县令李阳冰是李白的从叔，也是与李斯齐名的我国古代两大著名篆书书法家。他用小篆写成的《求雨有应》碑，宋代以前一直立在缙云县城隍庙里。宣和年间方腊起兵，这块著名的石碑被造反派砸碎了，但是拓片流传在民间的甚多，明代根据拓片重刻的石碑依旧立在缙云县城隍庙中，直到解放以后城隍庙被拆，石碑第二次被革命派所毁。现在县文化馆中陈列展览的那块崭新的石碑，则是第三次重刻的了。根据碑文所记，可知唐代缙云县的城隍庙原本也设在城里，只因地方狭小，屋宇不大，有一次大旱之年，李阳冰向城隍求雨，跟城隍约定：十日之内如果有雨，就把庙宇迁到西山，广建殿堂，重塑金身；如果十日之内不下雨，对不起，连城内这小小的城隍庙也将拆他娘的。李阳冰是个文人，这次求雨，却颇带几分“匪气”。不知道是城隍被感动了呢，还是当城隍的也怕当地政府，特别是怕李阳冰的这一股子“匪气”。总之是在十日之内，果然下了倾盆大雨。于是李阳冰为了感激这个阴间的同僚，终于把城隍庙迁到了西山半山腰上，而且有了巍峨的屋宇、广阔的殿堂。从此，西山就被当地人叫做“城隍山”。
由此可证，至少在南北朝、隋唐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城隍这个阴间的地方官了。但是城隍究竟是佛教的神还是道教的神，他的主管上级究竟是哪一路教主，却谁也说不清楚。就拿缙云县的城隍庙来说，庙里同时塑有观世音和地藏王菩萨，似乎与佛教有关，但是主持庙中日常事务的庙祝，却又是道家打扮，何况庙中还有非道非佛的关公塑像，更说不清城隍究竟跟哪一位是“同志”。至于李阳冰时代的缙云县城隍是什么人，他姓什么叫什么，根本就没有书面的记载流传下来，当然也就更加无法考证了。
不过从明代初叶一直到解放前后，缙云县的城隍老爷却是有名有姓的。自从朱元璋坐了天下以后，也不知道早先的城隍暗地里都给过他什么好处，也不知道他得到了哪一位教主的授权，竟然越俎代庖地给各府州县的城隍一律加上了相当显赫的封号：府城隍封公，州城隍封侯，县城隍封伯，还把一些已死的有功之臣分封到各府州县去当城隍神。洪武二十年，朱元漳又下诏为各府州县的城隍老爷建立公廨，塑像立庙，其辉煌巍峨，比起府州县衙门来，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这样看来，城隍这个冥府官员，却也是听令于人君，受制于朝廷的。
浙江省缙云县的城隍，姓胡名深字仲渊，处州府龙泉县人。他和同乡人章溢都是当时名儒王毅的学生。元朝末年天下大乱，他在乡里组织一支地方武装，原来只图自保，后来与叶琛、章溢先后投到镇守滁州府的石抹宜孙帐下任参军，与章溢等募兵平定“山寇”。石抹宜孙出任浙江行省参政，任命胡深为元帅。至正十八年腊月，朱元璋攻金华，胡深奉命领兵驰援，未到金华而金华已陷。转年耿再成、胡大海攻处州，石抹宜孙战败，与叶琛、章溢等人逃到福建建宁，胡深则献出龙泉、庆元、松阳、遂昌四县降了朱元璋，初授左司员外郎，后耿再成被叛军所杀，朱元璋任命胡深为浙东行省左右司郎中，“总制处州府军民事”。朱元璋称“吴王”，以胡深为王府参军，曾率兵与张士诚、方国珍等部作战。屡建功勋，名声仅在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之下。《明史·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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