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仇看电影-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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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为担心他们晦涩、艰深、缓慢，不是，而是因为我已经领教过了那些大师之作的厉害，伯格曼作品总让人想起不愉快的童年，大卫·林奇总让你逼视自己内心的恐惧，基耶斯洛夫斯基仿佛神谕，总要穷极命运的可能性。《黑暗中的舞者》让我整整几天都悲愤不已，《北极圈恋人》让我恨不能冲进银幕，去杀掉那个电车司机。和他们相比，还是好莱坞动作片来得妥当，英雄总在最后一分钟剪断了定时炸弹上的红线或者蓝线，从而拯救了整个地球，弱女子永远在最后关头摸到了一把刀，干掉了在万圣节杀光了整个小镇居民的杀人狂。看一部撼动人心的好电影之后，永远需要再去看十部大快人心的电影，去消除它的不良影响。所以，我的观影记录里，多的是商业片和B级片，豆瓣“恐怖”、“惊悚”标签下的电影，我看过八成以上，尽管我承认，它们大多数都是垃圾。不只电影。所有那些太美的、太好的、太深刻的、太慎重的、太重大的东西，总让人下意识地想去躲避。
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
最好看的那件衣服，我没敢买；朋友中最想接近的那个人，我不敢和他多说话。这些过分美丽的东西，一旦和我们的生命发生联系，总是有着过分强悍的撞击力，潜意识里，我们总害怕它们会改变我们生命的部分或者全部，在它们面前，我们总要绕道走，就像在质量过大的天体附近，连光线都要拐弯。
千辛万苦地到了华山，第二天一大早就要登山去看日出了，我下意识地睡得很晚，第二天声称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想爬山。尽管朋友一再保证可以让我坐缆车直到山顶，我还是没有去，而是在山下的宾馆里，打了一天的扑克（其实我根本不喜欢打扑克）。当他们下山之后，告诉我，山顶日出是多么绚丽的时候，我竟然暗暗松了一口气。
不只是我如此。中秋的晚上，城里放烟花，我和朋友们已经筹备了好几天，为的就是早早去看，临到头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有意无意地拖拖拉拉，有人迟到，有人拿了别人东西需要顺路拐一下去送，有人居然在距离约好的时间只有半小时的时候开始剪头发，大家齐心协力地节外生枝，终于错过了烟花最盛大的时刻。在潮水一样退离现场的人群里，刚刚抵达的我们，居然如释重负。
我们在怕什么，或者是在躲什么？是像《暗涌》中所唱的“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还是因为我们知道，生命中的华美和不可思议都有定数，享用一点，就消耗掉了一点，必须积攒着，等待它在将来，以更盛大的方式呈现？或者是因为，我们自知已经经受不起那种撞击，需要急急躲避？所以，日本AV里，美丽的女郎，总要配上一个猥琐的大叔，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梁朝伟和张曼玉走到一起，所以谢霆锋和张柏芝一旦成为金童玉女般的绝配，我们就要担心前面有不好的事情在等着他们。糖要少三分，幸福要欠着点，在所有快意的时候，都要有片刻的犹豫。
因为，越美丽的东西，我们越不可碰。是不可能，也是不能，这是人生的禁忌，也是命运的谶语。
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
《北极圈恋人》一九九八年
《粉红色的火烈鸟》一九七二年
之前在京沪两地上演过的音乐剧《发胶星梦》，改编自约翰·沃特斯1988年的同名电影，宣传文章里说，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故事。
四十岁以前的约翰·沃特斯，大概从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与一个充满爱的故事有什么瓜葛。他生于1946年，少年时在天主教学校就读，充满清规戒律的环境反而激发他的叛逆性格。他就是在那里与格兰·米尔斯蒂结识，后者后来成为他电影中的标志性人物。在约翰·沃特斯因为吸毒而被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开除后，他回乡创办“梦幻之地”电影公司，慨然开始他的电影生涯，拍摄了《罗马蜡烛》、《吞吃你的化妆》、《尘世垃圾》和《多重疯癫》等作品，而格兰·米尔斯蒂以三百磅的体重，在他的电影中反串女角，成为约翰·沃特斯的“圣女”。
沃特斯1972年的作品《粉红色的火烈鸟》，就由“圣女”主演。这部作品在成人影院上映，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赢利最多的地下电影，同时也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淫秽、最恶心的电影”。印象最深的沃特斯作品就是它了，深夜观看，忍不住骇笑，心头接连浮现出一个接一个的“这样也可以？”要使叛逆者得到矫正，回归正道，有两个武器，一是成功，二是年龄。一计不成，还有一计。成功是最好的矫正，老去是最好的招安。要改造坏孩子，就让他当班干部；要让叛逆者温顺，只需等他慢慢变老；要让梁山泊成为园林绿化先进单位，就给宋江一个官做；要让P。J。Harvey不再号叫，并且穿上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只需要等她到三十九岁；维托·唐·柯里昂一旦成了“教父”，自然会去寻找合法生意，曾经的激进派一旦年老，自然会痛改前非地转变成保守派。以成人电影获得成功的约翰·沃特斯，立刻获得了被矫正的资格，好莱坞来找他拍电影，商业片在他这里寻找一点灵感，他获得到处巡回演讲的资格以及给囚犯上电影课的机会。
1988年的电影《发胶》，标志着他已被主流接纳。2002年，新线公司将《发胶》改编为音乐剧，送上百老汇舞台，获得了十三项托尼奖提名，并最终得到了其中的八个。2007年，《发胶》又被翻拍为电影，三千一百二十一家影院开画的规模，令它成为历史上开画规模最大的歌舞片。
约翰·沃特斯自己编导的电影，或许还是那么癫狂，还是那么歇斯底里，却已温和许多，常有大明星参演，至多被定为R级。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在他身上都已发生作用。文人小说下载
而当年在BBS上激烈抨击主流导演作品的影评人，销声匿迹好几年之后，突然复出，一反常态地吹捧大导演新作。电光火石间，我知道，他一定是已经熬出了头，并已接近了利益的核心。过不了几天，影院上映的大制作，编剧后面缀着他的名字，而他的博客上，充满中年的感喟。谁也敌不过，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
漫长的旅程
用影像表现出来的痛苦，其实都不是痛苦，甚至，有可能恰恰遗漏了痛苦。
因为，影像有它的不足之处，它是给第三者观看的，所以它是叙事的、断裂的、跳跃的、提纲挈领的。它只攫取那些对它有用的情节点，因为观看的人只要这些对自己有用的点。就像《深海长眠》和《潜水钟与蝴蝶》，主人公因为种种原因瘫在了床上，在它们的原型人物那里（两部电影都根据真实人物的经历改编），时间一定非常缓慢，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就是床上的静默时光还有那些难以启齿的种种不便之处。而一旦成为电影，我们感兴趣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和周围人的交往、感情纠葛，他们的感悟仿佛诗，他们的时间也过得飞快，五年、十年、三十年，只要打上一行字作为提示，就过去了。真正的痛苦，其实被影像遗漏了。
就像四川汶川地震，它适宜呈现在影像中的，只是那些有情节的片段：得到了抚慰的悲伤，感激的笑容，搬运救灾物资的场面，和慰问者握手时的欣悦。而这些场景都只是情节点，都会过去，身在其中的人，还要独自面对重创之后漫长的煎熬。
人生的大部分，都是没有情节的煎熬。有的时候，我很想知道，别人是怎么度过那些没情节、无意义的煎熬的。例如最坏最极端的那些时刻，经历过一次大战的那些人，知道这事没完，还有第二次；窗户玻璃上贴的防空袭的纸条都没清理干净，果然又来了——这次更坏。那中间的几十年，都是怎么过来的？被后世当做战争史诗中的一个一个人，是怎么面对琐碎的日常生活和并没因为战争而得到豁免的种种烦恼的？那种煎熬，是不是甚至会形成一种惯性？如杜拉斯说她母亲：“一辈子都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储存鱼子酱。”她到底没等来，好像楼上的第二只鞋子始终没落下来，她担惊受怕地过了一辈子。
还有生老病死，还有生命中最糟糕的际遇，自己的错误决定，那都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外星人入侵，那是肯定会来的，迟早要来的。而且这都不是电影，不是几个镜头就能结束得了的，中间的日月流年，时时刻刻，都要熬着。潮水一样的访问慰问的人走了，更长的时间里还是得自己挺着，痛苦酸楚，都是真真实实地在自己身上。经历过这些的人，都是怎么熬过来的？不是在自己身上，所以想不到，到了自己头上也就明白了，人的忍受力真是无限的。从前，粉红娇嫩地依傍在父母亲身边的时候，想也想不到的那些事，黑白分明的世界观里永远容不下的那些事，最后也都忍过来了。
人的精力，花在什么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结果的；花在忍受和煎熬上，却多半看不到。人类大部分的勇敢和力气，并没用在冲锋陷阵和经天纬地上，而都是用在这些看不到的地方。人生，犹如尤金·奥尼尔所说，是“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所以我们需要各种影像，因为即便在它表现痛苦的时候，它也设法遗漏了真正的痛苦。
蜡像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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