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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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以下简称国历）：您从12岁开始读鲁迅、老舍，后来又将张爱玲的《半生缘》《倾城之恋》改编拍摄成电影。作为一个香港人，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这些作家感兴趣？
许鞍华：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段历史并不是特别有感觉。我们一直在香港念书的人会觉得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是鲁迅、巴金、老舍、冰心，他们的一些文章是被收入教科书的。因为在课本上读过《呐喊》、《彷徨》、《四世同堂》的节录，所以在小学六年级的暑假，我去图书馆读了许多五四作家的作品。那时，我很有兴趣去读他们的文章，但实际上并不能懂得他们所讲的那个时代。七八十年代，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又读到了张爱玲，她笔下的香港非常灵动，她所写的香港就是我所知道的香港，很让我触动，所以陆续拍了两部电影。这一次拍摄《黄金时代》，因为牵涉到很多人物、历史和地点，所以又读了一些作家的作品和回忆文章，算不上了解很深，只是比较认识而已。
国历：您讲到因为很喜欢张爱玲，于是改编了她的作品。那么，萧红如何吸引您为她拍摄一部传记片，不光讲她的文学，也讲她的人生？
许鞍华：萧红是文学与人生合一的作家。电影导演其实也是某一种作家吧，同为创作者的我很想知道她面对生活、面对创作的心态。
我自己认为，她是一个一流的作家，她的作品文学水准非常高，写作的方式也是超前的。70年代的时候我看传统的外国小说多，第一次读《呼兰河传》根本不能接受，她写得好像散文一样，但现在重读萧红就越来越觉得好。她的人生也是很前卫的。她拒绝被安排的婚姻，反抗父权社会，第一次离家出走之后整个人生都是反抗的一生。她怀着王恩甲的孩子与萧军恋爱，但没有结婚，后来又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在一起，这些事情即便放到现在，也是很前卫的。
而且，民国时代大家都没有经历过，所以可以凭借自己的认识和想象去发挥，对我来说就不会成为一个文化上的缺陷。如果让我来内地拍摄农村题材，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拍。但拍摄民国，我觉得自己是可以胜任的。
国历：其实除了萧红的感情故事，《黄金时代》也描绘了一幅大时代的文人众生相。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鲁迅、聂弩、胡风、丁玲等十几位响当当的作家在电影里悉数登场。您想通过他们传达怎样的观念？
许鞍华：没有，我拍这个不是想要教化别人，我只是想拍他们的生存方式、人物关系，以及与现在有哪些不同，让观众自己去看，自己下判断。
国历：那他们的生存方式与现在有哪些不同呢？
许鞍华：首先是没有网络了！当然，因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是比较强大、封闭的，所以他们有一种反抗的意识，反抗的目的性更强烈，现在的人则比较混沌，不知道反抗什么，好像一些枷锁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比如，我拿着手机，没有人打给我就会觉得很寂寞，打给我又觉得很烦，就是这种感觉。可是这也没办法，时代不一样，时代有很多方面也是进步的，所以很难说过去一定比现在好。可是如果以前的很多东西可以承继下来的话，我们的社会和生活会好一些。
国历：生活质感和敏锐细节是您电影美学中的一大特色。在《桃姐》、《天水围的日与夜》等影片中，您对于生活的观察和捕捉打动了很多观众。而通常想象中文人群体的生活是比较精神化的，您如何把握到那时那地那些人的生活质感？譬如将文学巨擘鲁迅变成人间的鲁迅。
许鞍华：我不敢这么说，只是把他们的语言动作、生活状态，具体地表现出来。让观众会觉得，这些人不是活在“听说”里面，不是一尊肖像。最容易找到生活感的是鲁迅家。上海的鲁迅纪念馆就是鲁迅的家嘛，你进去大概就会知道他的生活——他在二楼的桌子写作，在一层的长条桌与萧军、萧红吃茶，墙角的花盆里栽着万年青。当这些具体的东西还原出来时，他的生活方式就很明显了。但是一些日常的交往，就需要我们根据已有的文献去揣摩、想象。
国历：好导演的一条标准在于善于发现演员、调教演员，发现演员与角色靠近，但容易被忽视的一面。《黄金时代》里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观众在观看的时候其实是希望符合期待和认同的，您选择演员的标准是什么？
许鞍华：王志文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反叛的，聪明近乎有点狡猾，我感觉鲁迅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外形可能不一定非常像，但是有一个特质蛮像的，就可以了。像汤唯在想事情的时候，眼神就好像看向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自然的东西，是很多演员学不来的，而萧红就是这样，好像不是活在现实里。郝蕾与丁玲的相似在于，她们性格里那种决断、聪明跟表面上的乐观。
国历：《黄金时代》大量采用实景拍摄，摄制组先后在哈尔滨、上海、武汉、香港等取景拍摄，据说在哈尔滨拍摄期间最低温度达到了零下35摄氏度。为什么如此钟爱实景？
许鞍华：这根本是我自己的一个偏好，我一拍实景就觉得安心，我喜欢这些场景带来的现场感。对我来说，真实是很重要的。但真实不真实，其实是一种自己的感觉。可是如果连你自己都觉得是做出来的，不真实，想必观众也很难接受。我们在室外一直工作着，也激发了演员表演的真实感。比如在哈尔滨零下35摄氏度，那个冷让演员很亢奋，各种反应也是很真实的。
国历：这部电影表现的是民国时期的作家精神以及生活状态。在当下内地也蔓延着一股“民国热”，一些创作者以及文艺青年会对那个时代特别憧憬，他们的某些想象也不乏美化的成分。您了解这种现象吗？
许鞍华：我看到了一些文章，也听说了一些观点，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想通过这种对比来批评现代人，来达到一种平衡。比如，那时候，鲁迅和萧红的关系其实没有一个钱字。而现在人常常觉得，如果我不算钱就亏了。比如，我接一个工作，常常想让自己保持一个平衡，如果这个收入能维持生活，我就接。但很多人想的是必须花很少精力又能赚到很大一笔钱，才会接这个工作。我感觉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会失去很多东西，比如这个工作带给你的满足感，如果从事文化方面的，尤其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我想，民国时期那些人可能没有这么多讲究，社会动荡，他们生活也不富裕，那么他们的价值观在哪里呢？都是情分、文化修养啊这些。
国历：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那个时代也可以称为“黄金时代”。 萧红有自己的黄金时代，鲁迅、萧红等一批作家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什么样的时代可以称为“黄金时代”？
许鞍华：我不知道。这牵扯到两个东西，一个太个人化，一个太宏大。因为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而从社会角度来看，又涉及政治、经济、国防、思想好多范畴，我是不懂的。
国历：比如从文学和电影层面来看呢？
许鞍华：文学我就不敢说了，我的文学修养还不足够给出判断，但我的感觉是现在还没到黄金时代。通常文学的黄金时代要在苦难中才会产生。像萧红那个时代社会动荡、生活困苦，所以才激发了他们的精神生活。而现在国家太富足了，大家都过得挺好的，就很难有伟大的文学。
从经济指标来看，中国电影可以说已经进入黄金时代，可是从电影的艺术文化水准来看，可能还没达到。内地电影界正在经历着新的变化，一些青年导演的作品票房很高，可是遭遇不同的评价，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情况。任何新事物的出现，一定会产生纷争，而一个健康的电影市场一定是可以容纳多元作品的。但不论你做商业片，还是艺术片，一定要认清自己，容得下别人的意见。我想，一个导演灭亡的先兆就是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当然，我们还是应该多鼓励一些新人，而不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竞争的对手。每个人都多做些事情，整个行业自然会变得更好。
国历：对于香港电影呢？您是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代表，您的创作其实也经历了香港电影从衰落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了衰落的30年。您怎么看待香港电影的现状？
许鞍华：我觉得，新一辈的电影人会继续拍香港题材的电影，我们有机会有题材也一定会拍，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资本都不在香港，没有投资所以大部分香港电影人往内地跑。这是大势所趋，我们当导演，哪里有工作去哪里，不能因为坚守本土，没有投资就不拍电影；而另一方面，如果你找不到资金，就先找别的工作，可以用拍广告、电视剧的积累来支持拍电影。
就像我自己，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什么灵感，那时就要先停一下，等找到灵感再来拍。千万不要着急，也不要认为以前成功的东西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还是要跟时代保持一个对话。我不敢断言自己能拍到什么时候，但一定会永远拍下去。
国历：对于萧红的历史评价是蛮复杂的，在文学成就之外，女性身份也成了人们评价萧红的一枚标签。她曾写下：“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也是稀疏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作为一位女性导演，您的性别身份与电影创作是什么样的关系？
许鞍华：我觉得导演所面临的困难都是一样的吧，比如找题材、找资金，跟人家合作，演员不听话，不论你是男导演女导演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可能因为你是女导演，所以跟男演员更容易沟通一些。我不觉得女导演跟男导演的分别有那么大。倒是我同时代的有很多女导演结婚之后就移民了，她们觉得家庭生活跟当导演不能协调，可是男人就比较容易协调。我没有家庭生活，所以可以有比较多时间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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