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舍-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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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这一次的风声，已经有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了。不但秦五爷，连王利发王掌柜的也是资本家了。“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已经“夺人”了。

　　有的研究家研究到这个戏的排练与演出中间，导演与表演艺术家群策群力作出贡献。比如语言——话剧的话上，更加北京化，口语化，生动化。这方面的研究有了些文章。另一方面，演着演着自己都嘀咕起来，艺术家们想方设法小修小补，希望避免沉船的大难。这些个还没有看见文字记述。比如早就觉出来结尾阴暗，是挨揪的辫子。就贴膏药；撒完了纸钱，王掌柜自寻了结去了，让“硬汉子”常四爷往外跑，到了街上，遇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游行，受了感动，返回“茶馆”，贴起革命的标语来。……演了演，不搭调，救不了什么，又放弃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这个戏当然是毒草。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也不够了，是为封资修唱挽歌，向新社会反攻倒算。既是挽歌，结尾中撒纸钱又唱又跳的一场，就成了“要害”，蝎子尾巴，黄蜂尾上针。主演王掌柜的于是之心中不安，“交待”问题道：《茶馆》原来没有这场戏，有回老舍向演员们征求意见，是于是之他提出来结尾秃了点儿，演到这里没事儿不好演了。老舍这才想出了撒纸钱来的，不能全赖在人家身上不久，老舍走进太平湖水中。传说打捞的人说，在湖底立着。

　　《茶馆》也没有了“票房价值”，也立在太平湖中了。全民族做了十年恶梦，梦醒，走进开放改革的新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会忘记老舍的戏，不过也先演演《女店员》什么的，探探路子，而后重整旗鼓，原班演员演出《茶馆》，得到观众的呼应。可惜剧作家和总导演都死于非命了。

　　也还有人不知是左视还是右视，总之不能正视舞台。随着开放就会有外国的文化交流，欧洲国家选择剧目竟挑上了《茶馆》。向来出国演出以杂技魔术居多，从来没有过话剧，尤其是《茶馆》这样的戏。后来得到高层领导的批准，办理出国手续的官员办是给办了，还说了句“长官意志”，表示他的无奈。

　　在欧洲的演出无疑是成功的，评价得到高品位。在国内又屡演不衰，产生了屡演屡看的观众。人艺的代表作，人艺的风格，这高峰那高峰的说法也逐渐成为公论了。

　　这是八十年代。这是个五十年代的戏。

　　五十年代是哪几位艺术家，跟老舍说，他的草稿中有一场戏很好，示意照这一场写一个戏。现在说不清这几位是谁？谈话时都有谁谁在场？老舍怎样思考又怎样回答？几十年过去了，作家和导演作古了。

　　可是，当年就传出来一句话，这句话不胫而走，到了有心人耳朵里，牢记不忘。确实有过这么句话，老舍听了意见，说：

　　“那就配合不上了。”

　　老舍老在配合，配合婚姻法，配合选举代表，他是要宣传从“莫谈国事”到“参政议政”的。若照艺术家们说的写下去，配合什么呢？

　　现在看来，他那不少“配合上”的戏，都不能上演了，上演也没有观众了。偏偏这个“配合不上”的，还在舞台上放光采。这句“配合不上”的话当年为什么流传开来，为什么入耳还入脑，恐怕不单单是有些人敏感一些，对配合“具体的直接的临时的”政治任务，觉着有碍文艺的创造。那样的配合，其实是图解，图解会产生公式化概念化。说到图解，却又不简单。到了新时期；我们不去图解政策了，为什么还会去图解别的思潮、新来的观念，那也是一种配合。当前市场经济的浪潮起来了，文艺上努力配合的表现还少吗？“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提出来的问题，是这篇文章前后提到的这个那个之中，最有琢磨头的事。稍稍深入几步，就会碰着形象与观念，感性与理性，老舍自己当青年教授时候斥责过、当老年作家时候奉行过的文以载道，这些麻烦的原理能躲闪也好，只怕有躲闪不开的时候。

　　八十年代也匆匆过去了。九十年代之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五十年代上演《茶馆》的一代一台演员，在几十年磨炼中，都得到应得的表演艺术家的盛名。但也正如一句戏词上唱的：“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白了头。”他们大都退了休，有的已经不上舞台不上镜头多年。但是《茶馆》呢，他们抖擞精神，为《茶馆》来了个告别演出。多棒！

　　有没有新的一代一台《茶馆》演员？还没有亮相。当我们由本世纪走进新世纪的时候，《茶馆》会不会还是保留节目？会不会还照着老世纪的规范演出？老规范会不会还受新世纪欢迎？《茶馆》当年，只有北京人艺独家上演，会不会永远只有这一代的一台了？目前，我们只好“念天地之悠悠”吧！

　　——我们吃下午茶去！

　　百年老舍

　　文／柴福善

　　老舍，顾名思义，应是老屋。京城丰富胡同19号，很传统的一座三合小院儿。虽然才修葺一新，但修旧如旧，依然是老屋。主人于49年前，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以100匹布买下的。再前是准呢？早不得而知。这座老屋，风风雨雨，经历了百年沧桑，事有千般巧合，这座百年老舍，其主人名字，恰恰就叫老舍，而且诞辰百年。值此之际，将百年老舍辟为纪念馆，来纪念文学家老舍先生。

　　纪念馆没有特殊标志特殊建筑，不显山不露水地悄然隐于一片普通民居中。我来时天又下着雨，虽不暴，也让我好一阵踅摸，才踏进纪念馆门槛。展厅里展示着老舍的生平，也展示着他各种版本的著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享誉海内外。其中那本《出口成章》，为老舍生前最后编的一本书，是文学语言的论文集，有些观点、见解甚至是他一生写作经验的总结。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再版时买到的，当时，才走出农家小院，正在文学小路上蹒跚学步，有满腔热情，而不知如何下笔，渴望读书，又盲目的不知所读。在这茫然之时，我读了《出口成章》，简直如获至宝，一读再读，使我基本明白了怎样运用语言。说到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应该有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语言表现要写的东西，用自己的嘴去说自己的话，文学毕竟是生命的叙写与心灵的抒发。老舍主张，“句子短，用字活，”“写东西，写一句是一句”，“这一句到底说明什么，表现什么，我希望每句都站得住。”到现在我写文章，依然习惯于短句子，不能不说师于老舍。还有，要亲切，少用虚词，使文章更加精炼，气韵生动等等。书中，老舍多方面谈了文学修养问题。这本薄薄的小书，也许算不得作家的代表作，却值得初学写作者潜心一读的好书。作为语言大师，没有端着学问家的架子，而是献身说法，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现在，动辄就“高深理论”“时髦词语”的境况，这样普及读物似乎少有人作了。我深知，一个作家，艺术上的成功，恐怕最终要体现在语言上。而老舍书中的言，够我慢慢领悟一生了。

　　老舍非常喜爱花，也爱养花。他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因此，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再意，只要开花，对花他很有感情，看到一棵好花死了，会难过的流泪。所以，注定他无奇花异草，多是易活而不用精心管护的花。当然，不等于不管。不付出劳动，一棵花也不能养活。尤其他写作累了，把花鼓捣一番，便是极好的休息。每当秋天，他养上好多菊花，次第开放了，就热情邀请请朋友来，一同观赏，分享开放的喜悦。喜悦中，会把心爱的花拱手送人，毫不吝惜。其实，这一切都是老舍热爱生活的具体体现。在院内，他亲手栽下两棵柿树，一方水土下，一抹阳光里，已然枝繁叶茂，一嘟噜一嘟噜柿子，坠弯枝头。老画家于非闇曾为老舍绘“丹柿图”，并题语：“老舍家有菊花，见丹柿满树，亟图之。”清秋时节，地上菊花盛开，枝头柿子彤红，上下交相辉映，确是壮观，难怪触动了画家情怀。后来，老舍夫人胡青女士称这小院为“丹柿小院”，是否缘于此呢，仅是我揣测而已。

　　记得几年前我在平谷城街头，购得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传》，由青年出版社印行，当是今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吧，标价人民币16，000元，1951年版。当时觉得版本有收藏价值，便随手买下了。回后发现盖有印章“舒”，刀工功力深厚，应是篆刻大家所刻，非是街头刻字者所为。下有签名“舒济”。仿佛老舍文章中写到过：在山东济南住了四载，有了第一个孩子，便起名为“济”。经联系，我终于见到舒济，原是老舍长女，现任老舍纪念馆馆长。她接过书，端祥半晌，说：“是我的，是我的。”当年风华正茂，而今已儿女成行，年过花甲，鬓角飞霜了。使我不解的，即是老舍家中之物，怎会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流落京郊街头呢？或许“文革”浩劫中散失，这多年来，不知又转了几人之手，最终总算物归原主，且保存完好，也算一桩奇迹了。细想那“舒”字，何尝不是老舍的名字？他曾在给别人的信中写到：“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姓。以姓作名，舒字拆开来，是舍予，意思是‘无我’。我很为自己的姓名骄傲，从姓到名，从头到脚，我把自个儿全贡献出去。关键是一个舒字，舍什么，舍的是‘予’。我写书用的笔名老舍，也是保留一个‘舍’字，不是老‘予’。以姓为名，以名构成姓，都是围绕这个意思，这是我一辈子的信念。”其实，老舍的一生，就是舍掉自我的一生。无论抗日战争中，他舍掉自己的小家，参加抗战工作，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是新中国成立，舍掉国外的优裕生活，参加新中国建设；直至最后，面对造反派的污辱，为维护人格尊严，毅然投身太平湖，舍掉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