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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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re）代表法国政府，建议美国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中日战争，葛礼山也坚决予以拒绝，声称“美国不能加入一项旨在迫使日本接受它事先不准备同意的条件的干预活动”，主张应由中日交战双方直接进行谈判，强调列强没有调停的必要，并指责清政府“只是在看到他们的提议遭到日本人拒绝后才向列强求助，以便列强对日本人施加压力”，因此，根本不能同意清朝政府的请求。
　　不但如此，美国政府还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清政府停止向俄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寻求外交支持，由美国充当中日之间的唯一调停人。为此，葛礼山于11月6日，专门致电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加以落实，强调“总统谢绝任何共同的干涉”，“中国致欧洲各大国同样请求，也许将多少阻碍总统的行动自由”。接到美国政府的指示后，田贝（Chaeles　Denby）7日即亲往总理衙门，指责清政府在向美国提出特别请求的同时，又请其他四国为中国出面干涉，这种行为是互相矛盾，并且是令人感到困惑和不可接受的。
　　而在向日本提出调停建议时，美国政府则和颜悦色，推心置腹，强调美国出面调停纯然出于“美国大总统对日本国抱有极深厚之友谊”，避免日本国安全和幸福因欧洲国家的干涉而受到威胁，指出目前欧洲各国欲联合干涉中日战争，结果将对日本不利；自中日开战以来，日本方面在海陆同时连战连捷，并进入中国本土，逼近北京，日本国之武威已光耀宇内，跃居世界强国之一，美国此时出面调停，对日本的名誉毫无损害。美国政府还向日本保证它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友谊的调停过程中，将绝不允许英国插手。
　　在获得唯一居间传言人的角色之后，美国便积极与日本配合，单方面说服清政府按照日本的要求和条件，于1895年1月底派遣张荫桓和邵友濂前往广岛，与日本举行和谈，以抵制欧洲国家的联合外交干涉。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后，日本在2月1日与清朝和谈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谈后，便借口张荫桓和邵友濂不具备全权代表资格剥夺张、邵外交和谈之特权，令他们限日离开日本，取消和谈，等待在彻底歼灭清朝的北洋舰队之后取得更为有利的和谈条件。对此，美国又完全站在日本一边，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众口一词地将责任归咎清政府。
　　充当中日和谈联络人的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在2月4日，日方向他通报情况时，公然声称“日本之措施正当，无可非议。”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则指责清政府缺乏和谈诚意，幻想通过外国列强的干涉挽救自己，说：“如果中国现在知道世界并不站在它的一边，随它自己开战，那么它将会立即议和。”美国国务卿在日本驻美公使栗野向他通报这一结果时，也对日本的这一决定表示支持，通报他已通过美国驻中国的公使建议清政府改变和谈态度。清政府聘请的和谈法律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John　W。Foster）同样也是为日本服务和效劳，不但没有揭露日本拒绝和谈的真实原因，反而将责任完全归咎清政府所颁委任状缺乏全权性质这个连日本自己都觉得“并不完全安心”的理由上。在临离开日本之前，他居然对清朝使节的所谓的“不妥适”表示愤怒，宣称：“我到北京必请清廷派遣完全的使节，以充分的诚实完成媾和。”
　　美国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这种拉偏架的调停，不但没有为清政府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反而抹黑中国，在许多方面帮了日本政府的忙，缓解了日本来自欧洲国家联合调解的压力，为日本继续按计划发动战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背景，赢得了时间和舆论支持。

　　帮助日本逼签《马关条约》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侵路要求，最终是通过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实现的。在这一罪恶过程中，美国政府作为中日两国之间唯一的传言人，又起了很不光彩的帮凶作用。
　　1895年2月17日，日本政府在日军占领刘公岛并俘获北洋舰队全部之余舰后，认为和谈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当天经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向清政府转达和谈条件，除了赔偿军费和承认朝鲜自主外，还要求中国同意割让领土。
　　美国政府作为中日两国之间唯一的传言人，对日本的这一侵略要求完全支持，单方面极力说服清政府尽快无条件接受。对于清政府和新任命的和谈全权大臣李鸿章请求美国提供帮助，说服日本方面不要将割让领土作为和谈条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代表美国政府，明确加以拒绝，坚定地表示“美国政府绝不会卷入战争，也不会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调停”，警告清政府想要日本停战，必须首先接受日本方面17日提出的同意朝鲜独立、赔款和割让土地的条件。同时，他还指责清政府和李鸿章在这个问题上向欧洲国家寻求外交支持的想法不切实际，声称：“在日本的观点公开之前，就国际法来说，任何的干涉都是没有根据的，即使以自我保护为理由”，强烈敦促李鸿章和清朝政府彻底放弃求助其他欧洲国家干涉的念头，真诚面对日本。并且，田贝也亲自劝说其他国家的驻华公使与他采取一致行动，打消李鸿章寻求其他国家干涉的念头，指出只有消除欧洲国家向中国提供帮助的幻象，才能促成和平早日到来。
　　3月19日，中日马关条约谈判开始后，清政府继续希望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列强出面干涉，迫使日本降低侵略要求。3月22日，总理衙门除召见俄、法、德、英四国驻华公使外，也召见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征询意见，希望能获得美国的支持，促使日本放弃一些苛刻条件。但田贝不但没有为中国说话，反而指责清政府没有和谈诚意，指出中国如真想和平，就应该接受日本的条件。在拒绝向中国提供支持的同时，美国还在国际上帮助日本，抵制俄、法、德、英等欧洲国家的联合干涉，美国国务卿不但向日本公使明确保证“美国决不与上述各国结盟，或接受清国之请求”，而且还私下向日本通报各国的动向，提醒日本警惕欧洲国家有意干涉中日两国间的纠纷。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后，中国国内举国反对；国际上，俄、法、德三国亦以日本割让中国辽东半岛，损害自身利益，联合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在此形势之下，清朝政府希望推迟交换和约，挽回部分利权。对此，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和驻华公使田贝又受日本政府之托，频频施压，催促清政府尽快批准交换和约。美国国务卿葛礼山也因日本政府的请求，亲自约见清朝驻美公使杨儒，劝说清政府尽快批准《马关条约》，指出：“如清国因有足以挽回今日处境之良策，而特意拖延和平条约之批准，日本则将从事更大规模之战争。此时，欧洲各国终将乘机纠缠于两国之间，努力满足其各自欲望。其结果，清国终将不止于失掉辽东，犹恐失去较此更为广大之领土。”此外，清政府聘请的美国顾问科士达也为日本说项，4月22日，专门致函总理衙门，建议清政府不要过于计较条约给中国造成的损失，说《马关条约》是清政府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较之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结果要好得多，“区区日本，此约何足深较”。4月30日，他还亲至总理衙门，与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庆亲王等会谈，劝说“约宜批准”，声称：“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因为在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假若他拒绝批准的话，那在文明世界之前，他将失掉了体面，对于皇帝的不体面，军机大臣是应负责的。”在美国的穿针引线下，5月3日，清政府最后任命伍廷芳和联芳为换约大臣，前往烟台。5月9日，正式完成与日本的互换和约工作。
　　对于科士达在充当清朝谈判法律顾问期间和美国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所提供的外交支持和帮助，日本方面则是万分感激。1895年6月，科士达回国途经日本东京时，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就专门通过美国驻日公使邀科士达见面，对他所做工作表示感谢。而对于中日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日本天皇则在中日互换和约的第4天，也即5月12日，就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给美国国务卿，希望对在中国和日本的美国外交官和领事官予以嘉奖。这一建议被美国国务院拒绝之后，日本又于11月1日，将这封感谢信通过日本驻美公使送达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向他表示“最崇高的问候和敬意”。由此可见，日本方面是多么感激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所提供的外交支持和帮助。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行亲日政策并非无缘无故，而是有其目的的。自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日本在东亚的崛起，美国为削弱英国、俄国等列强在东亚的影响力，便抛弃欧洲伙伴，单独奉行亲日政策，试图通过美日合作实现美国的东亚政策，认为“日本握有开启东方的钥匙”。再者，美国在甲午战争中偏袒日本，也是希望通过日本之手彻底废除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并进一步打开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大门。然而，历史证明美国希望利用日本来实现其东亚政策并不是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只能是为日本火中取栗，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尽管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国是外交上最支持日本的国家，但日本为实现自己的侵略欲望，在当时就已不愿受美国的束缚。对于美国出于为日本考虑而提出的调停建议，日本政府并不完全领情，为避免在和谈中受美国的牵制，明确表示日本并不需要“仲裁者”，申明日本迄今在战争中连战连捷，结束战争并不需要谋求友邦的协助，战争将直至清朝政府直接向日本求和为止。这无疑是不容美国在中日议和问题上置喙，只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