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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5章

汉末风云之大夏帝国-第4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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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是大汉的都城,重建长安,除了要恢复皇宫外,最重要的就是重建三雍宫。

三雍就是明堂辟雍和灵台,在建筑上它叫三雍宫,但其实只有两座建筑。明堂辟雍是一座建筑,但它包含两种建筑名称的含义,而灵台是另外一座建筑。

明堂是皇帝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是大汉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辟雍就是明堂外面环统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像辟(辟即璧,皇帝专用的玉制礼器),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的意思。至于灵台,则是观测天象的地方。

三雍代表着礼制,是大汉的象征性建筑,意义极其重大。

今年,刘虞、孔融、董昭、崔琰、京兆尹王濡五位大臣奉旨筹划重建长安一事,当时他们在奏章中虽然详细说明了重建方案,但因为时间问题,并没有呈递具体的图议。

豫州大战结束后,朝廷各方对五位大臣的重建方案产生了严重分歧,直到九月下旬曾炩回朝后,这份奏议才最终得到认定并形成决策。

十月中,在天子的催促下,董昭向朝廷呈递了刚刚绘制完毕的三雍宫重建图样。新建三雍宫全部仿制洛阳三雍宫,并没有什么变化。天子、蔡邕等文武大臣互相传阅图样,感觉都很满意。

崔琰拿到图样后,脸色马上就变了。他冲着已经迁升为治书御史的郗虑招了招手。郗虑走到崔琰身边低头细看,然后和崔琰小声商讨了几句。

天子以为三雍图样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急忙问道:“两位大人有何意见?”

崔琰躬身奏道:“殿下,臣认为,董大人所奏的这份三雍宫图样根本不符合本朝礼制。”崔琰大概有些激动,说话的声音很大,声震殿堂。

霎时,朝堂上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崔琰。

天子非常吃惊,半天都没说话。

刘虞冷哼一声,怒声问道:“崔大人,理由呢?你的理由呢?”

崔琰泰然自若,躬身再奏,“本朝承继土德,重新定都长安,那么,这三雍是不是应该符合‘古礼’才对?”

刘虞似乎早就料到他有这句话,当即予以反驳,“本朝自光武皇帝中兴以来,一直延用‘今礼’。难道崔大人认为‘今礼’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当然。”崔琰说道,“《周礼》、《孝经》中说,明堂,文王之庙。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盖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于明堂,以昭事上帝。由此可见,建明堂应符合‘古礼’,其应为五室,而不是九室。”

崔琰这句话刚刚说完,朝堂上顿时骂声四起,一片混乱。

内务部长刘虞大声驳斥道:“《戴礼说盛德记》中有言,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所以朝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说》中也有言,明堂高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户八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先辈种种遗说足可证明,本朝三雍应符合‘今礼’,辟九室,毋庸置疑。”

郗虑当即嗤之以鼻:“戴德大师是孝宣皇帝朝的博士,《大戴礼记》是他选编先儒有关礼仪论述八十五篇而成,距今不过两百多年,但《周礼》、《孝经》呢?距今多少年?明堂到底是五室还是九室,难道还要争论吗?”

荀彧极力支持崔琰、郗虑,他也说道:“郑玄大师曾说过,《戴礼》中关于明堂的记载,虽出于《威德》篇,言明堂应为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但其实都是取自秦相吕不韦所作的《春秋》,并不是什么古制。另外,讲学大夫淳于登曾说过,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阳位,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郑玄大师同意淳于登之言,认为本朝立明堂于丙巳,就是由此而来。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合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于今。因此,建三雍应依古礼,明堂应为五室。”

大臣们很快分成两派,在朝堂上吵成一团。

曾炩昏头昏脑地回到了府邸,还没坐下喝口水,谏议大夫赵松就来了。

赵松是赵云的远房叔父,近些年和曾炩的接触越来越多。曾炩很喜欢他飘逸洒脱的性格,喜欢和他聊聊天,向他请教一些**上的事,彼此很投缘。看到赵松来访,曾炩急忙把他迎到书房,急切问道:“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朝堂上的气氛越来越不对啊?这个‘今礼’和‘古礼’是怎么回事?和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有什么关系?”曾炩对这些“古礼”、“今礼”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在朝堂上也是被一帮子人吵得头晕眼花,不知所云。

赵松笑着说道:“所谓‘今礼’,最早见于《大戴礼记盛德》,也就是光武皇帝中兴后所采用的明堂制度。《礼图》中说,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即为现在洛阳明堂的九室建筑格式。‘古礼’则是指《周礼考工记》所载的五室明堂之制。至于和今、古文经学有什么关系……”赵松迟疑了片刻后,继续说道,“戴德大师是今文《礼》学大家,因此一般来说,持‘今礼’观念的儒士几乎都是今文经学一派,但也有例外,比如蔡邕、卢植两位大人。他们是古文经学大家,但坚持明堂制度为‘今礼’,并把它写进了《汉书》。”

“也就是说,朝中很多古文经学派的大吏也是支持‘今礼’,就是九室明堂制度了?”曾炩问道。

赵松点了点头,“总理大人,我急急忙忙来见你,就是想向你解释三雍一事。今天朝堂上,荀大人、崔大人、郗大人等大臣明显占据下风,这对朝廷的新政非常不利啊。”

曾炩暗暗吃了一惊。建一个三雍宫,采用何种明堂制度,会对新政不利?他望着神情严肃的赵松,轻轻挥了挥手,“你慢慢说,我仔细听着。”

明堂是周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明堂之制自西周开始广为流传。

昔年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周公于是辅佐武王讨伐殷纣。后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继而天下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在先秦典籍中,明堂多为布政之所。《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如行王政,则勿毁之矣。”其实,明堂之制除了祭祀、布政外,还包括诸如内治、建官、颁朔、望气、大教、学校、养老、尊贤、飨射等多项礼制活动。

在儒家经典中,三雍是礼乐教化的象征。

先秦时期,礼乐教化一直是儒家孜孜以求的治国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兵戎纷争,烽火连锦,以礼乐行教化所必需的稳定局面并未出现,儒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迂阔之学”。

本朝立国之初,儒生们期望能“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材,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而陆贾、贾谊等学士亦提出了“礼乐教化”安天下的主张。但当时天下刚刚平定,财赋匮乏,将相只能以牛车代步,广设礼乐、详尽制度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在这种内无余财,外有强敌,诸乱未平,匈奴又至的混乱局势下,本朝初期只能行“黄老”之学,行无为之政,以便让百姓休养生息。

到了孝武皇帝时期,国事渐趋安定,财赋稍有盈余,这时才有论礼乐、建明堂之议。赵绾、王臧等公卿大臣打算仿照古制,在长安城以南建明堂,但由于“三雍”是儒家礼乐政治的象征,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极力反对。结果赵绾、王臧被迫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汀幻庵啊

窦太后死后,孝武皇帝大权独揽,他有能力建明堂了,却没有实施。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孝武皇帝虽然独尊儒术,但本质上还是推行王霸之道,他并不愿意实行礼乐教化的德政。他嘴里所宣扬的德政和他所做的事互相抵触,儒家理想与朝廷行事大相径庭,儒家之说多数是用来装饰政事。

到了孝成、孝元皇帝朝,儒学对国政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士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儒家的理想很难适应现实的需要,不能影响和控制朝政运作,继而导致士人们在礼制改革上的反复摇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士人们想了很多办法。

孝平皇帝朝,儒家思想开在朝政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儒学的声势日渐提高,朝廷开始调整早年在宗庙祭祀、礼仪制度、都城建筑等方面与儒家经典所记载的“古制”之间的差异,并进行局部修改。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奏请天子,建明堂、辟雍、灵台。元始四年,由古文经学大家刘歆依据《考工记》设计的三雍宫建成,本朝以三雍为代表的礼制建筑从此出现。

这座位于长安南门外大道东侧的三雍宫,完全符合《周礼》中规定的明堂必须位于“国之阳”的规定。它外围方院,四面正中有两层的门楼,院外环绕圆形水沟,院内四角建曲尺形配房。中央建筑下层四面走廊内各有一厅,每厅各有左右夹室,共为“十二堂”,象征一年的十二个月;中层每面也各有一堂;上层台项中央和四角各有一亭,为金、木、水、火、土五室,祭祀五位天帝。五室间的四面露台用来观察天象。这是一座五室明堂。

光武皇帝中兴之初,迅速修复了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以表示其对儒家理念的认同,帮助其推行“修文偃武”之策。

光武皇帝充分利用这些礼制建筑进行礼仪活动,在明堂举行祭祀,在辟雍举行乡射、饮酒礼,在灵台辨云物、观休征,大大促进了儒家礼制建筑和儒家礼仪活动的融合,实现了自本朝立国以来儒士们几百年的梦想。

光武皇帝本是儒生,素习经典,他先有王莽托古改制的前车之鉴,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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