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舍-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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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裕生活，参加新中国建设；直至最后，面对造反派的污辱，为维护人格尊严，毅然投身太平湖，舍掉了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的诺言：“我至死守着这个‘舍’字，我的名字象我这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为了正义，为了真理，老舍终归是老舍，而家人继续着他的诺言，把这座小院及老舍遗物一并捐献给国家，才有了这座纪念馆，我才能今天站在这座小院里，向大师致意。雨依然在下，屋檐淌下一排晶亮亮的水帘。我想，对于小院，是百年老舍，一道凝帝的风景，将永远屹立于北京街头；对于作家，是老舍百年，以其人格以其作品，将永远镌刻于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心头……
老舍的“俗”与“白”
文／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老舍最初是抱“写着玩玩”的心态写起小说来的，那时，他还“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只好“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特别是人物描写上，有明显漫画化的趋向。这在他最早的三个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中，多有体征。不过，若撇开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不谈，单论以纯熟的京白写小说，老舍1925年在伦敦写的第一个长篇《老张的哲学》，几乎就是上世纪20年代最好的北京口语教本了。直到今天，那些纯粹却略有失纯净高贵的京腔韵致，依然会从许多老北京人的嘴里不经意地飘出来。
我想可以说，老舍以书面的形式提纯了许多北京人口语的日常表达，而北京人许多约定俗成的大白话又一经老舍的点拨，也变得有了文化。如果细分，正像老舍的文学与北京的文学是有区别的一样，老舍文学的北京口语，与北京的老舍文学之外的口语是有区别的。老舍的特色绝不仅仅在于他的“京味儿”，他的文学包含了“京味儿”，而“京味儿”却远不能涵盖他的文学。
也许是因为老舍前期创作在语言上过分强调了保持生活化口语的原汁原味，而使一些批评家在几十年之后仍觉得他是贪呈口舌之快，难免显出北京人特有的“贫嘴”，相对缺乏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风的严谨讲究。其实老舍从一开始就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写《老张的哲学》时，因明显感到“以文字耍俏本来是最容易流于耍贫嘴的。”到写《赵子曰》时，便有意力图使文字变得“挺拔利落”。无疑他是有意识地尝试用“顶俗浅白的字”造出“物境之美”，“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作为艺术家，他追求的是“用最简练有力的词句道出最高的思想和最复杂的感情。”
也就是说，老舍在“我们创造人物，故事，我们也创作言语！”“我还始终保持我的‘俗’与‘白’”的同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蕴藉在人物灵魂深处和潜隐在故事背后的思想。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在剥去了故事的外壳之后便所剩无己，它就是一副没有骨肉的空架子，其价值便只在用故事去填充世俗的情趣时空，是没有艺术灵魂的；而倘若它有一个宏大而坚实的内核，并闪耀着壮阔而高贵的思想精神光芒，它就会有着永久的艺术生命力。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不朽。老舍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看作是用文字构筑的全景展现北京人情市井、世俗风物与历史文化的俗白的“清明上河图”，既是艺术的集大成，更是人文思想的剖面图。
老舍几乎是中国现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他的中短篇小说同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好看，在有限的篇幅里，用幽默激活讽喻，用诙谐撩拨鞭挞，用人物和故事穿透时代和历史，超越了纯粹“京味”与“满族情结”的精神文化意蕴。
老舍的不解佛缘
一
从时间上来说，佛教是诸宗教中最早撞击老舍心灵的；从交往的程度上来说，老舍与佛教的关系似乎也更为密切一些。然而，当老舍刚刚开始接触佛教时，却是被动的，不自觉的。换句话说，老舍是在一次极偶然的机会中，最早与佛教结缘的。
当探讨老舍所受到的佛教影响时，联想到的第一个人，毫无疑问的便是“宗月大师”了。
关于“宗月大师”的情况，目前掌握的较少。只知道他姓刘，名德绪，字寿绵，是西城粤海刘家的独生子。粤海刘家是内务府人，因祖上曾在广东负责过海外贸易，所以冠以“粤海”二字。刘寿绵家产万贯，好善乐施。1925年出家当和尚，拜当时北京西四广济寺的住持现明和尚为师，法名“宗月”。后来，“宗月大师”本人也曾经做过北京鹫峰寺的住持。
老舍小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就读的机会，完全是由于“宗月大师”信佛向善的结果。就老舍当时的家庭条件来说，是根本上不起学的。他的上学，完全得力于“宗月大师”乐于助人的鼎力帮助。老舍在回忆中曾经这样谈到“宗月大师”送他入学的情况：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宗月大师”的佛心高照，就不会有老舍读书的机会，老舍也就不会有后来所具有的文化知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佛心”改变了老舍的人生。
其次，是“宗月大师”乐于助人的佛家精神品格深深地影响了老舍，形成了老舍一生中好善乐施、同情穷人的品质。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老舍在自己的一生中常常是以“宗月大师”的向善、助人做为自己学习和效法榜样的。他不仅在青少年时期曾经积极地参加过一些佛教的慈善活动，而且即使到了晚年也仍保持着助人为乐的品格，以至于老舍挚友萧伯青在听了“宗月大师”的事迹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说：“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师。”如果说对老舍青少年时期影响最大的人首先是他的母亲的话，那么第二个人就是“宗月大师”了。同样，如果说母亲给予老舍的是“生命的教育”的话，那么“宗月大师”就是老舍青少年时期重要的精神导师，走向人生的引路人。特别是“宗月大师”的苦行、向善、助人等佛家精神品格，曾经对老舍的一生发生过更直接、更现实、更深刻的影响。
正如老舍在悼念“宗月大师”的文章中所谈到的：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入私塾那样！
二
谈到老舍与佛教的情缘，就不得不谈到另一位对老舍有过重要影响和帮助的人，那就是许地山。许地山除了在促使老舍创作兴趣的急遽增长上发生过重要作用之外，对老舍宗教信仰的选择也同样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1924年夏，老舍到达英国伦敦之后，与许地山交往较多，开始一个时期，两人就居住在一起。受许地山的影响，老舍又一次产生了“想知道一点佛学的学理”和“研究一点佛学”的愿望。据老舍后来回忆：＇网罗电子书：。WRbook。＇
前十多年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一点佛教的学理。那时候我在英国，最容易见到的中国朋友是许地山……所以我请他替我开张佛学入门必读的经书的简单目录——华、英文都可以。结果他给我介绍了八十多部的佛书。据说这是最简要不过，再也不能减少的了。这张目录单子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可是，我始终没有照这计划去做过。
如果说，老舍幼年时期接触佛教是处于被动的话，那么，这次接触佛教却是主动的了——许地山是在老舍的再三请求下才为其开出佛学必读书目的。尽管我们今天无法确切地知道老舍究竟读过多少部佛学著作，但它至少可以说明：老舍的确是读过佛经了，以至于使他后来禁不住感叹地说：“佛经太深，佛经太美，令人看了就有望门兴叹之感！”“倘若给予我十年或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经，也许会懂得一点佛理，但这机会始终就没有。”另外，从“这张目录单子到现在我还保存着”的举动中也至少说明，老舍始终未有放弃对佛学的追求。
老舍在评价许地山的宗教信仰时曾经这样说：“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虽然他对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全没有影响。……他似乎受佛教的影响较基督教的为多，虽然他是在神学系毕业，而且也常去做礼拜。他像个禅宗的居士，而绝不能成为一个清教徒。”老舍用来评价许地山宗教信仰的这段话，实际上也是他本人最好的自白，正如舒乙所说：“拿来放在老舍本人身上，倒是也同样的恰如其分。说许地山，实际上，是说他自己。”事实也正是这样，老舍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基督教，但对佛教却始终怀着那么一种特殊的感情。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宗月大师”已经开始进入到老舍的作品之中。老舍在本时期所创作的长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