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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6章

汉末风云之大夏帝国-第4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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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皇帝本是儒生,素习经典,他先有王莽托古改制的前车之鉴,后又借助符命而称帝,故而他对儒学的理解既不同于孝武、孝宣皇帝朝的“装点门面”,也不同于王莽的泥古,他把礼教和国政有效地结合了起来。同时,光武皇帝的中兴大臣中很多人研习**,他们把儒家德政、礼乐、教化等学说和治国之道结合起来,以儒家学术思想作为国政的指导基础。三雍在儒家学说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国政中同样占据了重要地位。

光武皇帝重视三雍,说明他愿意采用儒家礼乐教化来治理国家,这与孝武、孝宣皇帝朝重视武功霸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光武皇帝认为三雍不仅仅代表了本朝建筑合乎礼制的特点,也代表朝廷要强调“德治王政”,要重视礼乐教化,反对侧重于武功霸业,所以他所采取的明堂制度也完全和过去不同,他采用的是九室明堂制。

今天,朝中的大臣们要求仿照洛阳明堂重建三雍,要求继续实施九室明堂制,其用意是什么,不言而喻。

“三雍不是一座建筑,它是礼制,礼制是儒学的基础,儒学是国政的灵魂,它对朝政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赵松郑重说道,“大人,如果朝廷采纳了九室明堂制,很显然,朝廷的中兴策畴会渐渐向‘修文偃武’的方向发展,将来,也许就是几十年后,现在的中兴策略极有可能被彻底推翻,大汉可能会重蹈覆辙,再次走向败亡。”

曾炩霍然醒悟,说了半天,还是中兴策略之争。

“看样子,这个朝廷要换换了。”曾炩冷笑道,“有些人太老了,想法和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该回家享享清福了。”

“明天,请荀大人、郗大人来一趟,我们好好谈谈,想个对策。”

第五卷 第一九三章 政争

明堂之争爆发后,三雍宫的建设随即搁置,但为了不影响重建长安城的进度,天子下旨,拜司隶刺史太史慈为为营都大监,董昭为营都副监,于秋收后开始征调民夫建设未央宫和修缮长安城墙。

三雍重建关系到礼制问题,礼制问题又和汉祚的命运息息相关,持“今礼”和“古礼”两种观念的大臣们各不相让,朝堂上的争论日复一日。

从争论双方的官吏来看,坚持“今礼”,坚持九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不是原北疆系,主要就是门阀世家,如蔡邕、刘虞、荀攸、伏完、王柔等公卿大臣。他们态度明确,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这些人里面,蔡邕是一个例外,对于蔡邕为何要坚持“今礼”,曾炩很是不解。不过,在听了赵松的解释后,曾炩倒是有一些理解了。

坚持“古礼”,坚持五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为北疆系,陈群、张昭、张纮、赵商、枣祗等人也是据理力争,至死不让。

两系大臣再次针锋相对,朝政受到了严重干扰。

曾炩在此事上的态度非常慎重。三雍毕竟不是一座建筑,它代表着礼制,是大汉社稷的象征。采用何种明堂制度关系着社稷的长治久安,不能随随便便做出决定,朝堂上的争论是必需的,必要的。

三雍的建设,从孝武皇帝开始,到孝平皇帝元始四年建成,其中历时一百多年,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争论。很多大臣、儒士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光武皇帝中兴后,三雍建设也数次反复,直到中元元年(公元五十六年)才正式建成,可见确定礼制的难度之大。

如果采用“古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周礼》为基础。

《周礼》原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旦所作,本朝古文经学大师刘歆始称其为《周礼》。《周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象征天地四方六合,体现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汉时冬官篇已亡,汉儒取《考工记》补之。

如果采用“今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九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礼经》为基础。

传说《礼经》为周公制作或孔子订定。近人认为这是春秋战国时一部分礼制的汇编,成书应在战国初期至中叶,即是汉时“五经”中的《礼经》。《礼经》分《士冠礼》、《士昏礼》等十七篇,详尽叙述了上古贵族生活各种主要礼节仪式。

《周礼》为古文经学家所推崇,《礼经》为今文经学家所重视。“古礼”和“今礼”之争,五室明堂制和九室明堂制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延续。

今日朝廷的官学是“新经”,是马融、郑玄等一批经学大家历经数十年,数代人的研究后,融合了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在“新经”中,郑玄大师第一次提出了“三礼”之名,认为“三礼”应该并重,要互相取长补短。

所谓“三礼”,就是《周礼》、《礼经》和本朝经学大师戴圣所编的《小戴礼记》。《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各种礼仪著作选集,大都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有《曲礼》、《檀弓》、《王制》、《礼运》、《中庸》、《大学》等四十九篇。《礼记》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亦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但也有个别篇章为秦汉儒生所撰。

“新经!”虽然提倡“三礼”并重,但在明堂制度上,郑玄大师曾在《驳许慎五经异义》中有过精彩驳论,他认为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明堂制度要远远早于九室明堂制度。也就是说,郑玄大师有明显的五室明堂制度的倾向。

本来,这些年曾炩在北疆大力推行现代科学,十余年下来,倒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古文经学毕竟是在大汉朝有了数百年的底蕴,其影响力不是曾炩所倡导的现代科学所能比拟的。对此,曾炩虽然感到很无奈,但是也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一个让曾炩头痛无比的事情,这种学术上的争论,甚至将原来的北疆系都分成了两派。最初的北疆系,也就是最先来到北疆的那一批人,包括郑玄的一帮弟子和曾炩在讨伐董卓之前就来到北疆的那些人,是坚决的古文经学的信奉者。而来北疆比较晚的,像是荀攸等人,则是倾向于今文经学。

其实,“新经”对古文经学本身就有明显的倾向,这是因为今文经学自光武皇帝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和谶纬之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光武皇帝以符瑞图谶起兵,称帝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遂成为本朝重要的学术思想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权威。流传在世的《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等“七纬”也成为儒士必修的典籍。谶纬的流行,导致朝廷在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要依谶纬来决定,而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要向谶纬看齐,这大大推动了本朝经学的神学化。与此同时,谶纬也导致了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思想在本朝的严重泛滥。

谶纬说白了,就是人为制作,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它可以被一些居心叵测者利用,拿来散布改朝换代的预言,这在最近十几年表现的尤为明显。“代汉者当为涂高”等谶纬一度传遍了州郡各地。所以张温、马日磾等大臣到了北疆后,曾一度奏请朝廷禁绝谶纬,收缴谶纬书籍,但因为今文经学势力庞大,根基牢固,成效甚微。

今日朝廷如果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以《周礼》做为朝廷典章制度的基础,在“新经”中更倾向于采纳古文经学的治国理念,那么,今文经学将遭受持续的长久的打击,而谶纬之学自然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这等于公开砸碎了研习今文经学的门阀、世家和士人们的“饭碗”,断绝了他们的仕途,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当然要誓死捍卫。

谶纬之学流传了两百多年,对古文经学家的侵蚀也非常厉害。这从古文经学的鼻祖刘向、刘歆父子的著述中就能看出来。而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国,更是公开宣扬符瑞谶纬,所以很大一部分古文经学家也研习谶纬。马融、郑玄、蔡邕、卢植等古文经学大家都是谶纬学的高手。但是,在对待谶纬学的态度上,以马融、郑玄为代表的和以蔡邕、卢植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们却完全不一样。马融、郑玄精通谶纬,认为谶纬有害于经学和社稷,应该予以禁止。而蔡邕和卢植却予以认同。

在明堂制度土,蔡邕还著有《明堂论》,他在书中说得非常详细,认为明堂是德治王政的象征。明堂祭祀和布政作用相统一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学说上,对九室明堂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这就是蔡邕和朝中诸多大臣旗帜鲜明地反对五室明堂制的重要原因。

三雍要建,明堂制度要确定,不能久拖不决,天子下旨,让郑玄、胡昭、王剪等各地鸿儒名士,请他们于年底前赶到长安,就明堂制度一事展开辩议,以便朝廷决定采取何种制度重建三雍。

现在天子犹豫不决,无从取舍。蔡邕等公卿大臣坚持九室明堂制。陈群、崔琰、郗虑等大臣坚持五室明堂制。还有一部分大臣立场不坚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处在摇摆之中,其中杨彪最为典型。

以杨彪的资历和声望,他支持那一边显然会对朝廷的决策产生重要作用。关西杨家是今文经学世家,到了杨彪这一代,因为古文经学渐渐复兴,杨彪也开始研习古文经学,他算是一位兼学今、古文经学的大家。

杨彪如果支持五室明堂制,他就要和自己的家族作对。同宗杨奇、杨懿和很多杨阀的门生故吏肯定要和他反目成仇。冀州崔家已经因为此事内讧了。崔烈的儿子崔均、崔琰的弟弟崔林都是研习今文经学,而崔琰却师从郑玄,学的是“新经”,家族内部发生激烈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兄弟反目,翻脸了。杨彪老于世故,他不愿意让此事影响到杨阀的团结,于是故伎重施,又是腿疾犯了,又是小中风了,总之不上朝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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