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经典散文集-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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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他那亥同学已经削发为尼,而又疯癫投井自杀了,他这才自由了,委托香港一个私家侦探打听那舞女的下落。侦探陈丹看她的照片面熟,想起半个月前救护一个车祸中的少女,长得一摸一样,当时没见到她母亲,再去找她,果然她母亲酷肖照片中的章云裳。自称王太大章依恋,伴舞瞒着女儿,只告诉她,父亲在美国经商,按月寄家用来。
陈丹因为主顾谆嘱切勿向章云裳提起他,好让她惊奇一下,因此不便说穿,在舞厅点唱王彼得从前最爱听她唱的两支歌,试探她的反应,证实章依恋是否就是章云裳。不料她歌唱时悲痛过度,当场晕倒,送人医院。王彼得自美来港,医院访问时间已过,次日再去,已经死了,缘悭一面,万念俱灰,告诉陈丹他预备终身不娶,把她前夫的女儿带回美国,视为己女。雨中机场道别。两位大侦探紧紧握着手,说不出话来。王彼得“脸上混凝着雨水和泪水”。终于进出一句“再——见,陈——先——生!……”
我看了不禁想道:“活该!谁叫你眼高手低,至于写不出东西来,让人家写出这样的东西算你的,也就有人相信,香港报上还登过书评。”
可千万不要给引起好奇心来,去买本来看看。薄薄一本,每章前后空白特多。奇文共欣赏,都已奉告,别无细节。
(原刊1988年2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初版《续集》)
十三、借银灯
有一出绍兴戏名叫《借银灯》。因为听不懂唱词,内容我始终没弄清楚,可是我酷爱这风韵天然的题目,这里就擅自引用了一下。《借银灯》,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了。水银灯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发人深省的也未尝没有。
我将要谈到的两张影片,《桃李争春》与《梅娘曲》,许是过了时了,第三轮的戏院也已放映过,然而内地和本埠的游艺场还是演了又演,即使去看的是我们不甚熟悉的一批观众,他们所欣赏的影片也有讨论的价值。
我这篇文章并不能算影评,因为我看的不是电影里的中国人。
这两张影片同样地涉及妇德的问题。妇德的范围很广,但是普通人说起为妻之道,着眼处往往只在下列的一点: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梅娘曲》里的丈夫寻花问柳,上“台基”去玩弄“人家人”。“台基”的一般的嫖客似乎都爱做某一种噩梦,梦见他们自己的妻子或女儿在那里出现,姗姗地应召而至,和他们迎头撞上了。这石破天惊的会晤当然是充满了戏剧性。我们的小说家抓到了这点戏剧性,因此近三十年的社会小说中常常可以发现这一类的局面,可是在银幕上还是第一次看到。梅娘被引诱到台基上,碰巧遇见了丈夫。他打了她一个嘴巴。她没有开口说一句话的余地,就被“休”掉了。
丈夫在外面有越轨的行动,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
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的贞操,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问题也不是完全陌生。为了点小事吃了醋,她们就恐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报复手段。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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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们说笑话的时候也许会承认,太太群的建议中未尝没有一种原始性的公平。很难使中国人板着脸作此项讨论,因为他们认为世上没有比奸淫更为滑稽可笑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强迫他们采取较严肃的评盼态度的话,他们一定是不赞成的。从纯粹逻辑化的伦理学观点看来,两个黑的并在一起并不是等于一个白的,二恶相加不能成为一善。中国人用不着逻辑的帮助也得到同样的结论。他们觉得这办法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女太大若是认真那么做去,她自己太不上算。在理论上或许有这权利,可是有些权利还是备而不用的好。
虽如此说,这一类的问题是茶余酒后男宾女宾舌战最佳的资料。在《梅娘曲》中,艳窟里的一个“人家人”便侃侃地用晚餐席上演说的作风为自己辩护着。然而我们的天真的女主角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权利不权利的话。一个坏蛋把她骗到那不名誉的所在去,她以为他要创办一个慈善性质的小学,请她任校长之职,而丈夫紧跟着就上场,发生了那致命的误会。她根本没有机会考虑她是否有犯罪的权利——还没走近问题的深渊就滑倒了,爬不起来。
《桃李争春》里的丈夫被灌得酩酊大醉,方才屈服在诱惑之下,似乎情有可原。但是这特殊情形只有观众肚里明白。他太太始终不知道,也不想打听——仿佛一点好奇心也没有。她只要他——落到她分内的任何一部分的他。除此之外她完全不感兴趣。若是他不幸死了,她要他留下的一点骨血,即使那孩子是旁的女人为他生的。
《桃李争春》是根据美国片《情谎记》改编的,可是它的题材却贴恋着中国人的心。这里的贤妻含辛茹苦照顾丈夫的情人肚里的孩子,经过若干困难,阻止那怀孕的女人打胎。——这样的女人在基本原则上具有东方精神,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以宗祠为重。
在今日的中国,新旧思想交流,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颇占优势,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妇女典型,如果存在的话,很需要一点解释。即在礼教森严的古代,这一类的牺牲一己的行为,里面的错综心理也有可研究之处。《桃李争春》可借浅薄了些,全然忽略了妻子与情妇的内心过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导演李萍情的作风永远是那么明媚可喜。尤其使男性观众感到满意的是妻子与外妇亲狎地、和平地、互相拥抱着入睡的那一幕。
有这么一个动听的故事,《桃李争春》不难旁敲侧击地分析人生许多重大的问题,可是它把这机会轻轻放过了。《梅娘曲》也是一样,很有向上的希望而浑然不觉,只顾驾轻车,就熟路,驶入我们百看不厌的被遗弃的女人的悲剧。梅娘匆匆忙忙,像名人赴宴一般,各处到了一到——她在大雨中颠颁,隔着玻璃窗吻她的孩子,在茅庐中奄奄一息,终于死在仟悔了的丈夫的坏中,在男人的回忆里唱起了湖上的情歌。合法的传奇剧中一切百试百验的催泪剂全在这里了,只是受了灯光的影响,演出上很受损失。
多半是因为这奇惨的灯光,剧中所表现的“欢场”的空气是异常阴森严冷。马骥饰台基的女主人,那一声刻板的短短的假笑,似嫌单调。严俊演反角,熟极而流。王熙春未能完全摆脱京戏的拘束,仓隐秋演势利的小学校长,讽刺人骨,偷了许多的场面去——看得见的部分几乎全被她垄断了。
陈云裳在《桃李争春》里演那英勇的妻,太孩子气了些。白光为对白所限,似乎是一个稀有的朴油的荡妇,只会执着酒杯:“你喝呀!你喝呀!”没有第二句话,单靠一双美丽的眼睛来弥补这缺憾,就连这位“眼科专家”也有点吃力的样子。
(收入《流盲》,1944年12月中国科学公司初版)
十四、烬余录
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像威尔斯①的《历史大纲》,所以不能路于正史之列,便是因为它太合理化了一点,自始至终记述的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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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威尔斯(Herbert George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除小说创作外,他也从事社会历史研究。
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在香港,我们韧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难的时候,宿舍的学生“各自奔前程”。战后再度相会她已经剪短了头发,梳了男式的菲律宾头,那在香港是风行一时的,为了可以冒充男性。
战争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应,确与衣服有关。譬如说,苏雷珈、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的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珈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向人打听过。这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
一个炸弹掉在我们宿舍的隔壁,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难中苏雷珈并没忘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虽经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苏雷砌加人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也还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同他们一起吃苦,担风