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仇看电影-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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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显示，父母和孩子每天说话的时间，平均少于二十分钟。所以，每每看到广电总局一系列与电视动画片播出有关的新规定，特别是对境外动画片播出时间的限制的一再扩大，觉得这和跟孩子说话的道理相同。你不和孩子好好说话，自然有人跟他说，你不肯占领的地方，自然有人会去占领。

《孤儿院》二零零七年

俗世的网

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里，主人公九莉对邵之雍动了杀心：“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刀，太沉重了。还有一把切西瓜的长刀，比较伏手。对准了那狭窄的金色脊背一刀。他现在是法外之人了，拖下楼梯往街上一丢。”

让弱女子敢于畅想谋杀的，不只有他不爱她对她所造成的伤害，还有他的“法外之人”身份。“法外之人”，是人际关系断裂的人，是没有过去的人，是挣脱了俗世之网的人。丢失了，没人过问；被害了，没人报官；进入法律程序了，没人打点和追问；无论如何敌不过有俗世之网在背后撑腰的人。“法外之人”的身份，是一个人随身携带的虚拟安全防护网上一个严重的裂缝，让最柔弱的人，也敢于畅想施加侵害的可能。

电影里的连环杀人狂，瞅准的都是这种没有防护网的“法外之人”。《X市民》里的前苏联杀人狂，瞄准的对象是游荡在火车站的孩子；《黑暗中的孩子》里跨国贩卖人口集团的罪犯，目标人群是流浪儿和贫民窟里的孩子；《美国精神病人》里的中产阶级杀人狂，也会瞄准街头的流浪汉。黑夜里，他走到那蜷缩在角落里的身体旁边，给上一刀。现实中更常见的，是贾樟柯电影中那些没了故乡的人。他们的故土沦陷，他们没了过去，被抛在世界上任由处置，尊严、生命安全，全都不获保障，要辱，随便就可辱得，要死，轻易便死了。所以，一个人，只要在“贫穷”和“流离”中占上任何一项，都会彻底成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赤裸的人”，以一种“赤身悬浮，身心无处安顿”的形式存在。他们想要这张网，却也无力经营。

即便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一张俗世的网，在那些内心挣扎的关头，对自己进行防护，保证自己不致脱轨。当年，海子去世，西川悼念海子的文章里，有一段话发人深省：“海子的死使我对人的生活方式颇多感想，或许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被一张网罩住，而这张网就是社会关系之网。……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婚姻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会像一只只手紧紧抓住你的肩膀；你即使想离开也不太容易，因为这些手会把你牢牢按住。但海子自杀时显然没有按住他肩膀的有力的手。”

那些在紧要关头阻止了当事人世外之念的，就是这张网。张柏芝前阵子上电视接受访谈，这样谈及艳照流出时她的反应：“我好惊好惊，立即进入宝宝房间，他当时只有七八个月大，我抱起他时真的惊到脚软，差一点摔倒。”“好像我婆婆，那么难堪的事很难去讲个究竟，她只是送了一个娃娃给我，是两个娃娃抬着一块荷叶，刻着‘风雨同路’四个字。”她被这张世俗之网拦住了，她还能继续生活。

使得人金贵起来的，就是这张网。人若有位置，也不过是人在网中的坐标。我们都得努力经营这张网，在一切外力和内力使自己动荡的时刻，将自己牢牢地网在原地。

愈救赎愈作恶

我常常给人留下阅历丰富的虚假印象，因此免不了被人请教该如何为人处世。前几天，有行将离开校园的小朋友诚恳地问我：“将来，最该提防的是哪种人？”我认真地想，艰难地措辞，然后告诉他：“得提防那种找到了持续的赎罪途径以及建立起了良好的自我宽恕机制的人。”

比如《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众人，他们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下作恶，却也清醒地为自己找到了赎罪的途径，因此可以持续地坏下去。女骗子金永花的方法，是不断告诉自己和周围的人，自己是为生活所迫，一念至此，她顿时原谅了自己，下次照旧哼着小曲去碰瓷。老骗子潘知常的方法则是做痛苦的负荆请罪状，骗光了姨妈的钱，却还要以无辜的面貌找上门去，陪了发烧的她一个晚上，顿时就浑身轻松了。崔卫平先生谈起这个电影，认为这里面众多小人物的道德逻辑是“作恶——偿还——再作恶——再偿还”：“当一个人作恶时，他知道自己是有后路的，是能够提供偿还的；而当他偿还时，他放松了对于进一步作恶的戒心，甚至同时正在准备着下一次作恶，如此往返，乃至无穷。”

再比如《沉默的羔羊》里，剥人皮的连环杀手，最怜惜小动物；《无路可退》里邪恶的法官，一边收黑钱、草菅人命，一边却在电影院里为伤感电影泪流满面；在路上大声斥责殴打妻子的男人，还助养了若干孤儿，时不时带着鲜花和糖果去看望他们，连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这些手段，是他的偿还，是他为自己的道德焦虑找到的释放之地，是他为自己捐的门槛，是他为自己购买的虚拟道德货币。

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也多得很。越是刮地三尺的贪官，越是要写异常恬静的田园诗；越是穷凶极恶的刽子手，越要画毫无烟火气的山水画。一边作恶，一边抒怀，一边为非作歹，一边寻找救赎，一边做bitch，一边香烟缭绕地祭着一个人工处女膜。因为有了寄托，因为有了救赎的手段，因为在另一个地方完成了自己的人格镜像的塑造，作恶更加没有后顾之忧。

近一点的例子……勉强可以算上倪震，他在信箱专栏里警告少女远离四十岁的已婚男人，离开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男友，但他所奉行的，绝不是他在专栏里所称道的人生观。文章是文章，人是人，他分得清清楚楚，他是兰桂坊常客，最喜与少女兜搭，他的经典承诺是，如果女孩子有事找他，“十五分钟即到”。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设定，是林青霞；实际的形象，是芙蓉姐姐。这样的人身边也有。家财来路可疑的A，每每在饭桌上抨击丑恶现象及社会不公；行事乖张的小人B，天天挂在嘴边的是“明镜菩提”。他们，我从来只敢远远地鉴赏，可惹不得——人家是最没有后顾之忧的。

《沉默的羔羊》一九九一年

愈扭曲愈快乐

演过《天使爱美丽》的奥黛丽·塔图还演过一部让人难忘的电影《天使爱过界》。

故事里的天使是美术系女大学生，偶遇住在她家附近的医生路易克，从此开始了疯狂的暗恋。暗恋改变了她的世界观和她所观看到的世界。她觉得，他笑，一定是为了她；他在某处停留，肯定也是为了她；连他的存在，可能都是为了她。于是她陷入痴狂状态，对着任何模特儿，画出的都是他的肖像；出门去旅行，她觉得是得到了他的邀约；她甚至为他谋杀控告他的女病人，为他开煤气自杀。但直到最后我们才知道，他根本不曾和她有过接触；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切，都出于她单方面的狂想，这是一种名为“被爱妄想症”的精神疾病。

但看电影的人，恐怕都会有相同的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不设法与他接触，而宁肯意淫之、偷窥之、假想之？以她的年轻貌美，即便冒失地找上门去，也应该会被他接受；如果她设计个小场景与他搭讪，效果可能更佳；即便他有妻子，恐怕也不要紧，中年男人个个都有危机感，天上掉下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证明他还有魅力，简直是种知遇之恩。她为什么不？

因为，她与我们有异。她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所认定的只有这一种扭曲的方式，她爱上的就是这种扭曲的过程。虽然这导致了扭曲的结果，但这扭曲的方式，这过程，另有一种价值，一种趣味。吞吞吐吐，自我设障，歇斯底里，在旁人看来令人抓狂，甚至被归为精神疾患，但当事人未必是没有快感的。

就像张曼玉有次接受法国的《Elle》杂志采访，“不但大大方方谈论前夫，也不避忌提起现任男友。”林迈克称：“这篇访问，香港传媒看见要尖叫的……以窥秘为己任的传媒代表，绝对没有胆识一本正经地问：‘影片里你的角色是双性恋者，你本人可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也不会得到磊落的‘性行为上没有，但感情上我大概爱过我一些同性朋友’这样的答复。”坦荡提问，可能也能得到坦荡的结果，但这样一来，就失去了趣味性。媒体更习惯跟踪之、偷拍之、假想之、找线人，在卧室对面山头架设高科技偷拍设备，过程愈扭曲、方式愈曲折、快感愈强烈，所得到的结果，似乎也愈有价值。对这种扭曲方式的热爱，大概是普遍地存在着的吧，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多多少少都有点精神病。我参加的豆瓣小组里，组长披星戴月地删掉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朋友的所有发言，终于酿成风波。有人呼吁：“不如坐下来吃个饭好好谈谈？”但，那又有什么趣味，那实在太不扭曲了。

《天使爱过界》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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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赫兰道》后遗症

大卫·林奇导演的电影《穆赫兰道》，曾经给我带来一项后遗症。

这部晦涩迷离的电影出现后，观众都表示，既觉得它迷人，却也觉得它难以看懂。这时，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梦的解析——剧情全解析》的文章，作者疯狂钻石在文章里，全面分析了《穆赫兰道》，认为这个电影所描绘的其实是一个梦，而它对梦境和现实关系的梳理，遵循的是弗洛伊德的释梦方法。女主人公在现实中满足不了的愿望，在梦境中都得到了补偿和达成。比如，现实中的女主人公是个相貌平平、演技平凡的女子，闯荡好莱坞并无多少成就，只得到若干跑龙套的机会；在梦境中，她却光彩照人，处处受人瞩目，演技也令所有人折服。现实里，是她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