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荆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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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后来部队整编，这个剧团不存在了。这个剧本就闲置了，直到人艺的任鸣导演看中了它。

问：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史学界，对荆轲刺秦这一事件都有很多版本在讨论，您到底怎样解读这个故事，或者说您笔下的荆轲到底为了什么而刺秦？

答：这个故事是个几乎全民熟悉的故事，无论来源是《史记》、野史或者戏剧戏曲。对我来说这是个优势，也是个难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荆轲，我怎样用严密的推演，把我心中这个故事讲出来，让别人看了能够理解和接受，这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

《我们的荆轲》里，荆轲最初显然是为了遵循一个很常规的侠客道的规则，包括各种明的和暗的规则而被卷入刺秦这件事。他对刺秦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很模糊。他也在不断寻找自己行为的支点，为自己构建一个刺秦的目的。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每一个理由都难以说服自己。为了人民不成立、为了正义不成立、为了公道也不成立……于是他寻找到一个千古流芳作为自己刺秦的意义，一个看似激动人心的意义。然而随着刺秦时刻的接近，随着他与燕姬之间沟通的逐渐深入，千古流芳的意义其实也被消解掉了。最后，荆轲刺秦只是成为了一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事。根本没有目的！自然也没有意义。

问：您怎么界定荆轲的最后的刺杀行为，悲剧或者闹剧？

答：这是一个以我们目下的戏剧观念很难定性的戏。它有悲剧成分、有喜剧成分、有闹剧成分，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正剧。但我觉得以古希腊概念的悲剧（而不是以当下被作为喜剧对立面的悲剧）来界定这个戏，还是可以算是比较准确的。

问：燕姬的真相——杜撰抑或史实？燕姬是您为剧情需要创造出来的人物吗？她有历史原型吗？

答：《史记》上记载燕太子丹确实给荆轲送过“美人”，也可以算是有原型吧。只是当时是不是就送了这么一个，而且是他自己的姬人，而且还是一个当初嬴政送给他的姬人，那就不得而知了。

问：关于燕姬，您最后为什么给了他和荆轲如此出人意料的结局？

答：我不知道。最初并不是这样设计的。写到这里就觉得，应该是这样，于是我的笔就变成了刀。也许是因为“你知道得太多了”，也许是因为“她是不是爱着秦王”，也许是因为“西施和范蠡的故事太不可能了”，也许是因为“我看见你就像看着镜子”……这是个开发式的设计。不管观众认为是为什么我都觉得是对的。

问：她是这个剧中唯一的女性，您让这个唯一的女性作为最清醒的存在有什么深意？

答：当荆轲刺秦这件事运转到一定程度时，这个女人成为了最大的情节推动者。我的作品里经常是女性很伟大，男人反而有些窝窝囊囊的。我一直觉得，男人负责打江山，而女人负责收拾江山，关键时刻，女人比男人更坚韧，更给力。家，国，是靠女人的缝缝补补而得到延续的。

问：燕姬在与荆轲对话时，曾提出担任刺秦副使，这是否意味着她也未能免俗呢？

答：人总是在互相改变的。荆轲无疑在被燕姬改变，但燕姬很可能也在被他改变，或者被他们两个所讨论的东西改变。不过我觉得，她也有可能仅仅是为了逃离燕国，她被自己谋划的西施与范蠡的远景吸引了。就算她是清醒的，谁说最清醒的人，就一定能够免俗呢？

燕太子丹的真相——为国仇还是私怨？

问：您对燕太子丹的塑造更多的来源于历史还是演绎？这个人物似乎与以往我们印象中的不太一样，甚至有点跳梁小丑般滑稽，是您的初衷还仅仅是舞台呈现的效果，您为什么这样处理这个人物？

答：我说过，这个作品里没有纯然的坏人或是好人。燕太子丹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就没有定位，没有对这个人物心理的刻画。这个人作为在秦的人质，居然从秦王手中成功遁走，又组织了这场功败垂成的刺杀案例，在人们心中，这个人物必然是有城府的。我还没有看到演出，尽管我不知道他还能很滑稽，但是我至少能明确我没有把它设计成阴险毒辣，二次创作让这个人物呈现这种效果，我是很能认同的。算是个意外收获吧。

问：您认为燕太子丹组织这样一场刺杀的目的何在？

答：我觉得在这一干人中，太子丹刺秦的目的应该是相对单纯也相对明确的——就是救燕。他的救国之心肯定是真诚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以他统治者的身份，救国就是救自己。国仇和私怨在他而言，难以割裂。

莫言的真相——从“我们都是荆轲！”到“我就是荆轲！”

问：您说过“这部戏里的人，其实都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或者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荆轲》是否传递出了您自己的某种价值观？是否有您自己的影子？

答：肯定是的。我自己经历了这种过程，之后发现，名利皆虚，“神马都是浮云”。但是总要有一种东西支撑我们活下去，人都是有缺陷的，你不可能达到完美，但你至少可以追求纯粹。我在写这个剧本时，前几稿都在追求共性，我希望表达“我们都是荆轲！”改到最后这一稿，我放弃了之前的立场，我只是表达清楚“我就是荆轲！”。我的目光也从外部转向了内心，这也使我的创作从复杂转向单纯。

问：您也说过“我们对他人的批判，必须建立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那么您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创作这个戏的吗？

答：批判是肯定有的，但是同时也有歌颂。批判过度的欲望，歌颂人的觉醒。就像戏里说的，每个人既是英雄，也是懦夫；既是君子，也是小人。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这么看的。当荆轲持图携剑走上刺秦之路时，他依然是个小人；但当他在易水河边呼唤“高人”，看到了蝼蚁样的自己时，他已经成了英雄。他没有等到来自于他力的拯救，但是他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这种觉醒，是值得我们钦佩和歌颂的。

莫言采访之二：《我们的荆轲》不是改编作品

问：很多之前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曾通过改编在影视领域获得成功，您之前的作品《红高粱》被改编为电影后更是家喻户晓，还有根据《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也在东京电影节获奖，对于此次获奖的《蛙》，您有将其改编的打算吗？

答：现在，较之于八十年代，电影对小说的依赖度似乎有所降低。《蛙》当然是一部可以改编成电影的小说，也可以改编成话剧，但我自己暂时不会去改，我想创作新作更重要。

问：您怎么看待文学作品的改编？您觉得写剧本和写小说有什么不同？

答：小说改编成影视或其他的舞台作品，都是个选择的过程。选取精华，扬弃糟粕。改编者的眼光和水平，决定了他们能发现什么样子的小说，也决定了他们改编出的作品与原作的区别。话剧是离小说最近的艺术，其实，可以将话剧当成小说写，也可以将小说当成话剧写。至于影视剧本，有自己的艺术要求。我对此没有太多发言权。

问：《我们的荆轲》并不是一部改编作品，而是原本就为了舞台创作的，您能简单说一下创作背景吗？这个戏您最初的原动力来源于什么？

答：《我们的荆轲》原本就是话剧剧本。最初是为空军话剧团写的，但后来部队整编，这个剧团不存在了。我给这个团写过一个小剧场话剧《霸王别姬》，演出后获得很大成功。由此也激发了我写历史剧的热情。我曾经说要写历史剧三部曲，但直到现在也没完成。写戏的动力，一是兴趣；二是内心深处有话要说。

问：有人认为您在《我们的荆轲》这部作品里不仅解构了一个刺客，解构了一个荆轲刺秦的故事，甚至解构了历史，解构了我们一直以来的历史观。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或者说，这是您的初衷吗？

答：历史剧，其实都是现代人借古代的事来说现在的事。但古代的事到底真相如何？其实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我觉得都被严重加工过。我想，所谓古人，从根本上看，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我没有刻意去解构历史，我只是把古人和现代人之间的障碍拆除了。

问：您在文学界已经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您怎么评价自己在戏剧创作方面的表现？

答：戏剧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学徒。但我有成为一个剧作家的野心。

问：您对《我们的荆轲》的舞台呈现有什么期待，您对人艺的演员演绎您的作品有什么期待？

答：我对人艺的班底非常信任。剧本完成了，剩下的工作归他们，我不参加任何意见。

莫言采访之三：《我们的荆轲》是一部解构侠义的戏

问：看过戏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触，例如有没有惊喜，或者遗憾？

答：看戏的时候，我坐在最后一排，一边看舞台上的演出，一边听观众的窃窃私语和反应。心中忐忑，充满期待。我感到剧组将剧本演绎得很好，超出了我的想象。他们将文字，变成了生龙活虎的人物。他们将平面的人物，变成了个性鲜明的人物。主要人物不须说，次要人物，像田光、狗屠、高渐离、秦武阳、太子丹，都成了“这一个”，这是最让我惊喜的。我原来最担心的部分，譬如，高渐离和燕姬讲述历史上的侠客故事，台词很长，很文，担心观众走神，但现在配上狗屠和秦武阳动漫般的滑稽表演，就很出彩。舞台设计简洁古朴，很有匠心。但文字都是楷书，不对，那时的文字应该是篆书吧？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提出的意见。另外，舞台上那一池水也显多余。

问：您怎么想到用这样一种方式去阐释荆轲的所作所为？这种想法的产生与您自身的经历或思考有什么联系吗？

答：2003年，空军话剧团的领导找到我，让我帮着他们修改一个写荆轲刺秦的剧本。我看了这个剧本，感到不对我的思路。剧本走得还是所谓历史正剧的路子，尽管在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